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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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兼议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时间:2011-01-24 15:26来源:本文修改稿发表于台湾研究2010年第5期作者:黄祖辉邵科徐旭初点击:722次台湾农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兼议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1]Experiences and Implications from Chinese Taiwan Farmer Associations: Wha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Mainland Farmer Cooperatives黄祖辉邵科徐旭初(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9)摘要:作为东亚小农社会典型之一的我国台湾地区,其综合性农会组织曾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发展环境获得巨大成功。
在新时代条件下,台湾农会陷于寡头控制,面临政治化路径锁定和退出机制失灵,亟待转型调整。
大陆在身处全球一体化,开放、动态和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已基本确立背景下,更应考虑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以自由、独立的农民为基本经营单位,构建和完善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区域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联合社)为支撑,全国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盟(联合会)与全国性农业产业协会为龙头,坚持市场化、专业化价值取向的合作组织网络体系,达到农民收入增加,地位提升和权益维护,主体性和现代性彰显之目标。
关键词:台湾农会;综合性农民组织;专业合作社;市场化一、引言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作为新型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重要组织载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
截至2009年底,全国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4.64万家,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2%。
然而,在这些年里,关于农民合作组织的专业化与综合化发展道路的争议从未停止。
一些研究者认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新道路才适合当前的国情,也有一些地方进行了综合农协模式的积极探索。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商贸 2012年6月215台湾加工贸易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辛姗姗摘 要: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台湾加工贸易规模和结构都有显著的提升,加工贸易作为台湾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出口、利用外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带动了台湾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
回顾台湾40多年来加工贸易的发展,经历了数次的成功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今研究台湾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台湾 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2)06(c)-215-021 台湾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台湾是第一个在亚洲设立出口加工区的,1965年1月30日台湾公布的《出口加工区设置管理条例》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随后,高雄加工出口区以及楠梓加工出口区和台中加工出口区相继落成,成为台湾设立的第一批加工出口区,40多年来,这三个加工出口区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为9万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目前台湾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设置以海空联运为主的仓储转运专区,台湾制定了许多优惠的政策来促进储转运专区的发展,这些优惠政策包括降低营业收入所得税、对产品内销的优惠税率、同一专区货物流动的优惠政策等等。
在2010年6月29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协议中指出两岸之间的关税减到零,充分刺激了台湾的对内地的出口。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表明,两岸签订ECFA 将促使台湾GDP 上升1.65%~1.72%、总出口上升4.87%~4.99%、总进口上升6.95%~7.07%、社会福利增加77.1~77.7 亿美元、贸易余额增加17.6~17.8 亿美元,就业增加25.7~26.3 万人[1]。
依据中国大陆海关统计,2011年1~11月台湾出口大陆总额为1,141.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1,050.64亿美元成长8.66%,其中大陆方给予台湾方面之ECFA 早期收获清单内货品之进口额约为182.7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之164.19亿美元成长11.32%,显见早期收获清单内货品之出口系较总体出口额成长为高,使ECFA成为带动台湾经济的重要因素[2]。
技术交流经验分享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技术交流成为了推动创新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无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交流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在技术交流方面的经验和心得。
首先,技术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能够打破知识的壁垒,让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相互学习、相互启发。
通过交流,我们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技术趋势和发展动态,避免在自己的研究或工作中走弯路。
同时,技术交流也有助于促进合作,让各方能够整合资源,共同攻克技术难题。
在参与技术交流活动时,积极的态度是关键。
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不要因为担心自己的观点不够成熟或者不完善而保持沉默。
只有勇敢地分享,才有可能获得他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思路。
同时,也要保持谦虚的心态,认真倾听他人的发言,尊重他人的观点和经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独特的视角,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往往能够让我们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有效的沟通技巧在技术交流中也至关重要。
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技术观点是基础。
在阐述复杂的技术问题时,要尽量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和行话,以免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可以通过举例、类比等方式,将抽象的技术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
另外,善于倾听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他人发言时,要集中注意力,理解对方的核心观点,并通过适当的提问和反馈来表明自己在认真倾听,促进更深入的交流。
准备充分也是进行成功技术交流的必要条件。
在参加交流活动之前,要对自己要分享的技术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整理,确保能够有条理地、系统地进行介绍。
同时,也要对可能涉及到的问题进行预演,以便能够及时、准确地回答。
如果是参加会议或者研讨会,还可以提前了解相关的主题和参会人员的背景,这样能够更好地把握交流的方向和重点。
技术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学术会议、技术论坛、在线社区、工作坊等等。
不同的形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流平台。
中国工业化的制约因素、成功经验和发展展望摘要:工业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推进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过程。
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量的快速增长,新兴部门大量出现,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国民消费层次全面提升。
在新中国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并最终成功地克服了不利因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便这样,仍然不能盲目乐观,需要正视前行道路上新的机会和挑战。
关键词:中国工业化;成功经验;机会和挑战一、工业化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进展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推进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过程。
在工业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量的快速增长,新兴部门大量出现,高新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国民消费层次全面提升。
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主要经济指标有4项:一是人均生产总值。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初期阶段,3000美元为中期,5000美元为后期;二是工业化率。
即工业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
工业化率达到20%-40%,为正在工业化初期,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化国家;三是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一般工业化初期,三次产业结构为12.7:37.8:49.5,就业结构为15.9:36.8:47.3;四是城市化率。
即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工业化初期为37%以上,工业化国家则达到65%以上。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提到,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7个省市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工业化后期阶段。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提供的数字显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50%,不仅远远高于2000年发达国家28.6%的水平,而且也远高于2000年发展中国家33.4%的比例。
移植台湾农会经验发展大陆综合农协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2009.7农会是台湾农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从日据时期设立以来,历经百年,至今不衰。
1949年国民党上岛后,进行农会改组工作,遂奠定了今日台湾农会的组织架构和系统化的农会发展政策。
到2007年,台湾农会有正会员1038569人,赞助会员924131人,会员总数为台湾人口总数约8.5%。
2007年,台湾农会的净盈余总额为483719万元新台币,总资产为790.65亿元新台币。
迄今为止,这个百年老店仍然具有良好的经营效能和工作业绩。
这对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陆农村发展走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析与借鉴的对象。
本文从阐释台湾农会的历史作用入手,通过总结其基本经验,引出主题,即大陆为什幺需要移植台湾经验,而后,针对大陆进行中社会政策试点——湖北省建始县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建设中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政策性探索。
一、台湾农会的历史作用台湾农会和大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会以及合作社概念完全不同,既不是政治团体,也的确不是单一经济功能且只有部分农民参与的专业合作社,而是农业者的公会。
它以专业农民为主要会员,它兼具农政(农业行政)、农事(农业事业运营)、农推(农民教育推广)三大功能,下设农业推广、农业信用、农业运销机构,为农业谋改良,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谋繁荣。
在农政方面,重点在于指导农民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发展。
农会接受政府委托,作粮食代理、土地划分、代发老农津贴;在农事方面,不仅从事农业金融、信贷、保险、供销等经济业务,还在农民养老、健康、文化等方面推进社会事业;在农推方面,既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教育,又承担妇女和农村青少年教育。
台湾农会在台湾迈向现代化社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了政社合作下的新型小农户可持续经营的新工业化模式。
其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值得深入探究。
1、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基础工程的锻造者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是典型的小农社会,人地比例很低,在世界上属于以传统农业谋生的落后地区,自1949年以来台湾经历过若干经济和政治危机,例如1949年人口剧增①、农业凋敝、财政赤字,物价飞涨;1971年退出联合国,外援断绝,遇到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1973-1979遭遇国际石油危机….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一举跨入世界先进地区,1994年,人均年所得达到11604美元,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6%;37.3%;59.1%,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经济发展的使用案例研究成功经验总结近年来,经济发展一直是各国政府致力于提升全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国家繁荣的关键议题。
为了更好地实践和推广可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用案例研究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手段。
本文将通过对几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进行总结和分析,探讨其中的成功经验。
一、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新加坡是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案例。
它在独立之初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但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成功地将国家从一个贫穷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
其中,新加坡政府实行了积极的产业政策,大力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他们鼓励创新,投资于科技研发,并鼓励外国直接投资。
此外,新加坡注重提升人才培养和教育水平,使得劳动力具备了先进技能和知识。
通过这些举措,新加坡迅速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和科技中心。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和不平衡。
然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措施。
其中包括推动农业改革,开放特区以吸引外资,建立自由经济区等。
这些政策和措施引入了外国技术和资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帮助解决了国内的贫困问题,并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三、芬兰的创新驱动发展芬兰是一个拥有极高科技含量的经济体,并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案例。
芬兰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他们也鼓励创新,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此外,芬兰政府推动科技研发和技术应用的合作,鼓励产学研结合,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通过这些举措,芬兰成功地将经济结构由传统的重工业向高科技和知识产业转型。
结论通过对新加坡、中国和芬兰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案例进行研究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成功经验。
首先,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注重人才培养和教育水平提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最后,鼓励创新和技术研发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关键。
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行模式与功能定位作者:刘辉杨忠泰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7年第14期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企业、产业竞争的加剧,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得到较快发展。
陕西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等6家产业技术产业研究院对运行模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取得到较好成效,但仍存在着理事会会议未形成制度化、联系分散、目标定位分散、赋予太多功能等问题。
应借鉴国内新型研发组织实践的成功经验,将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在主要为区域和主导产业提供公共共性技术支撑和服务。
关键词:陕西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共性技术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166-04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地方产业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不断涌现,有效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并为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经验,但在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陕西省6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试对此作一探索。
一、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的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科技发达省份涌现了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其快速发展,有其客观的现实需求和条件。
首先,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传统企业和产业类研发组织在高端人才聚集、激发研发人员积极性创造性、快速跟进服务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方面存在严重体制机制障碍,迫切需要经营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创新。
这就为服务产业技术创新的研发机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产生集产品开发和产业创新服务于一体的产业技术研究院。
为统筹产业创新资源,加强政、产、学、研、用结合,迫切需要在政府支持引导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产业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联合共建新型研发组织,形成新的研发机制[1]。
其次,企业竞争由产业链向研发链前移,新产品研发速度加快,对专业化研发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
香港科技园(Hong Kong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中密度,科技园公司自主开发型科技园(1)概况科技园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立的法定机构,占地22公顷,提供20幢具最先进实验室配套的大楼,提供办公室面积达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容积率约1.5,中密度科技园。
园区的目标:将带领香港在重点科技领域上,成为国际首屈一指的创新科技发展中心,以及高增值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及服务业的枢纽。
园区的使命:Ÿ提供优质基建及支援设施,以促进重点科技领域的创新及科技发展,并提升制造及服务业的技术水平。
Ÿ为新成立的科技公司提供拥有全面支援服务的“科培计划”。
Ÿ透过举办顾问、培训及研究计划,以加强业界与大学/应用研究机构的合作。
香港科技园目前分三个阶段进行建设。
(2)特征位于港岛区市中心和中国大陆边界的中间点,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令科技园的交通变得极为便利。
提供一站协作式的支援服务。
沿海而建的大楼为各单位提供全海景景观。
(3)经验1)规划设计经验充分利用珍贵的海景资源,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
以及设计配套的人性化和完整性。
2)开发运营经验强调园区公司一站协作式服务,以及引领香港在重点科技领域上的进步。
台湾新竹科技园(Taiwan Hsinchu Science Park)中密度,学院化、公园化和社区化型科技园(1)概况新竹工业园区位于新竹市东南部,园区用地约600公顷。
以美国斯坦福科学工业园区即硅谷为模拟样板,成为全球唯一成功翻版硅谷的科技园(亚洲三大科技园之一,其余两个分布是日本筑波和韩国大德)。
六大支柱产业,即集成电路、电脑及辅助设备、通讯、光电、精密机械和生物技术。
就业人数达到10万余人,研发人员占总员工数的12.5%。
园区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大规模基建、制定优惠政策阶段;·高科技标准化生产主导阶段;·研发与生产平分秋色阶段;·力图研发活动为主的阶段。
台湾农产业发展及启示一、台湾地区农业产业化的经验台湾农业产业化是在农民要求下,政府通过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推进农业结构变化,逐步提高农业市场化的过程。
在台湾地区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发展维度。
1、政府推进是台湾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提。
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台湾地区民众,尤其是农民对农业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为了适应民众的需要,台湾当局在1949到1953年推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自耕经营。
通过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颁布《台湾地区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台湾地区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耕者有其田法》等法律法规,使绝大多数台湾民众获得了大概每户0.6公顷的土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台湾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格局。
但是,这次土地改革在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要是耕地过度零碎,小私有经济的农业经营方式显然不利于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1980年,台湾当局推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一方面扩大农场经营规模,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
其中,“共同经营”“、委托经营”、农业“生产专业区”等措施,是极为有效的手段。
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而且,通过一些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实现了农民组织化,农业规模化,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小农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的矛盾。
2、科技进步是台湾农业产业化的动力。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地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学习与借鉴较为深入,而且,台湾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注重用农业科技推进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与科技产业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推进了台湾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合作,也促进了与农业相关科技的产、学、研结合,形成了农、科、教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的态势。
台湾的学术机构(上游)、研发单位(中游)与产业界(下游)的协调整合与统筹兼顾是台湾农业科技产业化取得明显成效的基本经验。
台湾大学农学院于1928年设置了农艺、农工、农化、植保、昆虫、森林、畜产、兽医、农经、园艺、农推、农机、食品等13个系所,另有农业、林业、动物、水工、农机、气象、电子、自动化、同位素等12个场(馆)。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台湾工研院发展概况从时间序列来看,台湾工研院的成长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3~1978 萌芽期1979~1985 成长期1986~1989 发展期1990~1994 茁壮期1995~全资源经营时代基于系统观来看,在资源投入、组织演化及经营成效几个方面,工研院历时30载,几经沿革与嬗变,发展成为时下的强势态。
资源投入包含经费和人力资源两方面的指标,组织演化包括组织沿革与组织再造,经营成效包括技术发展、技术实施、产业服务、创生企业及建构增长点等。
资源投入经费结构按照《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条例》有关规定,工研院由政府出资创立基金成立。
历经30年的发展,工研院的经费来源逐渐从纯粹依赖政府投入转变为以合约经营为主。
1990年代以来,工研院强化了产业服务,以1:1为量化指标,即承接公共部门(含政府相关机构)项目的经费与面向产业服务的企业委托项目经费比例持平。
经费结构如下:①公共部门项目经费:政府相关部门委托。
②技术服务项目经费:军方、企业委托项目,以及面向产业的咨询、培训、检测、分析等服务项目。
③创生企业收入:通过技术创新,接受委托的特定产品研发项目。
④业务外收入及捐赠收入。
人力资源结构人力资源现存量6000人左右,平均约36岁,硕、博学历占总人数的比例由成立之初的18.66%上升到51.97%。
工研院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平均工龄十年以上,大部分为专业人员,几乎涵盖了所有技术领域,分布在7个研究所与5个研究中心里。
工研院不仅是技术研发机构,也是高技术人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孵化器。
到2002年,从工研院转业到各界的人员累计超过1.5万人。
工研院输出人力资源的原则:①遵守知识产权及相关的纪律规定;②避免影响重大项目的进行。
组织演化组织理念工研院的任务是:提升产业技术,创生新兴产业,改造并升级传统产业;开发产业技术,通过推广和应用优化产业结构。
围绕这个任务,工研院历任院长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理念:①王兆振:致力于工研院基础性研发能力建设和人才培育。
②方贤奇:配合政府发展战略性产业为工作要旨;③张忠谋:积极推动技术扩散,涉入高技术领域。
④林垂宙:加强技术服务,积极参与产业活动。
⑤史钦泰:坚持“全资源经营”理念,力主整合工研院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形成总体产业效益,强化产业竞争力,发挥工研院整体价值。
⑥李钟熙:笔者2003年10月底到工研院考察时李钟熙刚刚上任,组织理念尚不知晓。
值得强调的是,史钦泰主张的“全资源经营”理念是台湾工研院自1973年7月成立以来的重要沿革。
具体包括三大策略:①提高有形资产的附加值;②开发无形资产的有形价值;③发挥杠杆和桥梁作用,整合可用资源,追求产业效用最大化,使工研院得以永续发展。
主业变迁为了提升产业技术,工研院随着产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
随着产业需求激增,开始扩散研发成果,并适时转移人才,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创生。
当前则以积极创造经济效益为主,推动产业界投入研发活动,配合政府均衡发展产业,开发前瞻性技术领域。
总之,工研院的主业一直在变动之中。
在成立的前十年,处于萌芽期和成长期,致力于建立基本能力,网罗并培养人才;发展期的重点在于积蓄研发实力,将技术成果推向产业界,并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茁壮期扩大技术服务层面,追逐服务效益,增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加速产业技术发展并促进产业升级;进入全资源经营时代,通过整合有形与无形资源,呈现出创新与国际化的新态势。
组织沿革1973年,工研院初创之时,仅设立金工所,矿研所,联工所。
到了2002年,则演进为“7所5中心”,分别为:电子、电通、光电、机械、化工、材料、能资等7个研究所,及量测、航太、工安卫、生医及系统晶片5个研究中心。
组织再造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促使工研院必须转变为创造知识的组织。
为此,成立了前瞻性的研究机构——纳米科技研发中心;围绕产业服务效率的提升,重新组合并建立了技术转移服务中心、资讯技术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和会计资源中心。
经营成效技术发展为加速成果转化,1986年工研院制定了《技术扩散实施办法》,涉及的内容有技术扩散报道、技术公开和技术转移。
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安排。
在知识产权产出方面,岛内累计获证专利数为5300余件,岛外累计获证专利数超过2300件。
目前,平均每天产出2.4件专利,3.8个研讨会。
技术实施工研院以多元化的方式(产业界先期参与、国际合作、交互授权、知识产权授权与许可)进行技术转移,加快了技术转移到产业界的速度,缩短了技术开发与商业化应用之间的差距。
目前,平均技术转移1.3件/天,年总数超过340件。
产业服务为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军、公、民、政业务和人才培训,工研院深化了与产业界的合作关系。
目前,平均每日委托及合作研究项目4.2件,每日提供服务厂商110.3家。
创生企业创生企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产业化模式。
依据工研院的政策,凡由工研院正式规划核定,将某种成熟的技术连同关键人员一并转移而成立的公司,即为工研院的衍生公司。
工研院于1980年首次以衍生公司的方式促成联华电子公司后,又在1990年正式出台了《工研院筹设衍生公司办法》,从而加速了创生企业的步伐,有代表性的公司如台湾集体电路制造公司等。
构建增长点工研院的技术发展战略主要以建立核心技术、环境建构、研发创新、提升产业技术能力为主,同时善用国际科技资源,注重前瞻性技术和创新性技术的研发。
工研院创立初期,基本上是开发或引进关键性技术,技术熟化后转移到企业,由此形成新兴科技产业。
此后,工研院选择前瞻性技术,以及具有实用性的重要技术,经与学术机构合作,提升研发能力,然后进行产业化。
目前形成新的增长点的领域主要有:电子与资讯、材料与化工、能源与环境、机械与自动化、生物与医药。
台湾工研院的定位、角色与功能为提高产业竞争力,一些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并采用适当的政策工具进行制度化实施,建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就是其中的典型组织机制之一。
例如,美国的国家标准技术院(NIST)、日本的工业技术研究院(AIST)、荷兰的应用科学研究院(TNO)、澳洲的科学产业研究院(CSIRO)和韩国的科学技术院(KIST)等,大都是因应这种政策目标而组织建设的结果。
这些机构在各国的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产业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转移等多重角色,致力于提升产业技术。
台湾工研院的政策指向与定位作为政策工具,工研院在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但是,在总的政策指向下,世界各国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任务、形态和经费来源并不相同。
有的组织由政府提供全额经费,并以基础研究为导向;有的肩负公共目标,属于非盈利组织,从事公益性研发活动。
可以说,工业技术研究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研究机构,另一类是应用性研究机构。
台湾工研院则属于后一类。
70年代初,台湾政府提出工业发展应进一步转向高级工业与精密工业,需要革新技术、改善品质、提高生产力,以加速实现现代化目标。
为此,1973年初成立工研院。
1979年颁布《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明确提出工研院的任务:接受政府委托研究开发,辅导厂商研究开发,加强外界工程学术团体合作,关键性技术引进与推广,协助中小企业研发,针对关键性新技术及新产品进行市场分析及经济评估,设置小型实验工厂,成立技术转移公司,推动试验及试制服务,积极筹设能源研究所等。
自1986年始,在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计划中,工研院被定位为任务导向的应用性研究机构。
90年代初,随着世界各国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工研院在技术供给的角色上加重了前瞻和创新的比重,并积极转型,成为市场导向的研究机构。
在2002年工研院制定的《2008策略规划》中,将业务方向调整为“产业科技研发,知识型服务,技术衍生价值”,为此形成的新定位基点:①创新前瞻科技;②育成知识密集型产业;③促成知识化服务业;④建置产业学院;⑤构筑基础平台;⑥促进永续发展。
台湾工研院的角色与功能作为台湾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工研院凭借其在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中的独特角色,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创新绩效和独特的功能,具体来说体现在:知识生产在知识生产上,台湾工研院累计获证专利数与世界各国同类机构相比稳居群雄之冠。
在向美国申请核准的发明专利数上,工研院遥遥领先,显示出工研院在知识资产累积和保护上的前瞻性,以及对台湾科技竞争力的贡献。
创新网络早在20世纪80年代,工研院在研发管理上坚持实践(Practice)、桥接(Bridge)和借力(Leverage),进而形成了密布多重节点(Linkage Pin)的创新网络,采取许多有价值的策略和措施如下:(1) 通过产业协会、产业联盟与厂商建立互动关系,于1996年成立开放实验室、创业育成中心,加速了新创事业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2) 通过人才输出与扩散,形成产业社群网络。
累计到2002年底,工研院离职员工共计15877人,大多数扩散到产业界,主要担任研发及经营管理职务。
通过人才扩散形成的产业社群网络,一方面促进了台湾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奠定了工研院最大的无形资产。
(3) 通过产业技术服务,培养产业接纳技术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此延伸创新网络。
工研院一直零散地接纳工业人才培训,到2003年成立产业学院,积极整合工研院跨领域的知识网络、人才和实验室,协助产业界迈向新兴产业及战略性前沿领域,由此延伸了创新网络。
(4)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工研院具有两种“位态”:一是位居技术研发和技术产业化的中心位置,由此贯穿创新系统的资源与链接点,因而具有运筹创新资源的功能;另外是位居“大学-产业”链条的核心位置,政、产、学、研、商通过工研院启动创新机制,因而使得工研院具有策略性运转创新系统的功能。
战略伙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工研院一直是政府的战略伙伴和臂膀。
这种伙伴关系从早期积体电路的技术引进,新兴产业的协助建立,直到近期前瞻性技术创新和政府层面的科技计划的推动,越来越紧密。
总之,30多年来,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实施、满足产业需求,工研院成功地转换角色,不仅展现因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弹性,而且在技术产业化和产业互动上尽显工研院的独特性。
台湾工研院的贡献科学技术不是冥想中的生产力,市场也不会因为政府简单地放松管制就能够提供资源配置效率,重要的是如何促使市场经济与产业技术有效地整合。
有效整合的关键在于提供组织资源,工研院就是这样一种组织资源。
在亚当·斯密把市场认定为“看不见的手”,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把大企业视为“看得见的手”以来,市场和大企业作为配置资源的“执行者”已经被政策制定者看作是发展经济的“轮毂”,一方面需要为市场厘定法度,另一方面需要谋划大企业快速发展的诀窍。
然而,不论怎样,仍然需要一颗大脑为各种行为者提供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