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图景”看“社会秩序”的建构

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秩序建设中的若干关系新时代社会秩序建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此外，社会秩序建设所牵涉到的众多关系也极为复杂。

因此，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秩序建设中的若干关系尤为重要，下面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稳定与变革的关系建设社会秩序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治安，而稳定又是建设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

然而，社会在不断变革，因此，稳定与变革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建设，我们需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反思和改变已经存在的问题。

二、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建设新时代社会秩序，必须在追求公正的基础上，更注重工作效率。

有效率的执行有助于协助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厘清规范和问题解决的目的。

三、共治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建设新时代社会秩序，需要依托于共治思想，使群众参与其中。

共治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代表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群众自发性参与的动态关系。

强度和广度的群众参与有助于形成凝聚力和共识，使社会秩序建设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四、法治与综合治理的关系建设新时代社会秩序，必须依靠法治思想，加强制度建设，惩戒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

综合治理则需要将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两方面互补结合，做好制度的立法、实施和运用，通过各个环节实现整合治理。

法治和综合治理是协同关系、依赖关系，必须相互适应才能进行顺畅运作。

五、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在新时代社会秩序建设过程中，行政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市场会影响社会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而行政则规范社会行为，提供公司不足和经济缺陷的解决方案和保护。

因此，政府需要重视行政和市场的协调关系，通过合理利用必要手段达到良好的社会秩序建设。

总之，新时代社会秩序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必须综合考虑，合理统筹，不断发展。

通过理性思考和科学实践，不断完善知识体系，为社会秩序建设做出更好的贡献。

会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怎样使目前我们看见的发生的这些冲突，逐渐得到化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有下面三点值得我们去议论。

第一点，就是现在中央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种主张，能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根据新的一代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提出来的新的发展观，就要调节整个社会的利益。

因为冲突的背后就是利益的冲突，那么这个就必然要使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要发生一些变化，进行调解。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种主张能不能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我发现老百姓肯定认同，因为老百姓希望调节利益，不管减量也好，增量也好，都希望它发生一些变化，第一点呢我认为这一点决定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路线和方针，能不能得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执政的人，就是当权的人，执政的人，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怎样去看待当前的工农维权抗争，我最近几年来，一直想改变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工农维权不可怕，它是一种社会利益，必然的利益表达，就是说你要改变一种方式，改变一种思路，不要认为工农维权就要对抗我们社会，就要推翻政府，他不是，他们的目标非常简单，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新的一代领导人在处理最新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冷静的、比较科学的认识，对工农维权的一种比较科学的认识，把它们界定为一种维护权益的斗争，而不是对抗体制的斗争，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所以你最近看，很少有提出来，要对他们进行坚决打击、镇压的口号，都是说怎么协调，谈判，大家来平息事情，这是第二点。

决定这个冲突是否走向社会对抗的第三点，就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就是说已有的意识形态能不能得到修复，就是说我们大家共同认识什么呢，这个社会我们大家共同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呢，那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什么才是这个社会大家都遵循的规则呢，在我看来就是法律。

于建嵘：那么这个法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怎么能够保护大家的利益，这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众能够通过他的意志，民众的意志能够转化为国家的法律，而国家的法律能够约束他的官员，他才能够使整个社会走向一个平和的、和谐的这种方向来推进。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理性解读--《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研究》评介孙来斌【期刊名称】《湖北社会科学》【年(卷),期】2013(000)010【总页数】1页(P198-198)【作者】孙来斌【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7【正文语种】中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

“和谐社会”不仅是指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而且首先是指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

心灵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建构既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和外在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研究》一书，是由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梅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伦理秩序的深刻探讨。

一、该书着力探讨符合社会转型要求、关注人们精神自由的伦理新秩序，体现了高远的选题立意当前，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宏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现代化转型。

这些转型，有的具有国际普遍性，有的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从普遍性的角度而言，现代化发展一般会遭遇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困、效率与公平、解构与重建等一系列矛盾，稍不注意就容易跌入“现代化陷阱”，并造成社会发展的断裂。

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50－100年的成果，但同时也累积了其他国家50－100年累积的矛盾和问题，把历时性的矛盾和问题变成了共时性的存在。

与此同时，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转型还遭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先富与共富等矛盾与冲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对建构和谐社会伦理秩序提出了更现实、更紧迫的要求。

该书对上述转型难题和现实困境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并聚焦于建构现代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难题。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探求这些难题的答案时，不是一般地围绕伦理道德建设规范体系去立论研究，而是以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个体平等权利、精神自由为论证的立足点，探讨相应的制度规范和德性伦理秩序建构，这样的立论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拓展了研究的理论视域，深化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水平和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秩序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的转变过程，并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理解这一转变背后的深层机制。

通过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分析，文章揭示了刚性稳定的特征与局限性，以及韧性稳定在应对复杂社会挑战时的优势。

文章认为，韧性稳定是一种更为灵活和适应性强的社会秩序形态，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变革和不确定性。

在分析框架的构建过程中，文章首先界定了刚性稳定与韧性稳定的概念，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接着，文章从多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秩序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的动力与阻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以指导未来的研究和实践。

通过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研究，本文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稳定性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文章的分析框架对于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秩序也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一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二、刚性稳定的历史与现实刚性稳定，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其特点在于，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严格的社会控制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种稳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秩序，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刚性稳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法律严苛，社会等级森严，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

这种刚性稳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秩序，但也导致了社会活力的抑制和民众创造力的束缚。

进入现代社会后，虽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刚性稳定的思维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这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控制的重视和对社会变革的谨慎态度上。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社会稳定被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社会变革和创新则往往受到限制。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刚性稳定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法律规则与社会秩序建构在一个社会中，法律规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石。

法律规则的存在和实施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义，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和谐关系。

然而，法律规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需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本文将探讨法律规则与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影响和作用。

首先，法律规则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和保障。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存在不同的意见、利益和需求。

法律规则通过制定、执行和维护一系列法律，将这些个人的意见融合为一个整体，建立起一个公正和公平的社会秩序。

法律规则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权益，确保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能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要求每个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法律规则在社会中的作用不仅仅是维护秩序，还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信任度。

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而法律规则的存在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共同的准则和信仰。

当每个人都遵守法律规则时，人们之间的信任就会增强，社会关系也会更加和谐。

而当法律规则没有被遵守时，社会秩序就会被破坏，信任也会受到损害。

因此，法律规则的有效实施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法律规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和需求进行调整和完善。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律规则需要能够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情况和挑战。

例如，互联网的出现为法律规则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保护个人隐私、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都需要制定新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应对。

此外，法律规则的实施和执行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些地区或者社会群体可能存在对法律规则的抵触和不信任。

如果法律规则不能被普遍认同并得到有效执行，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威胁。

因此，政府和法制机构需要通过教育、宣传和公正的司法制度来建立人们对法律规则的信任，以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综上所述，法律规则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石。

它们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义。

同时，法律规则还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信任度。

经济秩序的建构摘要：经济法不仅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种制度。

对经济法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对相关主体权利、义务的规定，更应关注政府如何干预经济，经济法是怎样严格按照法的规定实施的，正是这种实施机制使得经济法能够成为活的法律。

国家制定经济法及建立相应制度，不是单纯地为了应对社会经济问题，而应是建构一个既健康又有活力的共同发展的经济秩序。

关键词：经济秩序；经济法一、经济失序和经济法的产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

由于追逐它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它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①但进入20世纪后，现实世界中的市场机制并非如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那样自由有序稳健地运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

无论是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还是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派，都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进行彻底批判的还是凯恩斯。

凯恩斯主义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也为经济法的全面开花，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注意。

如果说经济失序是经济法产生的深层原因，那么，政府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秩序则是经济法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法已不仅是被动地应对危机，而更多地是主动地介入经济生活并力图建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秩序。

政府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秩序，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干预绝非是政府毫无章法地干涉，而是一种对国民经济系统地组织、管理和监督，以期达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

也就是说，干预的目的就是国家试图建构适宜的经济秩序。

二、经济法的宗旨—经济秩序的建构（一）秩序的含义一定的社会秩序总是同一定的行为规范制度相联系的。

秩序是人类各种行为规范的实践过程和结果，现代社会中，法律是最高意义上的行为规范制度，它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重要手段。

构建“理性 和谐 正义的公共秩序”的可能性探析孟　涛（济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关于“理性、和谐、正义”这一理想的公共秩序能否最终在人类社会中建立起来，学术界和理论界众说纷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要探讨这一理想的公共秩序能否构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的基本涵义。

一、何为“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便开始了社会生活，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在人类社会各群体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公共秩序规范体系，维系着社会生活的开展和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公共秩序是也称“社会秩序”，是人们在工作、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为维护公共事业、集体利益和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为了建立一种保障执行后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秩序环境。

公共秩序主要包括社会管理秩序、公共场所秩序、公共卫生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等。

公共秩序状况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是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志。

“理性”，是与人的本能、情绪等感性相对应的概念，人的理性具体是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体现这种思维能力的自觉的、理智的能力和存在属性，在公共生活领域则表现为依照一定的原则、规范、法律、制度、条例等开展活动；“和谐”，即和睦协调，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本身内含着一种秩序性，和谐社会是高度现代化的秩序社会；“正义”，是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原则，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它要求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分配社会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确保公民平等与自由，是人们政治生活中追求的崇高的价值之一。

由此可见，构建“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就是要构建一种包含着“理性的社会控制，和谐的社会关系，正义的社会价值”几个要素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准则。

邓正来: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作为判准的“中国理想图景”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宽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

[1]我认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这是一个没有中国自己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

然而，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呢？显而易见，这个问式之中已然隐含了一个针对中国法学更为直接同时也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作为应当提供中国自己法律理想图景的中国法学，为什么没有完成这项使命？或者如内在批判路径（即以中国法学承诺的目标来批判中国法学的角度）所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据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我个人的回答，亦即透过对这个论题的理论讨论而阐明界分中国法学这个时代的判准，进而揭示出中国法学超越这个时代的可能方向。

较为具体地讲，本书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具有重要影响或者仍具有重要影响的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经由分析，本书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热点思考马克思的社会秩序观张静张陈《光明日报》（ 2012年05月01日 05 版）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是人类的美好追求。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分析和批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人与社会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形态更替等观点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秩序思想，为有效规避国家与社会两极分野引发的社会无序、合理解决社会内部对立和冲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和正确的理论分析视角，为建立稳定团结、公正有序的社会秩序夯实了深厚的方法论基础。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谐秩序建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秩序的生成和表现形式，并反复强调实现未来社会和谐秩序的经济前提，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解放人的手段和调节社会关系的驱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旧的生产关系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解体，使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得以合理地生存和持续。

马克思所指的社会生产力并不是僵化的、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是总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运动着的、灵活而富于变化的生产力。

社会秩序要维持其生命力并保持有效运转，就要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校正。

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模式——构建和谐秩序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认为，和谐社会秩序需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二者间以友好协作、互为服务、共谋发展为指向的关系模式能够形成合力，有效防止、抑制或调解各种社会矛盾，共同关注社会福利的增长，促进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的生成。

马克思在亲历并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认识到，要克服社会的消极因素，消除国家的历史局限性，避免彼此掣肘与相互羁绊，只有国家与社会之间张弛有度才能建立融洽和谐的、持续有序的互动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