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何威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武汉，430073）【摘 要】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3至200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背景特征以及背景特征差异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研究发现：高管规模、高管性别、高管平均年龄以及高管平均任职时间与公司财务重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CFO个人背景特征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性别和任职时间两方面。

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与董事长背景特征差异、董事长与CFO的背景特征差异也对公司财务重述有着不同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在研究公司执行会计政策时，必须考虑到高管相关个人背景特征。

同时，本文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选择会计行为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高管 CFO 背景特征 财务重述一、引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日趋频繁和普遍。

Scholz（2008）统计发现，在1997－2006年间，美国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家数增加了18倍，从1997年的90家上升到2006年的1577家，特别是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实施之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明显增加。

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比例也是非常高。

据于鹏（2007）统计，1999年只有24家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而到2005年则达19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0％左右。

大量研究发现，财务重述会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存在较长时期的负异常回报率，给公司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财富损失（Kinney and McDaniel，1989；Dechow et al.，1996；Palmrose et al.，2004；Scholz，2008）。

上述事实说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已成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问题。

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因素一直财务重述研究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术界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如Beasley（1996）、Dechow et al.（1996）、Abbott et al.（2004）、Farber（2005）、Agrawal and Chadha（2005）、Young et al.（2008）、于鹏（2007）等发现不同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

二是公司财务特征方面。

目前已发现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成长性、盈利能力等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发生（Kinney and McDaniel，1989；DeFond and Jiambalvo，1991；Richardson et al.，2002；Palmrose et al.，2004；Burns and Kedia，2006；Ahmed and Goodwin，2007）。

尽管关于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研究成果丰富，但目前研究方法单一，缺少从理论上对公司财务重述行为进行解释，这也导致即使同一影响因素却存在不同的结果（王毅辉、魏志华，2008）。

总结其原因，发现该领域现有研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忽视了管理者的异质性，把管理者视为同质的。

在现实中，管理者个体在性别、年龄、学习背景以及公司任职时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将影响管理者的行为选择。

大量研究发现，管理者不同背景特征影响着公司战略行为。

如Hambrick and D’Aveni（1992）、Wiersema and Bantel（1992）发现管理团队的任期影响着企业战略；管理团队的年龄、任期以及教育与公司的创新存在着一定的联系（Bantel and Jackson，1989；Camelo-Ordaz et al.，2005）；Peng and Wei（2007）则发现相对于女性管理者，男性管理者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

在国内，陈传明和孙俊华（2008）发现管理者学历、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年龄、性别等背景特征影响着企业多元化；姜付秀等（2009）发现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年龄等背景特征影响着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张龙、刘洪（2009）则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人口特征差异对高管的离职有重要影响。

因此，如果不考虑管理者异质性而研究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因素，其结论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上述高管影响公司行为研究依赖的是由Hambrick and Mason（1984）最先提出“高层梯队理论”。

该理论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背景特征，包括年龄、在组织中的任期、职业背景、教育等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

该理论已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学等领域的重要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大量证据。

本文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选用沪深两市A股2003至2007年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上市公司整个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CFO 主要对公司会计、财务工作负有重要责任，并参与公司的高层决策。

目前，建立有效的CFO 制度是我国上市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的一项公司治理机制。

考虑到财务重述专业性和CFO在公司治理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单独检验上市公司CFO背景特征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考虑上述研究都是静态研究，忽视了高管团队内部互动对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但不同职位层级的高管行为是存在差异的。

最后，本文考虑了高管背景特征差异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影响着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具体说，在高管背景特征中，高管规模和高管性别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年龄以及高管任职时间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

在CFO个人背景特征，CFO性别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而CFO任职时间与公司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

在高管背景特征差异中，高管与董事长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显著正相关，董事长与CFO之间的性别差异与公司财务重述负相关。

对于上述发现，我们结合相关理论和我国制度背景进行了一定的解释。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本文选择了高管背景特征这个角度来研究企业财务重述问题，探讨高管团队规模、学历、性别、年龄以及任职时间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这拓宽了现有财务重述的研究视角；其次，在高管特征问题上，不但考虑了整个高管背景特征，还将CFO个人背景特征从高管剥离出来研究其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首次检验并发现了CFO个人背景特征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最后，把职位层级作为一个情景变量，分析并发现了高管团队与董事长、董事长与CFO背景特征差异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这拓宽了现有高管团队的研究范围。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高管界定、数据来源、检验模型等；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分别检验高管和CFO个人背景对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第五部分是进一步分析，分别检验高管与董事长、董事长与CFO背景特征差异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一）高管团队研究的相关文献March and Simon早在1958年就注意到，由于有限理性和企业目标的矛盾性，企业管理者很难作出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决策。

Child（1972）则进一步认为，相对于一般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具有相当影响的高层管理者能够选择实现组织最大潜能的决策。

Hambrick and Mason（1984）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内外环境的复杂性，管理者不可能对其所有方面进行全面认识。

即使在管理者视野范围内的现象，管理者也只能选择性观察。

这样，管理者既有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

换句话说，管理者特质影响着他们战略选择，并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

因此，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战略决策的过程和对应的绩效结果。

但由于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结构难以度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背景特征，包括年龄、在组织中的任期、职业背景、教育等可客观度量的管理者特征与管理者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因此，通过观察人口特征这个代理变量，可以客观地研究高层管理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预测企业的产出水平（Knight，1999）。

随后，学者们从高管团队规模、学历、性别、年龄以及任职时间方面对“高层梯队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1、高管团队规模。

高管团队规模是高管团队一个重要的人口特征。

关于高管团队规模的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规模大的团队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因而具有较好的信息处理与解决能力，保证了团队决策的质量和提高了企业绩效（Haleblian and Finkelstein，1993）。

Cooper and Bruno（1977）、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1990）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规模大团队的成员观点异质性、价值导向异质性以及利益异质性都会增加，导致团队冲突增加，这将会阻碍团队的发展。

Smith et al.（1994）实证发现团队规模增加导致团队内的非正式交流减少，降低社会整合的程度，影响了企业绩效。

2、高管团队学历。

教育水平反映了管理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与专业技术。

一般认为，教育水平较高表明其接受新思想和适应变化的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信息处理能力。

Kimberly and Evanisko（1981）、Bantel and Jackson（1989）发现高管受教育程度对企业战略革新和技术变革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Wiersema and Bantel（1992）发现学历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也就越容易发生战略变革。

姜付秀等（2009）发现高管学历越高，越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3、高管团队性别。

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研究发现，男性管理者和女性管理者的行为上存在差别，如Boden and Nucci（2000）发现，平均而言，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更容易在行业中生存下去。

Peng and Wei（2007）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女性管理者而言，男性管理者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

4、高管团队年龄。

Hambrick and Mason（1984）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的部分认知能力下降，知识结构老化，变通能力降低，而对改变的抵制倾向增加，并且在做出决策时的信心开始下降。

因而年长的企业家会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年轻的更愿意承担风险。

Bantel and Jackson（1989）、Wiersema and Bantel（1992）、陈传明和孙俊华（2008）、姜付秀等（2009）都发现高官团队的年龄影响着企业战略行为。

5、高管团队任职时间。

团队任期对团队内的社会整合程度有着显著影响。

Katz（1982）认为，团队任期越长，越会产生团队的稳定型，促进团队社会化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