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第1篇一、前言岁月如梭，转眼间一年又即将过去。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地方志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布局，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深入推进地方志事业改革创新发展。
现将本年度地方志工作总结如下：一、地方志编纂工作1. 编纂进度本年度，各地、各部门按照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要求，积极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
截至年底，全国共有35个省级志鉴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完成或超额完成编纂任务，共计编纂各类志鉴120部。
2. 质量控制为确保编纂质量，各地、各部门严格执行《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编纂通则》，加强对编纂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同时，充分发挥专家评审作用，对志稿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志鉴质量。
3. 特色亮点本年度，各地地方志编纂工作呈现出以下特色亮点：（1）注重地域特色，突出地方特色。
各地在编纂地方志时，充分挖掘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和民俗风情，使志鉴更具地域特色。
（2）创新编纂方法，提高编纂效率。
部分地方志编纂单位采用数字化编纂技术，提高编纂效率，缩短编纂周期。
（3）加强宣传推广，扩大地方志影响力。
各地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推广地方志成果，扩大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力。
二、地方志理论研究与学术交流1. 理论研究本年度，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地方志理论研究，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推动地方志理论创新。
全国共有30余个省级地方志学会举办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2. 学术交流本年度，我国地方志界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华参加学术研讨会，同时派出国内专家学者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
全年共举办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0余场，参与人数超过200人。
三、地方志数字化建设1. 数字化编纂本年度，各地、各部门加快推进地方志数字化编纂工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编纂效率。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级地方志编纂单位完成或基本完成数字化编纂工作。
2. 数字化展示为满足社会各界对地方志的需求，各地积极推动地方志数字化展示，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平台，向公众提供便捷的查阅服务。
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运动知多少何谓“运动”？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4年5月版）的解释就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有组织、有目的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
从1950年至1978年间的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涉及千家万户，波及男女老少。
我在读本地方志中，让我有了对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1950年——1、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2、与此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项运动一直到1953年结束）。
《南溪县志》（1992年版）记，在全县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共清出土匪19名，土匪骨干18名，匪兵1551名；全县有19465户佃户收回了押金，有22877户佃农免交或少交了租谷。
《高县县志》载，清匪时，共歼匪军近5000人，俘获1500多名；解放战士牺牲40人，土改工作队员牺牲近20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三篇文章谈及此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2/18）、《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5）、《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很》（1951/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有《关于镇压反革命》（1950/12—1951/10）等文稿。
1951年——3、爱国捐献运动。
两月之内，《南溪县志》载，南溪县各界捐赠10.85万元（按币制改制的折算—笔者注），支援抗美援朝。
《高县志》载，高县各界是年捐赠8.6万元，招收540名青年参加工作或加入军队。
《长宁县志》载，4.8人订立爱国公约，捐献人民币16.1万元购卖飞机，至1953年，长宁自愿原子名参军者有2549名，1881名录取入伍。
4、“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2年结束）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篇文章谈及“三反”、“五反”：《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11—195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亦有此文。
5、“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至迟195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底至1953年春对“土改”进行了复查）。
如何撰写好地方志《国务院地方工作条例》定义：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
又称地志或地方志。
有关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著作，亦可归入其内。
方志种类大体是：①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
②地区性方志，如省志、州志、县志、厅志、乡土志等。
③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方志起源很早。
《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
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
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
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
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隋唐两朝，图经盛行，以志、记为名的方志书也发展起来。
所谓图经，开始多以图为主，表示疆域、山川、土地，经是图的说明，是图的附属物。
隋唐时期，图经已以经为主，图反成为辅了，更加接近于后来所说的方志的性质。
宋代，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
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
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
此外还出现了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
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代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
清代朝廷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
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
一、地方志的概念什么是地方志？要准确理解“地方志”的概念，还必须从地方志这三个字说起。
所谓“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日：“志者，记也”。
《辞海》的解释是，“记事的书或文章”。
可见，“志”，作动词，是利用文字记录事物的行为。
作名词，则是一种记述式的写作文体。
简单的说，志书，就是客观的记录事物的一种文体或书体。
古代除专门的志书外，正史中也有“志”，如《三国志》等。
所谓“方”，即地方，方域。
所谓“方志”，即“地方志”的简称，古代也叫“地志”、“志乘”、“书契”。
如《郑志》、《晋乘》等，乃是春秋时诸侯国的国史。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成书的《周礼》（即《周官》，一本关于典章制度的书）。
该书第十六卷“司徒教官之属”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东汉郑玄在《周礼注》中注解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谓之方志。
”意指记载各诸侯国古今情况的典籍（国别史）。
这里所说的“方志”，与今天的志书虽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只能看作是“史书”。
但是，古人的史书与志书的概念，是分的不那么清楚的。
梁启超就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古代方志的概念，较之现代方志的概念，宽泛的多。
凡记载一个地方客观事物、风土人情、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的书，都可叫方志。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的进步，史和志后来逐渐演变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文体。
方志之名后来被历朝历代相沿袭用，如晋代左思所写《吴都赋》中说：“方志所辨，中州所羡。
”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当时的地理著作《括地志》时，说该书“博采方志，得于旧志”。
可见，方志一词遂成为省、府、州、县等所编各种志书的总称，是对一个地方的记载、记述。
一个地方、地区的记载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
一部完善和成功的方志应是一个地区的综合性资料书，它要求对该地区的全部已有事业、客观条件、社会状况等作如实记载。
简而言之，方志者，地方之全史也。
它属于史学范畴，但又不是国史、正史，而是地方史；由于它记载面十分广博，故推而论之，方志亦可称地方的百科全书。
我国的地方志，主要记载一定区域内和一定阶段自然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自然与社会的变迁愈剧烈愈复杂，赋予地方志的内容就愈庞杂丰富，它记载的内容就愈丰富多彩。
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百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时代。
在这百年中，洪洞县社会和文化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地方志的编纂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百年中两个不同的时代，随着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地方志编纂高潮。
20世纪初，洪赵两县出版了5部志书。
21世纪前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编纂高潮，出版了新编洪洞县志和一批寺庙、村镇以及不同行业的方志。
本文试图对百年中方志编纂作一历史性的回顾，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和阐述。
一、延续历史传统弘扬洪洞文化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优良的文化传统，其典籍有史、书、志、记、录、传、图、经等各种不同的体裁。
据《周礼》记载，百年来洪洞方志编纂概略（连载）◇ 林中园编者按：林中园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洪洞县志办主任，他兀兀穷年，长期在方志园地里默默耕耘，是一位纯正的学者，为县志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编纂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篇遗作写于2005年，资料丰富，内容详实，在他生前，即由其忘年交解潭之同志据手稿复印保存。
现经解潭之校核，本刊予以刊登。
解潭之是洪洞乡邦文献研究者，现为张瑞玑旧居“谁园”文管所所长。
周时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为此中国文化发展最早的就是史志。
到了隋朝史志有了较大的发展。
宋朝方志最为盛行。
元明时期方志的发展无论品类和形式都比较齐全，从理论上也有了定型。
我国的方志大多编于明朝，到了清代方志发展到鼎盛时期，现存数量最多的就是清代的方志。
到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不太安宁，虽然也编有少量的方志，但只不过是清代编志的余绪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和1960年曾有人提出修志，因政治因素之故终未开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运动知多少何谓“运动”？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4年5月版）的解释就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有组织、有目的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
从1950年至1978年间的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涉及千家万户，波及男女老少。
我在读本地方志中，让我有了对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1950年——1、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2、与此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项运动一直到1953年结束）。
《南溪县志》（1992年版）记，在全县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共清出土匪19名，土匪骨干18名，匪兵1551名；全县有19465户佃户收回了押金，有22877户佃农免交或少交了租谷。
《高县县志》载，清匪时，共歼匪军近5000人，俘获1500多名；解放战士牺牲40人，土改工作队员牺牲近20名。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三篇文章谈及此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2/18）、《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5）、《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很》（1951/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有《关于镇压反革命》（1950/12—1951/10）等文稿。
1951年——3、爱国捐献运动。
两月之内，《南溪县志》载，南溪县各界捐赠10.85万元（按币制改制的折算—笔者注），支援抗美援朝。
《高县志》载，高县各界是年捐赠8.6万元，招收540名青年参加工作或加入军队。
《长宁县志》载，4.8人订立爱国公约，捐献人民币16.1万元购卖飞机，至1953年，长宁自愿原子名参军者有2549名，1881名录取入伍。
4、“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1952年结束）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篇文章谈及“三反”、“五反”：《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11—195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亦有此文。
5、“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至迟195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底至1953年春对“土改”进行了复查）。
方志知识100问(一)一、方志是什么？当代人们对方志是什么可归纳为四种说法，即笔事说、文本说、事业说和著述说。
笔事说对“方志”一名大都作这样解释：“方”者地方也，“志”者记述也。
“方志”者地方之记述也。
文本说以直观感觉为依据，认为方志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
例如，《中国地方志大辞典》在“方志”辞条下写道：方志“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各方面的书籍。
”事业说是萌芽于民国，形成于当代的新观念。
例如，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新编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思想建设事业”，“是一项新兴文化建设事业。
”著述说认为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给地方志下的定义是：“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科学文献”。
以上四种说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道理。
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同的，即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地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个地域人类活动的总体史。
二、毛泽东同志怎样重视地方志工作？在战争年代，每解放一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看。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自己调阅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精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
同时，毛泽东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
此事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全国各地的响应。
三、江泽民同志怎样重视地方志工作？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地方志工作，他曾对修志的重要性作过全面的阐述，他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布日期】2022.01.24•【字号】浙政办发〔2022〕5号•【施行日期】2022.01.24•【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发展规划正文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22〕5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为推动全省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467号）和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有关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目标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按照“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动地方志工作由传统方志向数字方志、由重修轻用向修用并重“两个转型”，大力实施方志强基、方志成果转化应用、方志数字化转型、方志文化创新、方志人才培育“五项工程”，着力构建志鉴编纂工作、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方志理论研究、方志文化传播、方志人才队伍建设“五大体系”。
到2025年，地方志工作“两个转型”实现重要突破，“五项工程”取得明显成效，“五大体系”基本建立，努力打造中国方志之乡文化金名片，开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相适应的地方志事业发展新格局，推动浙江地方志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二、主要任务（一）实施方志强基工程，全面记录浙江发展历史图景。
1.有序启动第三轮地方综合志书编纂工作。
总结第一、第二轮修志工作经验，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前期研究。
组织指导符合条件的市、县（市、区）开展第三轮修志工作，到2025年，30个市、县（市、区）启动志书编纂工作。
2.组织编纂专题志书。
在重大历史节点，编纂出版专题志书，记载当代历史，讲好浙江故事，体现历史担当。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
在2014年4月19日于北京开幕的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的主题报告中，总结了自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的五年时间里，在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我国地方志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修志工作取得系列重大成果。
王伟光指出，自2008年11月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5900多部。
首轮修志硕果累累，开创了我国方志编修的崭新局面，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事。
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其中广东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
五年来，全国出版规划内三级地方志书1000多部，累计出版1400多部；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成果丰硕，累计出版2万多部；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多部。
水利、海关、铁路、民航、气象、煤炭、石油、烟草、文物等系统的修志工作稳步推进。
全军第二轮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启动军事大事记和《中国军事地理志》《中国边海防志》编纂工作。
武警部队积极推动第二轮武警志编修工作。
受国务院委托、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牵头组织编纂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全志编委会、各分卷编委会的有力领导下，经过近百个参编单位几千名编纂人员共同努力，完成全部11卷约1500万字的编纂任务，即将交付出版。
年鉴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五年来，各地新创刊地方综合年鉴400多种、专业年鉴200多种；上海、江苏分别出版《上海年鉴》《江苏年鉴》英文版。
我国是世界年鉴编纂出版大国。
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达1700余种，还有包括军事年鉴、武警年鉴在内的专业年鉴1200多种，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海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全面覆盖。
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年鉴论文800多篇，出版著作、论文集10余部。
旧志整理工作成绩斐然。
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以点校、注释、影印、复印、扫描、原版复制等方式，整理旧志700多种，累计整理2000多种。
其中，广东省全部完成旧志搜集整理，出版了《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大规模集中整理旧志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抢救保护地方历史文献和加强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迈出新步伐。
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编写出版《中国方志通鉴》《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启动并有序推进《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努力创建方志理论的概念体系和方志知识体系；积极开展对港澳台和对外学术交流，举办新方志编纂论坛，研讨交流方志理论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中国地方志》期刊为纽带，召开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充分发挥方志期刊的理论阵地和引导作用。
中国地方志学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举
办三届针对性较强、影响较大的学术年会，较好地发挥了学会的学术引领作用。
学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城市区志理论研究。
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学会积极举办学术年会和理论研讨会，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组织优秀论文评选，编辑出版论文集，激励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
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方志论文600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40余部。
方志学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
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与暨南大学合作举办方志学方向研究生进修班。
复旦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继续招收培养方志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在地方志系统、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方志专家队伍。
地方志系统设施设备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指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会，设立信息化建设试点单位，实施中国地方志网、《中国地方志》期刊网、志书和年鉴数据库建设工程，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开展中国历代方志数字化工作。
各地积极建设地情网站，五年来，新开通省级网站7个、市级网站80多个、县级网站200多个。
目前，全国省级网站达到26个、市级网站近200个、县级网站470多个。
山东、广东等省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情网络群建设，实现全省联网、资源共享；一些地方与政府门户网站、图书馆网站实现链接，公共服务能力大大提高。
许多地区加快地方志成果数字化速度，不断完善地情资源数据库，将海量电子资源上传到地情网站，供社会各界查阅使用。
各级方志馆建设加速推进。
五年来，国家方志馆建成，新建省级馆7个、市级馆20多个、县级馆80多个，一些地区的方志馆已获准立项或正在建设中。
全军军事志馆建设在逐步推进中，中国武警史馆建成开馆。
目前，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
随着方志馆的陆续建成，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千方百计丰富馆藏资源，并陆续向社会公众开放，展示地情、提供服务。
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开创新局面。
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地情研究，编写地方简史和志书干部读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东等省创办资政刊物，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参与规划编制、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将地方志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地方志资料，编纂出版反映重大事件、历史名人、特色产业、重要物产等方面的地情资料和地情书籍，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指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十集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并在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启动方志蓝皮书《中国方志文化发展报告》编写工作，努力扩大方志文化的影响。
各地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合作，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和方志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其中《吉林年鉴》编辑部与新闻媒体联合持续组织“感动吉林”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举办“喜迎十八大、中国红巨幅国画展”，积极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
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取得新成绩。
指导小组办公室多次举办修志主编培训班和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联合开展当代中国史和口述史专题培训。
各地通过相互交流、出国出境考察学习、专题培训、举办讲座、与高校联合办学、以会代训等方式，对主编、
总纂、编辑、组稿人员、撰稿人员等开展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的业务培训，努力改善队伍知识结构，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为稳定机构与队伍，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配合各地和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地方志工作机构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争取到中央编办的有力支持，明确指导小组办公室不参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同时又单独开展全国方志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
各地先后与人事部门联合或单独开展了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表彰了修志先进单位和个人。
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
五年来，又有山西、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海南、云南、甘肃、新疆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0多个市、县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或政府规范性文件。
有些部门和行业制定部门志、行业志编纂工作规定，人民解放军将《军事志工作条例》列入中央军委立法计划，武警部队出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史志工作规定》。
河北、山西、吉林、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广西、贵州、甘肃等省(自治区)开展人大执法检查或政府督察，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强化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权威性，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志工作的健康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