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源富集地区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政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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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资源诅咒问题研究刘慧中国地质大学【摘要】内蒙古经济在进入2000年后飞速增长,连续几年在全国各省GDp增速中排名第一位。
鄂尔多斯、包头、乌海市是内蒙古通过资源开发而快速摆脱贫困、取得巨大发展的典型城市,但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对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以及制度产生影响,以致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基于“资源诅咒”理论,对内蒙古资源型城市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在充分肯定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指出在可持续发展中出现的产业结构单一、固定投资偏多、人力资本投资偏少和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提出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教育投入等建议,并希望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其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内蒙古经济增长资源诅咒一、引言1.研究背景及意义。
内蒙古经济在进入2000年后飞速增长,2000-2005这一段时期内,内蒙GDp平均增速为17.1%,超过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连续几年在全国各省GDp增速排名中位居第一位。
我国各种能源资源在地域分布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平衡性。
同时,全国能源资源结构以煤为主(占75.2%),且我国生活用能比重小。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最初由Auty(1993)提出,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资源诅咒的内涵不断扩展,成为资源开发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统称。
资源诅咒描述了资源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也包括资源开发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
3.研究思路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定性分析法等对内蒙古资源型城市经济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定量分析法是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
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预测基础上,二者相辅相成。
二、内蒙古资源状况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发现新矿物最多的省区,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
自1958年以来,中国获得国际上承认的新矿物有50余种,其中10种发现于内蒙古。
包头白云鄂博矿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
到1997年已探明的稀土氧化物储量占世界稀土总量的76%。
资源诅咒 问题研究的困境与出路∗陆云航㊀刘文忻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分析国外学术界关于资源诅咒研究的困境与争论,并探讨未来研究的出路㊂本文首先揭示在资源诅咒存在性问题上的研究分歧,指出有关实证研究在资源范围界定㊁解释变量内生性㊁研究时段选取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㊂然后,阐述关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的争议与问题,以 荷兰病 模型和资源收入波动性模型阐释纯粹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以损害政府质量㊁阻碍民主转型和引发内战冲突三个角度解析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㊂最后,对该命题的未来研究出路做了展望㊂关键词:资源诅咒㊀经济增长㊀政治经济学㊀研究困境一㊁引言资源诅咒 的经济含义是,自然资源丰裕非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可能阻碍经济增长㊂这一命题不仅挑战了人们的直觉,也与早期经济学家的一些观察相悖,因为一般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必要资本,使得出口产品多样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㊂为寻求规范的事实证据,S a c h s &W a r n e r (1995)运用1971-1989年间跨国数据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以1971年初级产品出口总值占G D P 比重来衡量一国的资源丰裕状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因此认定资源诅咒效应确实存在㊂在S a c h s &W a r n e r 之后,围绕资源诅咒命题涌现了大量文献㊂这一命题之所以能够引起众多学者甚至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除了该命题确有其研究价值之外,也跟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题材有关,它与 富家子弟多纨绔 ㊁ 容易的钱使人变坏 等传统价值观念不谋而合,而且这一命题也很好地支持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制度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㊂因此,尽管资源诅咒命题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自然资源范围的界定㊁解释变量可能的内生性㊁研究时段的选取等方面存有不少问题,但有关该命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㊂本文拟通过梳理资源诅咒国外新近研究文献,揭示资源诅咒命题的内在理据和研究困境,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㊂二㊁ 资源诅咒 存在吗?近年来,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实证研究文献中存在明显分歧㊂(一) 资源诅咒 存在论有大量研究证实了资源诅咒的存在㊂B r u c k n e r(2010)指出,度量自然资源依赖的常用指标 初级产品出口占国民收入比重 ,低估了经济增长回归中自然资源依赖与人均G D P 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㊂作者利用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资源依赖指标(自然资源出口/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 N P ),通过对1970-2003年90个国家的样本进行回归发现,自然资源依赖对人均G D P 增长率产生了更大更显著的负面效应,因而认为资源诅咒效应的确存在㊂M a v r o t a s e t a l (2011)运用1970-2000年56个发展中国家5年间隔的面板数据,以 点资源 (石油与矿产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和 散资源 (其他初级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作为资源依赖指标,以政体性质(民主或威权)和政府治理两个维度衡量制度质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点资源还421 ∗陆云航,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10018,电子邮箱:l u y u n h a n g @126.c o m ;刘文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w x l i u @p k u .e d u .c n㊂感谢匿名审稿人意见,文责自负㊂是散资源,资源依赖对于制度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而制度质量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因此资源依赖通过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间接造成了负面影响㊂A r e z k i&v a nd e rP l o e g(2011)利用世界银行(1997,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制度质量㊁贸易开放度和地理因素之后,自然资源指标对于人均收入水平仍有直接的负面效应,不管是利用资源丰裕(2000年自然资源储量)还是资源依赖(197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G D 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资源诅咒效应始终存在㊂(二) 资源诅咒 不存在论也有不少研究否定存在资源诅咒效应㊂B r u n n s c h w e i l e r&B u l t e(2008)认为S a c h s& W a r n e r所使用的指标 初级产品出口占国民收入比重 度量的是资源依赖,该指标具有内生性,他们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更满足外生性要求的1994年人均自然资本和1994-2000年间人均矿产资源财富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并将资源依赖指标内生化,以资源丰裕度㊁历史上的平均贸易开放度等作为资源依赖的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发现,资源依赖对于经济增长与制度质量均没有显著影响,而资源丰裕则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能够改善制度质量㊂L e d e r m a n&M a l o n e y(2008)在增长回归框架下,以各国每单位劳动力的自然资源净出口值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分别以2005年人均G D P和1980-2005年间人均G D P年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分位数回归以及将制度质量视为内生变量的三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发现,资源丰裕对于人均G D P水平和增长率均无直接效应,也不会通过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效应㊂A l e x e e v& C o n r a d(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均碳氢化合物储量㊁人均石油产值㊁石油产值占G D P比重,以及人均全部矿产资源产值和全部矿产资源产值占G D P 比重等自然资源指标,对于2000年各国人均G D P 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由于人均G D P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是经历过G D P高增长的国家,因此自然资源实际上有助于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率㊂(三) 资源诅咒 有条件存在论还有文献认为,在某种环境下,自然资源会减缓经济增长,而在另一种环境下,自然资源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是有条件的㊂B o s c h i-n i e t a l(2013)指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单独取决于资源禀赋,而是取决于一国自然资源与制度质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只有当资源富国的制度质量很差时,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而如果制度质量足够好,自然资源可以由诅咒转变为赐福㊂作者在实证研究中,用自然资源租金(自然资源收入减去成本)和初级产品出口占G D P比重两个指标作为资源丰裕指数,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I C R G)相关数据衡量制度质量,结果发现,资源丰裕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在回归中系数显著为正,因此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非线性的,制度质量的充分提高能够使资源诅咒效应出现逆转㊂K u r t z& B r o o k s(2011)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增长是福是祸,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禀赋,如果一国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资源管理方式就会有助于吸收新技术和发展更有价值的新经济部门,资源丰裕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出现资源诅咒㊂作者以人均石油产值和石油部门产值占G D 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对1979-2007年间近10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增长回归发现,资源丰裕指标与人力资本水平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自然资源丰裕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越积极㊂三㊁ 资源诅咒 存在性的实证研究困境关于资源诅咒存在性的实证文献汗牛充栋,但研究结果迥异㊂实际上,相关文献至少在资源丰裕指标㊁实证回归方法和研究时段选取等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使研究陷入困境㊂(一)自然资源丰裕定义问题对于 自然资源丰裕 内涵的界定涉及两个问题㊂首先,自然资源的范围问题㊂绝大多数文献将自然资源限定为能源类资源(煤炭㊁石油㊁天然气等)和矿产资源(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㊂实际上,自然资源的范围远不止如此㊂我国的‘辞海“将自然资源定义为 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如土地资源㊁矿产资源㊁水利资源㊁生物资源㊁气候资源等 ,矿产资源只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㊂比如,我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是耕地资源匮乏,雨水不足,难道我们真的能说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好于风调雨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些国外文献区分了 点资源 和 散资源 ,前者是指从一个狭小的地理区域中提取冶炼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和矿产资源,后者是指在一个很宽广的地理区域内生产的自然资源,如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并把资源诅咒的范围仅限为 点资源 ㊂问题是,即便其中的 点资源 确实对经济增长带来了负效应,称为 自然资源诅咒 ,也并不合适㊂521‘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0期其次,资源丰裕的定义问题㊂现有研究普遍采用两类资源丰裕指标:一类是比值类指标,如资源类产业产值占G D P比重㊁资源类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㊁资源类产品出口占G D P比重或资源类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等,这类指标可称为 资源依赖 ;另一类是人均指标,比如人均自然资本㊁人均资源租金㊁人均资源类产业产值或人均资源类产品出口值等,这类指标更接近于 资源丰裕 的含义㊂比值类指标往往不能刻画一国的资源丰裕程度,比如以资源类产品出口占G D 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程度的度量指标,假设两国有着同样的资源出口量,但A国G D P高于B国,那按照比值类指标的思路,A国就是一个资源贫瘠国家,而B国却成为一个资源丰裕国家,这是不合理的㊂而且,有时两类指标方向正好相反,比如它们可能同时受到政府治理的影响,差的政府治理倾向于提高资源产值占G D P 的比重(资源依赖),但会减少人均自然资源(资源丰裕),因此造成了资源诅咒存在性问题的不同研究结果㊂(二)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资源丰裕比值类指标很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㊂A l e x e e v&C o n r a d(2009)指出,以矿产资源产值占G D P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会产生解释变量内生的问题从而得到有偏估计结果,比如给定矿产资源的某一产值,由于某种原因一国拥有较低的增长率和较低的G D P水平,此时依照比值类指标,该国就会有较高的资源丰裕程度;在回归中使用该指标,就会得到资源丰裕对G D P增长产生负效应的结论㊂而用出口相对指标如自然资源出口占G D P比重或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作为资源丰裕指标,内生性和有偏估计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㊂由于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通常由本国消费,自然资源出口占比很小,而在G D P总量或出口总量较小的资源富国,自然资源出口占比很大;因此出口相对指标在国家间差异更大,用它来度量资源丰裕程度,所造成的估计偏差会更严重㊂问题还在于,即使用非比值类指标,也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㊂各国已知的自然资源规模都依赖于资源的发现过程,那些经历了长时间的工业化与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通常已经开发了较多矿产资源,并还将探明更多储量㊂N o r m a n(2009)指出,由于早年的资源存量数据未知,起始年份的存量通常由当前的储量与过往历年开发的资源数据相加得到,因此取决于内生的资源开发活动,后者反过来依赖于地方性的开发技术㊁资源价格㊁以及对未来发现新矿藏和开发程度的预期,这些都是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因而即使是人均资源存量指标,也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㊂(三)研究时段选取问题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的再一个问题,是研究时段选择的随意性㊂H a u s m a n n(2003)在一项案例研究中发现,南美富油国委内瑞拉年均G D P增长率在1920-1980年间高达6.4%,但在经历了6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之后紧接着在1981-2000年间出现了长达20年的增长崩溃,这一事实意味着那些在整个80年时间里都保持不变的因素比如自然资源禀赋肯定无法既对增长奇迹又对增长崩溃进行解释㊂大多数跨国实证研究所用数据的起始时间为1970年左右,距今不过40余年㊂然而一旦拉长时段站在经济史视角看,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更容易显现㊂M i c h a e l s(2010)分析了美国南部一些县的历史数据后指出,在1890年石油资源丰富的县与其他县并无明显区别,但在发现石油之后经过大约50年则出现了明显分化,石油部门发展提升了富油县的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石油部门,但并不减少制造业的就业份额;此后在1940-1990年间,富油县拥有更高的人口增长率㊁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好的基础设施㊂因此从长期看,美国县际间不存在资源诅咒㊂D o m e n e c h(2008)利用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西班牙20世纪早期的工业化有着非常大的正面效应㊂自然资源没有拉低1860-1920年间西班牙的真实工资增长,采掘垦殖工业也并没有减缓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通过对1930-2000年间西班牙各省真实人均收入的趋同分析发现,采掘垦殖工业的早期专业化对西班牙长期经济发展存在正面影响㊂四㊁纯粹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研究:争议与困境㊀㊀对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阐释,可以分为纯粹经济学解释和政治经济学解释两种视角㊂近年来,从纯粹经济学视角探讨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研究文献,主要借用 荷兰病 模型和收入波动性模型,下面分析关于这两个理论模型的争议和问题㊂(一) 荷兰病 模型荷兰病 是指,资源出口引起本国货币相对于621其他货币大大升值,使得本国其他出口部门丧失了竞争力,然而这些其他部门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往往正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力军,资源部门繁荣会使经济专业化主要发生在并非活跃的部门,整体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导致资源诅咒㊂近年来仍有一些实证研究支持 荷兰病 模型㊂E g e r t (2012)检验了 荷兰病 模型在那些由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和西南亚国家的适用性,通过对1999-2006年间10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上涨会引起这些国家货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升值,直到非石油制造业部门无法承受压力,这就导致了 去工业化 ,因此存在着 荷兰病 效应㊂I s-m a i l(2010)通过对1977-2004年间包含石油出口国的90个国家制造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油价的持久上涨对于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平均来看,来自石油部门的收入意外上升10%,会导致制造业产值下降3.6%,制造业增加值下降3.4%,与 荷兰病 模型的预测相契合㊂也有不少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荷兰病 模型㊂K u r a l b a y e v a&S t e f a n s k i(2012)通过跨国数据和美国县级数据发现,资源部门繁荣可能诱使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非制造业部门,此时就会发生工人的自选择行为,只有那些技能程度很高的劳动力仍会留在制造业部门,而转移到非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非制造业部门本已雇佣的劳动力拥有更低的平均技能,结果导致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更趋提高,非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更趋下降㊂因此资源丰裕并未导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出现萎缩,即 荷兰病 不足以解释资源丰裕国家或地区的低生产率问题㊂C a s e l l i&M i c h a e l s(2009)研究了巴西的地区数据,指出由于巴西境内油田的开采由国家石油公司 巴西石油 决定,因而各地区的石油资源更接近于外生变量㊂实证结果表明,近海石油运作对于本地非石油G D P没有影响;陆上石油则会引发本地生产要素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某种再分配,但陆上石油对非石油G D P的净效应也等于零,因此巴西的案例也不支持 荷兰病 模型㊂荷兰病 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固定,且在经济已经处于完全就业的状态,此时资源出口部门的繁荣会造成其他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出㊂然而,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失业人口,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出口部门的繁荣不一定会抽走其他部门的劳动力并造成工资上升;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部门往往大量进口中间品,本币的升值意味着其购买成本的降低,因此即使存在 荷兰病 的某些症状,也不一定会给制造业造成损害㊂(二)收入波动性模型来自石油和矿产资源的收入,通常具有高度的波动性㊂原因在于:一是国际市场上石油和矿产资源的价格容易波动,但国内自然资源供给的价格弹性通常较低;二是资源开采冶炼速度并非恒定,典型模式是开采速率先上升后下降直到停产㊂政府很难管控不稳定的资源收入,在价格高涨时,政府部门自觉财大气粗,会迅速增加公共开支,而当价格疲软时,要削减政府开支却非易事㊂而且,自然资源收入的波动性所引致的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现象,使得国内民众很难分辨出政府何时犯下了错误,从而可能对国内经济改革怀有敌意,因此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㊂v a n d e rP l o e g&P o e l h e k k e(2009)认为,资源诅咒的首要问题是收入波动性问题㊂自然资源世界价格的高度易变性,使得那些严重依赖它们的国家,人均产出增长出现了剧烈的波动㊂作者通过跨国回归发现,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意料之外的产出增长的波动性对1970-2003年间人均G D P增长率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同时,自然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间接负效应,完全盖过了自然资源本身对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正效应㊂还有, L e o n g&M o h a d d e s(2011)利用1970-2005年112个国家5年期非重叠观测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资源租金能够提高真实人均产出,但是资源租金的波动性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这就是说,导致资源诅咒的是资源租金的波动性,而非资源租金本身㊂资源收入波动性模型能够部分解释资源诅咒效应,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国际自然资源价格的接受者,因而 资源收入的波动性 对于一国而言往往是外生变量,使得围绕该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更具有可靠性㊂但该模型也有其内在的缺陷,虽然要管理资源收入的波动性具有相当的难度,但如果一国政府是负责任且有能力的,他们仍可以通过设立自然资源基金等方式去设法 熨平 这种资源收入的波动性㊂因此资源诅咒问题的根源可能不在于资源收入的波动性,而在于政府质量和政治制度,这就促使学者们跳出经济看经济,更多地从政治经济互动视角来审查这个问题㊂721‘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0期五㊁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传导机制研究:争议与困境㊀㊀有关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主要是认为资源收入败坏了统治,进而危害经济增长㊂政治经济学模型是目前资源诅咒问题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并且仍将活跃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资源富国的许多政治经济特性亟需得到解释㊂下面讨论政治经济学模型的争议和问题㊂(一)损害政府质量资源丰裕带来的丰厚租金,很可能扭曲权力的运用,破坏政府质量,比如滋生腐败㊁腐蚀法治㊁降低官僚机构效率等㊂V i c e n t e(2010)分析了1997-1999年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发现石油后对腐败所造成的影响㊂作者运用自然实验方法,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跟佛得角共和国进行对比,这两个西非的小岛国拥有相同的被葡萄牙殖民的历史,自独立以来也面临基本相同的经济与政治冲击,区别仅仅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最近发现了石油㊂作者在两国展开了回顾式的家庭调查,通过对在公共服务和分配等领域所感知到的腐败变动开展实证分析发现,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发现石油之后,贿选㊁教育(也就是奖学金的分配)腐败以及海关腐败等明显增加,增加的主观量表范围为31%到40%,因此资源丰裕是腐败的一大诱因㊂A n t h o n s-e ne t a l(2012)指出,由于自然资源租金没有任何附加于其上的政治条件,在资源租金流向国库的过程中,广大公众往往会被忽视,因此政治精英没有多少激励来确保政府积极回应公众对于提高政府质量的要求㊂作者以资源租金占G D P比重作为租金依赖指标,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相关数据计算政府质量指标,通过对1984-2006年间131个国家数据的回归发现,资源租金依赖对减少腐败㊁提升官僚机构质量和维护法律公正等政府质量因素,均有显著的负面效应㊂B u s s e&G r o n i n g(2013)也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计算政府质量指标,利用1984-2007年间近130个国家的数据,通过动态面板GMM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出口占G D P比重越高的国家,腐败问题越严重;但资源变量对于法律秩序㊁官僚机构质量则无显著效应或效应不稳健㊂N o r-m a n(2009)以2002年包括司法系统的可靠性㊁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合约执行的容易程度,犯罪率以及财产权的保障程度等指标构建法治指数,以1970年自然资源存量价值与G D P之比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对涵盖170个国家的样本回归发现,资源丰裕对于法治水平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㊂但也有研究文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㊂B r u n n s c h w e i l e r&B u l t e(2008)对资源丰裕会恶化政府质量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因果关系很可能是,差的政府质量阻碍了经济发展,从而显现出资源指标(如自然资源出口占G D P比重)的数值较高㊂他们以人均自然资本和人均矿产资源财富作为资源丰裕指标,通过跨国回归发现,自然资源丰裕对于法治和政府效率等政府质量指标有着显著的正效应㊂另有文献则认为,自然资源丰裕是否会引发腐败,取决于不同的制度环境㊂B h a t t a c h a r y y a&H o d l e r (2010)利用1980-2004年间1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国际国别风险指南指标相关数据构建腐败指数,以政体第四代中政体的民主得分作为民主指数,回归结果显示,在民主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资源租金更容易增加腐败,而在民主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则无此效应㊂关于自然资源损害政府质量的研究,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如何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㊂实际上,往往存在着相反的作用机制,即自然资源依赖正是政府治理不善㊁政府质量糟糕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㊂我们的确看到,许多利用人均指标来度量自然资源丰裕状况的研究文献,得到的结果恰好相反,此时资源丰裕并不见得会损害政府质量㊂(二)阻碍民主转型自然资源租金被认为是可能阻碍一国政体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型,从而间接损害经济增长㊂在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 食利国 模型㊂R o s s(2009)认为,石油财富所产生的 食利国 效应是导致石油阻碍民主转型的主要原因,具体可分为三点:(1)如果石油销售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收入,政府就只需向他们的人民征收很少的税甚至不需要征税,于是人民就会降低对政府的政治问责,减少对民主的需求;(2)大量石油财富使得政治精英可以拿出更多资金来拉赞助㊁收买支持者,成为抑制民主化的潜在压力;(3)大笔石油收入可以使政府通过慷慨的赠与来阻止独立社团组织的形成㊂作者利用1960-2002年间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样本,以政体第四代相关数据计算民主指数,以人均石油与天然气产值为资源丰裕度的度量指标,混合l o g i t回归和混合O L S回归结果均显示,石油财富显著地阻碍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㊂821。
“资源诅咒”理论下东北地区经济的影响研究作者:项惠琴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31期摘;要:“资源诅咒”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问世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但多数集中在对自然矿产资源对于资源富裕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文考虑的则是耕地资源,并结合东北地区在粮食生产方面的作用,以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34个地级市2014-2017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耕地资源依赖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实证回归发现,两者间的关系仍是呈正向的,即东北地区的耕地资源不存在“诅咒效应”,且在控制了诸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以后仍然显著。
关键词:经济增长;资源诅咒;耕地依赖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20.31.0610;引言在自然资源禀赋理论中,充足的自然资源促进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经济学家提出“自然资源诅咒”理论,即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不再是促进作用,而是使其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经济反而更差。
现有的“资源诅咒”相关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矿产资源方面,本文则聚焦在耕地資源上。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前提,在国家战略安全方面极具重要性。
但在经济增长方面,耕地资源是否同样有促进作用,还是陷入了“资源诅咒”呢?本文考虑到东北地区作为“全国粮仓”的战略地位,以东北地区的3个省份36个地级市2014-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耕地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对于政府制定耕地政策也有着一定参考意义。
1;文献回顾最早提出“自然资源诅咒”命题的是Auty(1990),他发现一些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因为自然资源的富足而得更好的发展。
Sachs and Warner(2000)也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呈负向关系。
就中国实际而言,王剑、徐康宁(2006)认为应当分阶段论证。
他们以煤炭大省——山西省为例,发现自然资源确实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资源诅咒理论“资源诅咒”的经济现象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我们的国家十分富有,但人民却很贫困”。
从 17世纪的西班牙,到19和20世纪的俄罗斯,再到二战后的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一些海湾产油国等,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缓慢(Sachs and Warner,1997)。
相反,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 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日本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的NIE(New Industry Economic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
人们有理由怀疑,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否造成对经济增长的“诅咒”?“资源诅咒”的国内外发展“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Auty(1993)的《丰富的资源与经济增长》,其基本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
然而,“资源诅咒”的思想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出现了。
Prebisch 和 Singer 通过实证分析,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
他们发现,以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国家在面临不断贸易恶化的状况时,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大量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占有。
这一思想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
经济学家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虽多样化,但概括而言,“资源诅咒”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某种机制“挤出”了其它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
日本学者Matsuyama(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质,如果一国中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
Sachs 和 Warner(1995,1997,1999,2001)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
在荷兰病增长模型中,一个国家有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然资源部门、可贸易的非自然资源部门以及不可贸易的部门,从而建立了Sachs-Warner模型(简称S-W模型),并成为“资源诅咒”理论研究的主流模型。
资源诅咒的浅析——以新疆为例作者:马跃辉来源:《中外企业家》 2012年第3期马跃辉(新疆财经大学,乌鲁木齐830012)摘要:“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经典假说,即资源禀赋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价格的波动、荷兰病、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制度弱化等。
关键词:资源诅咒;经济增长;传导机制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8772(2012)03- 0180- 01经济学家Auty(1993)称自然资源丰富却限制经济增长的现象为资源诅咒资源诅咒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源型行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路径诱惑性和依赖性,而一旦成为资源型经济体又具有很强的锁定效应。
假设在某一随机时刻,一国发现了储量丰富的某一天然资源。
由于缺乏预先的制度设计,资源红利中的绝大部分都落入了资源型企业的经营者手中。
然后市场竞争能力的下降又会使得更多的生产要素从制造业流向资源型行业,导致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恶化以致萎缩和资源型行业的快速发展,最终该资源丰裕地区出现逆工业化现象。
一、新疆资源诅咒效应的判定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探明资源储量99种,保有储量5种,居全国首位,有12种居第2位,41种居前10 位。
据全国第二次油气资源评价,新疆石油资源量为209.22 亿吨,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总量的30%;然气资源量为10.40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34%。
二、资源诅咒的验证1.资源核效应突出,产业结构单一。
自1990年代以来,新疆轻工业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重工业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重工业内部结构中,采掘工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呈上升趋势,而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呈下降趋势。
新疆重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使得新疆采掘业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近年来表现尤为明显。
新疆的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主要是依托油气资源禀赋优势,以采掘、原材料工业为主,上游工业发展较快,下游加工工业却没有发展起来,导致工业内部畸形结构,其结果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初级开采,产业链条短,关联度低,丰富的资源和较大规模的开采优势却没有形成规模产业和产业链。
资源诅咒现象分析作者:姚闯来源:《财讯》2019年第24期摘要:资源诅咒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自从八十年代的提出就倍受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大量的实证分析也充分证实了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对其条件性予以证明,理论界普遍认为资源诅咒现象是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
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
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本文主要以青龙的发展为例,通过对资源诅咒现象的概念及内涵,传导机制的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措施,为我国民族地区解决资源诅咒现象提供参考。
关键词:资源诅咒;矿产资源;传导机制一、“资源诅咒”的概念及内涵传统的经济学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带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上众多的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逐渐的陷入了增长陷阱,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以出口初级资源产品为主,大量的资源出口,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然而这并没有转换成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反而越来越贫穷。
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即贸易增长的“贫困化”陷阱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对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探讨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得出的结论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却慢于一些资源匮乏的经济体,比如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所以对其中产生的原因探討成为了经济学界的主要研究命题。
20世纪90年代,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充分的有力条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慢于资源匮乏的地区。
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为了便于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的发展的是初级资源产品的出口贸易,这样的经济模式对于资源的依赖程度极高,不利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此就会陷入资源诅咒的陷阱。
作者: 李天籽;孙佩铭
作者机构: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所,吉林长春130012
出版物刊名: 求索
页码: 10-14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自然资源丰裕度;地区经济增长;制度质量;资源诅咒
摘要:很多研究证实腐败和寻租是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传导机制,制度质量的高低是决定一国和地区是否发生资源诅咒的重要因素。
本文利用1987—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重点考察腐败等制度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自然资源丰裕度会降低地区制度质量,从而阻碍地区经济增长,制度弱化是中国地区层面上产生“资源诅咒”的重要原因。
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和管理制度、加快所有制制度改革的深化发展、降低政府对地区经济的干预程度、完善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制度能够避免自然资源丰裕地区陷入资源诅咒。
我国资源富集地区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政策探讨殷俐娟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摘要: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业绩远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这种现象形成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
我国属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还不存在资源诅咒的问题,但在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存在类似资源诅咒的现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资源开采加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尽早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避免“资源诅咒”的发生,让资源成为国家的“福祉”。
关键词:资源诅咒,荷兰病,制度弱化,政策选择1.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资源开采加速。
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衡,特别是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
我国中西部地区是资源密集区,而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资源匮乏,资源供给长期不足。
但从直观上来看,我国自然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省份的经济增长却大大落后于资源贫乏的东部沿海省份。
许多资源丰裕地区不是越来越富,而是相对越来越穷,所在地的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出现了“富饶的贫困”[1]。
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世界也呈现出相似的图景,即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那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
一般而言,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地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
但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构成经济发展的“福祉”,反而限制和妨碍了经济持续增长,并导致社会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等等,这种现象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
2 “资源诅咒”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国际经济学界对于“资源诅咒”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已有20多年,这一命题是20世纪末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并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对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表现远比资源贫乏的国家差,并开始探求其中原因。
1993年,Auty在研究中第一次使用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
在此之后,美国经济学家Sachs和Warner对“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进行跨国的实证研究, Gylfason对世界22个经济转型国家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在他们之后,又有一批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虽然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结果都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并总结出这种效应的传导机制。
作者简介:殷俐娟,女,1963年生,满族,研究员,主要从事矿产资源经济政策研究。
2.1 资源富集区单一的产业结构促使生产要素发生转移,从而引发“荷兰病”上个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盾变得坚挺,非石油出口的竞争力下降了。
这种现象被称作“荷兰病”。
一旦发生“荷兰病”,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
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
这就是要素转移。
在要素转移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
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
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
结果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
一旦制造业衰落,人才外流是必然趋势。
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资源采掘业缺乏前向和后向联系,并具有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相对较低,倾向于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
由此导致短期的资源收入却削弱了长期增长的动力。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层面上,也会发生“荷兰病”。
例如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大省,长期以采掘和原料工业为主,各类产品的加工链很短,中间产品比例高,最终消费品比例低,资源部门的扩张使得要素向资源产业转移,排斥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发展,即对当地其他具有战略分布性的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国内目前许多资源富集地的开发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农业下降问题等,都是“荷兰病”的表现。
2.2贸易条件和外部环境恶化促使资源富集区经济价值外流由于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单一,随着制造业的衰落,其大量出口的资源性初级产品与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造成资源丰富型国家或地区经济价值的大量外流。
特别是大部分农矿产品都是缺乏收入需求弹性的。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增加后并不表现为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求的迅速增加。
这使得资源丰富型国家或地区难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积累资本。
此外,由于资源富集地单地制造业的萎缩,资源采掘所产生的环境恶化、安全事故等外部性,使得当地投资环境恶化,资源开采业积累的资金缺乏可供投资的对象,迫使本地投资者将资金转移,造成资本外流,这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危害极大。
2.3产权界定模糊,产权安排不合理导致制度弱化和资源浪费国外的学者研究表明,由于产权安排不合理和相关法律不健全,这导致寻租行为和资源的掠夺性开采。
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当前和远期的资源收益,便会通过寻租途径确保其对资源的排他性占有,继而以各种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阻碍竞争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使得制度质量弱化。
另一方面,资源收入更易于被私人所获取,并不能形成国家财富。
由于资源开采的成本由众多代理人(国家和地方)承担,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动机必然会导致急功近利的开采行为,而且为了弥补寻租过程中的损失,会采取掠夺式的开采方式,加大开采力度,造成资源浪费严重。
[2、3]在我国,尽管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已由《宪法》明确规定,但现行资源开发管理的制度安排不仅使得资源的所有权与行政权、经营权相混淆,国家资源产权的虚置或弱化,而且这种所有权并没有得到优化的保障,所有权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当政府官员不能直接获得资源采掘的收益时,便会利用资源开采的许可权谋求局部利益或集团利益,从而间接实现分享资源收益的目的[4]。
资源使用权的缺乏约束造成一些地区资源权属纠纷频繁,资源消耗过度、规模利用率低,资源重开采、重使用而轻保护、轻管理,从而破坏了资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3 资源富集地区避免“资源诅咒”发生的政策选择我国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虽然门类齐全,但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还不存在资源诅咒的问题,但这并不表明我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就不存在类似资源诅咒的现象,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产业结构畸形等等。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刺激了对能源和和矿产等自然资源资源消耗的增加,原材料工业快速增长。
在这一轮新的地区经济竞争格局中,资源富集地区将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但是如果资本和劳动力在利润的驱动下过度流入了资源型产业,导致原本畸形的产业结构产生更大程度的扭曲,一旦国际原材料价格下降或者我国经济走出了资源约束的重化工业阶段,那么这些资源丰裕地区就将陷入困境,可能发生“资源诅咒”。
因此,我们应该慎提资源优势,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资源富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3.1 放缓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开发工程和项目,致力于调整和优化现有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放缓资源富集地区的资源开发工程和项目,把自然资源留在地下。
这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发出的倡议。
表面上看,这个建议有些极端,但对于我国资源富集地区而言,由于产业单一化,集中于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出口将使得本地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资源开发项目的放缓可能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能力调节伴随而来的收入流并发展相关产业,而稳定和持续的收入流比快速但巨大、短暂的收入流更易于管理,相应的,由荷兰病所带来的资源转移效应和挤出效应也会变得轻微。
特别是鉴于目前开发和资源利用的水平相当落后,国家对需求方的节约资源的限制作用有限,因此国家从供给方角度,应当采取断然措施,控制资源产量的增长速度和供应节拍[5]。
同时加强资源丰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是我国资源富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应立足于地区的比较优势,同时在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着力培育竞争优势。
这些地区产业结构的设计要避免单纯以资源开采为导向,而要把资源开发同发展高增加值的制造业结合起来,每年从资源产业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大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鼓励产业多样化。
这些都要求政府实施开放的出口导向性的贸易政策,这有利于本国私人产业的成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形成。
3.2 改革现行资源租的使用方式, 建立有效透明的监督机制,提高资源租的使用效率如何使用资源税和转移支付等直接和间接的资源租,建立有效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丰裕地区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我国一些资源丰裕的落后地区,大量的资源租被用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效率低下。
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地方资源税和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与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建立严格的专项拨款审批制度。
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应主要投向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将教育、交通、水利、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作为首选投入部门,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成本效益最高、受益面最广的社会发展领域[1、6]。
3.3 积极推行制度创新,建立能将资源收入适时“冻结”和稳定的机制,设立资源基金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驱除资源诅咒效应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财政政策。
在以资源输出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将巨额出口收入转化为大量增加的财政收入,政府被如此“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匆忙上马一些耗资巨大的、周期长的项目,这往往造成了国内总需求的膨胀。
一旦遇到资源价格下跌,政府就迅速地陷入财政危机,需求的紧缩造成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成长。
因此,需要政府阻止将来自资源出口收入转化为增加的总需求。
可通过设立资源基金的形式来完成。
资源基金既可用于保障财政补贴、价格补贴、贴息贷款、研发投入等,也可用于海外投资和稳定收入。
具体的方法是从稳定政府预算收支的目的出发预设一个资源价格,如果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超过此价格,则增加基金收入以防止资源收入转为预算支出;如果低于此价格,将基金的一部分进入到政府预算中以稳定预算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