鲁迅传统终结之后

第５期　新时期鲁迅研究笔谈　３　的反应也是冷静的，大多数鲁迅研究者都将这种对鲁迅的　批评看作是社会变化、文化发展的正常现象。这是２０世　纪中叶以来，鲁迅研究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无疑是一种巨　大的进步。其实，从鲁迅本人来看，他是那种爱憎分明、缺　乏中庸气质的作家，既容易赢得强烈的共鸣，也容易引起　剧烈的不适、反感乃至激烈的批评。这就注定了他那种在　大风大浪里起伏、动荡的命运。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经　典性作家，都必然遭遇各种不同的理解，遭到千奇百怪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误读，当然也包括反面的批评。经典作为　一种历史记忆的留存，无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移动而为人　们所塑造。没有遭到质疑、批评的经典作家最多只是一种　权力垄断的反常性经典，而非正常的经典。经典之为经　典，就在于其置身于历史过程中的这种无限的自由阐释。　从这个角度讲，在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的新世纪鲁　迅研究，依然是９０年代鲁迅研究惯性的延续。直到目前　为止，学院派的鲁迅研究其实仍然定格在９０年代中后期。　渴望“走近鲁迅”或者“还原鲁迅”的努力并没有拿出超越　以往的成果。随着历史的移动，“还原”的冲动会不断递　减，而各种不同层次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误读”也许会不断　涌现。近几年的“鲁迅研究之谜”、“鲁迅活着会怎样”、“新　发现的鲁迅”等等，都和“还原鲁迅”无关，它们只是鲁迅作　为经典文学家被自由解读的表征而已。　［王学谦（１９６２一），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　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传统终结之后　

刘祥安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２１）　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或者说，鲁迅是什么　样的人？　这或许是一位中学生都可以脱口作答而不必追问的　问题：鲁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　学家。我无意辨析鲁迅到底是否可以称为革命家、思想　家，将鲁迅视为革命家、思想家已经成为历史。在革命年　代和革命意识形态统辖社会的年代，为数众多的研究者深　入研究过鲁迅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与集　体主义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作为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　构成，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建构史的一部分，这是事实。在　启蒙意识重兴的２Ｏ世纪８Ｏ年代，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的　身份，也曾经引发了大量的研究，鲁迅的启蒙思想、立人思　想、改造国民性思想乃至人道主义思想，成为了现实社会　思潮的资源，虽然这时的“思想家”已经另有所指。将鲁迅　视作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与革命时代、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　紧密关系，与将鲁迅视为启蒙思想家与社会启蒙思潮之间　的互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研究的视角一直与社会　现实运动、社会思潮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正是鲁迅研究　的不竭的活力所在。只是，如今革命时代过去了，启蒙思　潮，不论鼓吹者是否情愿，也在经济生活大潮与大众文化　浪涛的合击下消退了。８Ｏ年代后，尽管仍然有不少论者　从“思想家”的视角研究鲁迅，但也主要关注鲁迅对于个体　生命哲学的思考，此“思想”非彼“思想”。在当代学术视野　中，鲁迅似乎就只有“文学家”的身份还能获得广泛的认　同。然而，２０世纪并不是一个文学的世纪。剔去文学之　外的意义，从纯文学视角看，鲁迅也就剩下《呐喊》、《彷　徨》、《野草》等创作。在纯文学与形式批评观念的规范下，　在中外文学史的参照下，鲁迅的意义日益令人生疑，甚至　于似乎已经终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纪之交，鲁迅　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好斗”与“骂人”等等，一度成为诟病　鲁迅的理由。　其实，鲁迅的意义没有终结，终结的只是２Ｏ世纪鲁迅　传统的意义。　鲁迅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存在，在２Ｏ世纪，学者通过对　于鲁迅的解释，建构了以“革命”、“启蒙”为核心的鲁迅传　统。不可否认的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　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触及了社会的深层结构，波　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革命”、“启蒙”为关键词的　鲁迅传统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化了的局势。鲁迅传统的危　机正是这一巨变的必然结果。人们不再能从传统中得到　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乃至变革世界的知识与启示时，这一　

传统就发生了危机。传统的危机就是解释的危机。要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４　泰山学院学报　第２８卷　抛弃，要么重新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传统的危机　也是鲁迅研究重新出发的机遇。　需要重新回到鲁迅那里。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鲁迅最基本的身份是一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位作　家、一位传统文化和社会文明的批评者、反抗者。在鲁迅　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鲁迅的道　路选择、文学创作的选择，鲁迅关于传统、社会以及文明的　态度，对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代知识分子，还　有什么意义吗？　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面对的是儒学传统无法有效应　对西方挑战的危局。与儒学传统衰落一致，在制度层面，　科举考试废除了，传统“士”的道路中断了，知识分子被抛　向社会。被抛向社会的读书人必须自谋生路。在一片混　乱中，社会对于文化的选择出奇一致：西学。读书人的选　择，是留学或进入新式学堂。鲁迅的求学生涯具有典型意　义，他从乡土中国走出，走异路，逃异地。从最初的学工，　到后来的学医，最后弃医从文，经历了从自然知识而转向　价值领域的过程，由具体到抽象、由自然到人文的过程。　几乎是一样的历程，胡适从学农转向了哲学，郭沫若、郁达　夫从具体的技术性知识的学科转向价值的关怀，茅盾违逆　了父亲的遗愿，放弃了工科而选择了文科。这类转向具有　必然性。那些关乎自然知识的学科是伴随西方工业革命　而发展成熟的，是为西方工业社会服务的。而在当时的中　国，除了通商口岸有少数的企业，缺乏足够的吸纳他们的　场所；即便是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乃至于法学，也是　为西方国体、政体等制度服务的知识，在中国并无对应的　社会基础，也无相应的机构需要它们。就是说，作为一个　社会，对于现代知识者，在结构上，并未为他们提供相应的　位置。自然，留学归国的与国内大中学校毕业的学生们，　有一部分被社会体制吸纳，进入军队、政党、学校乃至企　业，但是更多的则漂泊于社会。即便进入社会体制的那一　部分人，也多是通过改行而进入的，如果他们不抛弃所接　受的教育，那么他们也是一个漂泊者。　漂泊于社会，是由知识传授体制决定的。中国现代新　式学校是在面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　那里传授的是西方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是不好，而是与乡　土中国缺乏有机的联系，在乡土中国，它们不过是些漂浮　的能指。接受这类知识训练的知识者与乡土中国也就必　然的脱离了关系。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人都不能想象　他们能再回归于乡土中国。文字成为他们一部分人最后　无奈的赖以安身立命的依据。文学对于他们既是谋生手　段，也是自我认同的依托，更是他们赖以对社会发言的渠　道。正是在社会上漂｝白的知识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现　代社会文化的基本取向。这漂泊一群的最大特征是无根。　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经过一般西方知识的训练而成为现代　知识分子．正是断了根的一群。他们赖以生活的．是西方　工业社会提供的一切，衣、食、住、行甚至娱乐方式都离不　开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不仅是文化传统上的根断了，并　且是世俗的根也断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诉求、思维方　式、言谈举止甚至衣着打扮都与乡土中国格格不入。没有　乡土中国的现实之根而又作为乡土中国的书写者、表现　者、批判者，其问的悖逆、混乱、冲撞与尴尬，构成了这些书　写中深刻的内涵。研究者已经充分注意到鲁迅小说中对　于乡村的书写，他的叙事者一次次在想象中回到乡土中　国，一次次失望地离去。对于他们，乡土已经关闭。　后期鲁迅生活在上海。上海这个因通商而形成的特　殊都会，其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以及比较完善的稿费、版税　制度，为鲁迅的文字生涯提供了条件、保障。正是在这里，　鲁迅展开了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批判，在“阿金”式的叙述　中，在大量的杂文中，鲁迅的批判与否定姿态一如其早期　对于实业救国，对于维新与改良，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乡村　中国的决绝。贯穿鲁迅一生的不懈的批判、否定、反抗既　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无奈。这个漂泊无根的一　群没有世俗的现实之根，没有植根于世俗人生的诉求，只　能根据抽象的价值原则通过对于社会的批判与反抗达成　自我的实现与身份的认同。然而，批判的、反抗的自我确　认与认同没有内在的积极力量。　无根的漂泊者并不是某个知识者个体的特殊遭遇，而　是中国现代知识者共同的命运。鲁迅，作为２Ｏ世纪中国　最敏感的心灵之一，在他的人生与创作中充分表现了无根　漂泊者的悖逆、混乱、冲撞与尴尬。《伤逝》寓言式地提供　了一个脚注。对于涓生，子君曾经是一个好学生。这两个　“恋爱”的青年的交谈中，“充满了我的语声”，这个“我”“谈　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　尔，谈雪莱……”以这一套西方话语对子君进行启蒙。结　果便是子君对于西方话语的认同：“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　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于是他们同居。然而，其后涓生一　面对生活的现实与世俗的子君，就“隔膜”了。涓生如果认　同子君的生活，他就失去了自我，他的身份就会出现危机，　他只能在对于子君的否定中维持自我的确定性，这正好证　明他的诉求并非来自具体的世俗人生，而是抽象的观念。　否定本身就是意义。　当代知识分子面对的是经济建设取代政治革命的时　代，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原有文化意识形态同样在转换。　但是，无论意识形态如何转换，这些话语都来自欧美社会，　并且与乡土中国总是隔膜；与社会转型相一致，是制度层　面的巨大变革，虽然这一变革来得缓慢，但每个个体都已　经切实感受到它的压力：国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分配　制度，在大学里学习了许多一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　乃至人文知识的学士、硕士和博士们，毕业意味着需要化　巨大的气力找到工作，无论是否找到工作，他们一样不可　

能重返乡土中国。一旦考取大学，他们与乡土中国的联系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第５期　新时期鲁迅研究笔谈　５　就此切断——既是现实意义上的切断，也是文化意义上的　切断。不仅他们，即便现今的文学研究者，虽然来自乡土　中国，但是他们同样没有世俗的具体诉求，他们一边过着　世俗社会生活，一边在研究中使用另一套话语。作为研究　者与作为生活者的知识者是分裂的：一个沉溺于世俗，一　个漂浮于知识话语的太平洋。在这里，知识者的命运是一　样的，我们分享着２Ｏ世纪知识者的文化环境，在我们充满　否定情绪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藏着几分鲁迅气质。　

“不合　时　宜＂的鲁　迅　当我们在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中，在２Ｏ世纪知识者　的文化环境中，在中西方冲突、冲撞的历史语境中观察知　识者肖像时，当我们试图认识知识者的时候，我们发现鲁　迅仍然具有当代意义，通过他，可以照见自身。这或许为　我们重新理解、阐释鲁迅提供了新的视界。　［刘祥安（１９５７一）。男。江苏兴化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　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　口　

邵瑜莲　乎时　宜’’的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世纪更替本身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进化的时间观。每　至世纪末，人心多生惋叹，慷然慨然；即临新纪元，则又如　临春温，欣然生无限希望。然而，我也只能说，希望不过是　人类对于将来的一种善良想象而已，它有待于人们对过去　世界自做反思，在现实社会中辛苦履道、自做功夫，而其中　还会有鲁迅所说的污秽与血；并且，不一定会有革命文学　家所许诺的“保障最后的胜利”。但是，揆之人类历史，思　想的光耀有多少是在锁链中发生，又有多少是在花环中培　育的呢？列　于思想者鲁迅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种种“后”、“新”的耳食之学流行蔓延的当代学界，　“后鲁迅时代”是一个以同样的理由杜撰出来的名词。“后　鲁迅”者，意味着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鲁迅可以如“告别　革命”一样轻松宣布“告别”了。这不免让人想起１９２８年　的那些以宣判阿Ｑ时代的死刑来急切证明自己进步、先　锋的革命文学家们。实际上，阿Ｑ所揭示的国民性病症至　今仍顽梗于我们这个缺少自省的民族的精神根脉中，阿Ｑ　的时代仍然与时俱进、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们这个仍然喜　欢自夸先进、文明的“盛世”。仅此而言，鲁迅身后的时代　仍然是鲁迅的时代，鲁迅时代与鲁迅之后时代的沉重问　题，以及鲁迅以思想者的自觉面对、承担、思考这些问题的　沉重价值与意义，并非“后鲁迅时代”这样一个轻巧的名词　就可以悄悄绕过去的。无论喜欢与否，超然与否，我们都　必须面对我们这个尽管有所改善但疾病、贫穷、矿难、污染　依然严重存在的时代，有所改革但公平、正义、自由、民主　依然亟需改善的社会。也因此，我们仍不得不重新面对鲁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