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上来源:人民网
张天行世纪末，书画篆刻家钱君应邀到美国讲学，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传统的书画篆刻艺术。回国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讲到东方艺术，一些人先想到的是日本，然后才想到中国。有的甚至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难道中国的书画艺术就那么不如日本吗？显然不是。但是，日本在宣传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的画册来传播自己民族的艺术，而且一出就是十几本一套。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民族艺术的宣传就太不重视了。
国画大师李可染有同样的看法。他在参观日本的美术馆时发现，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绘画作品都有，但日本画总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这值得我们思考，对自己民族的东西不重视，是很危险的。”后来，李可染买了日本简装的美术全集，共12本，中国只占一本多，日本占了4本。他说：“从维护和宣扬民族文化的角度说，人家是对的，而我们在文化事业上却往往过于自卑。”
类似的问题不局限在绘画艺术领域，在文学、哲学等领域也同样存在。
我在日本做访问研究期间，曾在书店里看到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20世纪的思想》，全书共有七章，前六章介绍西方各流派思想，最后一章介绍日本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其中竟然没有中国思想家的名字。对20世纪中国哲学界来说，这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
“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国”的局面与我们国家应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确实令人感慨。此种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有宣传不够的因素，也有自身缺乏文化信心的因素。
20世纪，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流行着“西方文化中心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中国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估价，自然也谈不上切实地对外宣传介绍。
应该说，对待传统文化，我们现在的态度理智多了。以哲学思想界为例，对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学术界不仅肯定其历史价值，而且努力挖掘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研究者把他们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相提并论，比较异同。对此，世人都认为是很正常的，少有异议。
但是，在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创造的评价上仍存在“过于自卑”的现象。一个民族的自信不能仅建立在古代文化的辉煌上，还需要近代和当代的文化成就的巩固和加强。
20世纪中国曾因相当长的时间处于战乱、封闭之中，一些很有潜力或已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因种种原因转为沉默乃至凋零，未能尽展其才，这是20世纪中国最惨痛的损失之一。但是，人们不能借此得出“20世纪中国文化成就不高”的结论。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外在机缘如社会动荡虽然给文化发展带来了障碍、甚至破坏，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了激发异彩的机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贫穷、动乱之中，但就是在辗转西南的艰苦日子里，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人完成了自己一生中的代表作……在他们的著作中涌动着因国家危亡而生发的使命感，这是他们著书立说的不可阻抑的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他们达到了思想和学术的高峰。这是在衣食无忧品茶挥笔的书斋中难以孕育的。类似的情形在中外文化史上都不乏例证，如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读书人很难应付得当，非死即降，但也就是在这一腥风血雨的时期，思想、绘画等领域出现了高峰，产生了王夫之、石涛等大家，他们的文化创造工作可不是在平静的岁月中进行的。
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我们可以说，各领域也都产生了一些卓越的人物，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仍有待细致地阐发，而这一工作首先要靠我们自己来进行。可以发现，在此方面国人已有一些自信的声音：
张岱年说：“金(岳霖)先生在40年代写成认识论专著《知识论》，其中论述之精、分析之细，不仅超越古人，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是罕见的。”汪曾祺说：“拿沈从文来说，他的作品比日本川端康成总还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诺贝尔奖，沈从文却一直未获提名通过。这公平吗？”
一个民族要格外珍视本民族的文化创造，这是参与文化对话、交流的基础。日本的一些做法和一些已取得的效果，应该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