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副文本理论（Paratext Theory）是由法国文学学者杰拉尔·热尼支（Gérard Genette）提出的，主要研究文本内容之外的所有元素，如标题，序言，出版社，封面设计等，这些被称为“副
文本”。对于译者来说，副文本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对于
典籍的英译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译者的身份和评价
副文本理论认为，作者在创作完成后，会将作品丢给其他人进行评价审定，而译者也是作者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典籍英译而言，评价其译者的身份至关重要，因为一个不合适的译者会对原作的风格、文化属性、情感渲染等产生影响。因此，副文本中关于译者的信息往往被作为评价其译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例如，《红楼梦》的英译版，其副文本中有译者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es)和陈宪章，这两位译者都是享有盛名的中国
文学翻译家。他们的身份不仅证明了这部典籍的重要性，也增加了英译本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刺激了英语读者对《红楼梦》阅读的兴趣。
二、版本的选择和研究
大多数典籍都经过多次重新修订、校勘，因此在翻译时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版本。副文本中有关版本的介绍往往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家的聚会》（The Ambassadors）的英译版中，译者蒂姆·福尔斯特(Timothy Fuller)在序言中提到，他选择了莱昂内尔·特里伯格完整版的原作，而不是有缺失的早期版本。这一选择不仅给英语读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作品，同时也展现了译者的严谨态度。
另外，在版本的选择和研究方面，一些典籍的注释和解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常常在副文本中提供给读者。例如，在单元版《红楼梦》的英译本上，有丰富的注释和解读，它们在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信息，使英语读者更好地领略到《红楼梦》的魅力所在。
三、封面设计和宣传宣传
封面设计和宣传也是副文本的一部分。对于典籍英译而言，宣传必能引发英语读者的兴趣。英语读者通常会通过书架上的书表或阅读平台上的推荐列表等方式来了解新书。因此，一个吸引人的封面设计和宣传广告都能够大大地吸引读者注意。
例如，在艾伦·芒克尔的小说《暴露的心灵》（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的英译本中，封面设计是一个孤独的人面前有一只鸟的插画。这个插图很好地体现了原作的主题，使得英语读者更愿意深入阅读该作品。
综上所述，副文本理论对于典籍英译是非常有用的。这一理论强调了译者身份、版本选择和研究以及封面设计和宣传等
非文本本身的元素的重要性。这些元素虽然看起来都是些边角料，但它们的存在和处理会彻底改变英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增强典籍英译在跨文化传播和推广中的能力。
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方法 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一)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正确解读,是翻译的第一步。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整体脉络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要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正是在对元典的持续性的阐释过程中不断产生的经典文本。因此,从哲学概念和诠释者的历时性上考察经典文本,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与在其后历代诠释者的“诠释意义”。要把经典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中把握其含义,即采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 法”(P20)。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例,是指紧扣儒学史中的重要概念或术语,一方面潜回元典对这些术语进行音读、训诂以与名物的考辨与疏通,理解其基本的概念意义,即是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观察同一概念或术语在儒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诠释意义,与其同其他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把对经典的诠释,放置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从而将经典诠释者身处的时空情境,与其诠释言论的历史背景与具体含义加以解明。”(P15)下面就以如何理解朱熹的着作为例,用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探讨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
中国古代戏剧典籍英译分析 中国古典戏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粹，规整的曲牌、婉转的曲调、优美的唱词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国极具特色的传统戏剧文化，一直以来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在我国所有戏剧种类当中，昆曲又独树一帜，被尊为我国戏曲的活化石，经典昆曲剧目《牡丹亭》创作于明代，它的作者是有“东方的莎士比亚”之称的中国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运用诗意的笔触，生动的描绘了名门闺秀杜丽娘和文质彬彬的书生柳梦梅的生死恋情，讴歌了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冲破社会阶级藩篱、追求幸福、渴望自由的精神。加之《牡丹亭》文字水平精湛，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古代戏剧典籍中的精品，从文学艺术角度对其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自1939年起，我国开始有译者着手进行戏剧典籍《牡丹亭》的英译工作，目前比较成熟的译本有1980年汉学家白芝出版的全译本；中国翻译家张光前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全译本；我国注明翻译家汪榕培千禧年出版的全译本；随后许渊冲父子也出版了《牡丹亭》的全译本。 一、中国古代戏剧典籍英译的一般过程 在我国古代，涌现了大量文史经典著作，灿若繁星的典籍作品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这些作品放在现代来看，仍然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近年来，国学典籍的英译 1/ 7
事业发展愈发顺利，作为国学典籍分支之一的戏剧典籍在这样的背景下，却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戏剧这种文学样式相比于诗词而言，更加反映世情，篇幅更长、包含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其中《长生殿》、《西厢记》、《琵琶行》、《牡丹亭》、《桃花扇》并称为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五大名剧。这些戏剧典籍既有诗词的文采雅致，又能作为古代寻常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若能对它们进行适当的翻译，将其传播到更广阔的事业，我国古代的戏剧典籍势必能够发挥更大的光和热。一般来说，戏剧典籍的英译需要遵循以下过程： 首先翻译者需要对戏剧典籍的内容做到深刻理解。比如对戏剧典籍《牡丹亭》的翻译，并不仅仅要翻译出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生死相依、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更重要的是翻译出这部作品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那种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以及真情至上跨越生死的信念。昆曲《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本是江南女子、名门闺秀，为何能够在梦中一见柳梦梅后就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桎梏相许终身，这些与时代背景、社会背景有關的内容都需要翻译者有透彻深刻的理解。 其次需要考虑到语言之间的差异，做到中文与英文，文言文与现代文字之间语义的转化和填补。《牡丹亭》当中除了介绍性的文字，就是一个个曲牌名串起了整个故事，中国古代文言文当中有大量省略、倒装、互文的用法，这些修辞手法无疑给翻译增 2/ 7
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跨越社会、政治、心理学、文学等诸领域。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成为新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跨文化交流由最初的“西学中心论”拓展到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多元文化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了解中国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现状，采用有效途径英译并输出中国典籍作品成为增强中国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对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典籍”，据《辞海》和《孟子·告子下》以及《尚书》等书目的阐释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古代重要文献和书籍，二是法典、制度。以《论语》这一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作品已引起了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语工作者和国外知名汉学家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孔子学院正在致力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而遵循什么原则、输出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译者主体性的差别会导致译本的多样性，而译本的多样性对文化输出目标群体意识的影响必然不同。典籍“翻译绝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与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许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把中华民族富有传统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要在世界文化之林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典籍英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典籍英译，建国以来已出版多套相关丛书，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等。(更多电影尽在https://www.doczj.com/doc/d019202817.html, https://www.doczj.com/doc/d019202817.html,) 2.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学界，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1）译本研究（包括单个译本研究和多个译本的对比分析，文体分析等）；（2）译校出版感言研究；（3）典籍作品中关键词翻译的研究；（4）典籍作品跨文化研究。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研究许多属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对等的实现。随着近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人们的研究视角突破了语言层面，一些研究者也开始从外部因素来审视典籍作品英译阐释的多元性。然而，总体来讲，国内关于典籍作品的英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多从某一具体角度，如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来审视译本，存在研究角度趋同，研究视野偏窄的现象。 国外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作品英译研究的历史较长，主要集中在汉学界，以译本序言中的评述、书评和学术论文的形式出现，研究者多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语言、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因此，国外研究大都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分析也较为深入。例如，Ames，Roger T . & Henry Rosemont， Jr.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heang， Alice W. （2000）. 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等。《论语》的重要性使其在中西交流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中西文化交流开始以来，《论语》便成为了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中国经典之一。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语》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Confucian Analects。此后，翻译过《论语》的中西学者先后有Wliam Jennings（1895）、辜鸿铭（1898）、Arthur Waley（1938）、Ezra Pound （1951）、李天辰（1991）、Simon Leys（1997）、Edwa Slingerland（2003）等人。节译过《论语》的有林语堂（1938）、Lionel Giles（1943）、Thomas Cleary（1992）、丁往道（1999）、马德五（2004）、Brain Bruya（2005）等。 3.中国典籍文学作品英译研究途径 翻译活动本身是译者在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基础之上，结合自身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修养以及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等大环境影响之下，对原文的主观上的解读和再创造，从
典籍英译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背景下典籍英译的意义与策略 摘要：典籍英译是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当从中华 文明平等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高度审视典籍英译活动。典籍英译活动应当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重视语内解读过程，使典籍所承载的文化、社会、典故等超文本因素得以正确传达。典籍英译活动还要注重中外合作、互通有无，同时还要注重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典籍英译;传统文化;翻译策略 典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文明和传统智慧 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典籍英译在中外跨文化翻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典籍的文本语言高度凝练、艰深难懂，且牵涉的典故、人物、历史事件等元素众多，在典籍外译过程中给译者构成巨大的障碍，进而影响翻译的效果和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因此如何在正确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就成为跨文化翻译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的典籍外译应当着眼于文化输出与和而不同的原则，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全球文化多样性和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出发，正确诠释典籍文本，合理使用翻译策略，让英译典籍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有效载体。典籍英译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逐字逐句的翻译，它是一种跨文化的
再现和重构，承担着向世人讲好中国故事，让外国人更加正确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任。 一、典籍英译的意义 长期以来，全球文化话语权一直牢牢掌握着西方国家手中，这种 话语权逐渐演化成为文化领域的主导权乃至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输出也往往借助文化的外衣，以西方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给不同文化和种族贴上孰优孰劣的标签，排斥文化上的多元性。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进而又借助各种技术和媒体手段灌输给弱势文化的青年群体，如果不加以仔细甄别，很容易使弱势文化的年轻人产生文化自卑感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我们应当对这一现象特别警惕。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而璀璨的文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理应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让青年人感受到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典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智慧的结晶，理应得到发扬光大，典籍英译应当成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争取与我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典籍英译的策略 有学者将典籍英译上升到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高度，认为典 籍英译是一项承担着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跨文化、跨文明传播与交流活动。典籍英译行为应当契合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文化战略，从文本
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副文本理论（Paratext Theory）是由法国文学学者杰拉尔·热尼支（Gérard Genette）提出的，主要研究文本内容之外的所有元素，如标题，序言，出版社，封面设计等，这些被称为“副 文本”。对于译者来说，副文本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对于 典籍的英译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副文本理论对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译者的身份和评价 副文本理论认为，作者在创作完成后，会将作品丢给其他人进行评价审定，而译者也是作者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典籍英译而言，评价其译者的身份至关重要，因为一个不合适的译者会对原作的风格、文化属性、情感渲染等产生影响。因此，副文本中关于译者的信息往往被作为评价其译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例如，《红楼梦》的英译版，其副文本中有译者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es)和陈宪章，这两位译者都是享有盛名的中国 文学翻译家。他们的身份不仅证明了这部典籍的重要性，也增加了英译本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刺激了英语读者对《红楼梦》阅读的兴趣。 二、版本的选择和研究
大多数典籍都经过多次重新修订、校勘，因此在翻译时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版本。副文本中有关版本的介绍往往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家的聚会》（The Ambassadors）的英译版中，译者蒂姆·福尔斯特(Timothy Fuller)在序言中提到，他选择了莱昂内尔·特里伯格完整版的原作，而不是有缺失的早期版本。这一选择不仅给英语读者提供了一部完整的作品，同时也展现了译者的严谨态度。 另外，在版本的选择和研究方面，一些典籍的注释和解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常常在副文本中提供给读者。例如，在单元版《红楼梦》的英译本上，有丰富的注释和解读，它们在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信息，使英语读者更好地领略到《红楼梦》的魅力所在。 三、封面设计和宣传宣传 封面设计和宣传也是副文本的一部分。对于典籍英译而言，宣传必能引发英语读者的兴趣。英语读者通常会通过书架上的书表或阅读平台上的推荐列表等方式来了解新书。因此，一个吸引人的封面设计和宣传广告都能够大大地吸引读者注意。 例如，在艾伦·芒克尔的小说《暴露的心灵》（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的英译本中，封面设计是一个孤独的人面前有一只鸟的插画。这个插图很好地体现了原作的主题，使得英语读者更愿意深入阅读该作品。 综上所述，副文本理论对于典籍英译是非常有用的。这一理论强调了译者身份、版本选择和研究以及封面设计和宣传等
近五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概况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 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 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 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 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 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 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 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 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 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 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 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 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 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层面，而 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问世，就 连相关的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 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 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 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 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译者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 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述历史上的译者活动的译者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贫乏。”（李 德逊于，编者按：vii)[3]译者研究通常分成译者理论、译者课堂教学和译者史三方面。 其中，译者理论着重于对“译者的本质、译者的标准、译者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述。” 译者课堂教学就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优劣，深入探讨译者中的认知和抒发、包含对译 品的评析。”译者史则就是“对既往译者活动的记载，包含译者的文献、译者非政府机构、翻译家、译者主张、译者方法等。”（王克非，:3)[4]译者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 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就可以促进整个译者学科的全面建设。
典籍英译的生态翻译学阐释 作者：郝健王海艳 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20年第09期 摘要：生态翻译学为汉语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在对中国典籍文献翻译时，译者应适应当今的翻译生态环境，发挥其主导作用，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努力输出中国传统文化。许渊冲先生翻译的《楚辞》既适应原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又依据生态环境选择对应的词句来进行转换，既准确传达原文，也使得译文契合原文本特色。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楚辞》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5-5312（2020）27-0001-02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7.001 一、生态翻译学 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提出生态翻译学。之后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在2009年全面开展，发展至今也有近20载春秋。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依据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智慧，在适应/ 选择角度下，系统地探索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及翻译群落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原理，从生态学角度审视和阐释翻译生态学整体理论。此交叉研究是一个涵盖“译学”“译论”“译本”的全方位研究。该理论指出，作为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联系桥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要对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协调处理，积极适应和选择，实现原语与目的与之间的多维转换，不但要准确传达原文意思，又能尽最大努力契合源文本特色。“‘三维’转换”包括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大自然有自然生态环境，翻译中也有翻译生态环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深了解原文本的写作背景，还要关注到与之相关联的一切，并受当下所存在环境的规范和约束进行译作。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典籍英译 典籍文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当前，在进一步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传统中华文化中，典籍翻译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时，译者要适应当今的翻译生态环境，发挥其在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中主导作用，多保留民族文化特征，输出中国传统文化，让华夏文化走向世界。本文以许渊冲的《楚辞》译本为例，研究生态翻译学对古典文献翻译的指导作用。 （一）生态环境的适应
诗歌典籍英译的译语风格研究 作者：李靖邵和兴 来源：《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10期 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瑰宝，典籍英译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展现中华文明智慧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诗歌典籍的历史、研究现状及现存问题，从宏观层面对诗歌典籍译语风格进行研究，选取具有中国诗歌特色的《楚辞》为例，对比中西方不同译本，领略不同的译语风格对诗歌典籍诗体、意境以及文化传达的影响。 关键字：诗歌典籍英译;译语风格;楚辞;文化传达 诗歌典籍是以诗歌为记录载体、兼具传承价值的重要经典文献。诗歌典籍英译对于传播国学经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楚辞》英译本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翻译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研究大多集中在翻译实践技巧、理论探索以及译作对比等方面，但对其译语问题尤其是译语风格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一、诗歌典籍英译的历史及研究现状 典籍英译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诗歌典籍英译是其研究热点之一，激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诗歌典籍英译事业蒸蒸日上，解决诗歌典籍英譯中尚存的问题才能满足新时代翻译研究的需要。 （一）诗歌典籍英译的历史 诗歌典籍英译最早出现在19世纪前，专门研究亚洲各国文化的威廉·琼斯爵士将儒家经典《诗经》的部分篇章译为英语。到了19世纪，诗歌典籍英译开始发展，国外汉学家成为这个时期典籍英译的主要人群，主要人物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其忠实、准确、具有文学色彩的译文对中国诗歌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具有显著影响。20世纪后，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更多的外国译者将中国诗歌典籍译入英语，其中著名的译者有亚瑟·韦利、葛瑞汉、戴维·霍克思（《楚辞：南方之歌》）等。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诗歌典籍进行英译，主要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诗经》）、许渊冲（《宋词三百首》）、汪榕培（《汉魏六朝诗三百首》）等翻译家，译文的准确性、文学性以及美感都大大提升。至今，诗歌典籍英译仍是译界研究的热点，诗歌典籍英译在对外传播经典文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诗歌典籍英译的研究现状
分析文学典籍在英语翻译中的重要性 一、概述文学典籍英译分析 有关文学典籍英译主要是把中国文学典籍翻译成英语，同时能够用英语把中国的典籍准确、完整地再现出来的一种语言活动，即是沟通中国人与英语语言国家的思想感情，有利于传播相关的文学和悠久的中华文化，从而成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 文学典籍翻译的重要目标在于：文学性和文化的再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体系，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诗学传统。文学典籍的翻译一方面要准确、忠实地传递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传递源文本的内容信息，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再现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同于西方的诗学特征。 二、文学典籍英译在翻译学构建中的重要性分析 文学典籍英译实践是典籍英译研究的重要基础。现代典籍英译特点是文学典籍英译的系列化和系统化；典籍英译的工程扩大化。一方面指导了当时的翻译，另一方方面丰富了我国的译论思想。因文学典籍英译的不断改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翻译事业得不断进步。 1.文艺学方面 对在典籍英译中应使作者靠近读者，或使读者靠近作者，需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为： 1/ 5
尽可能使汉语表达符合英语规范，要求译者完全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把不符合英语读者口味的汉语表达法全部改变成地道的英语表达法，即学者们说的“归化”。 在英译文中再现汉语的修辞手段，要求译者不用考虑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和表达法，为了使英语读者对原作的表达有最直接的认识，译者一般把原文中的结构和形象直接译为英语，即是学者们说的“异化”。 此外，综合前两种类型的是折中的手段，译者需采用直译加注释，一方面令读者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也不破坏原作的意象。 2.語言学方面 英汉语言差别大，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典籍英译是跨语言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汉译英的语言转化，能够在译作中令读者知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增益翻译学理论 文学典籍英译的变化与丰富为典籍英译理论和译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课题。在翻译界探讨较多、较引人关注的是中国文学方面的英译。正因为有中外译者的诸多译诗实践，因而才使我国的译学理论不断丰富发展。 三、文学典籍英译《楚辞》英译分析 1.诗体形式转化 2/ 5
湖湘文化典籍在海外新媒介的英译传播研究——以《楚 辞》为例 湖湘文化典籍在海外新媒介的英译传播研究——以《楚辞》为例 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将湖湘文化典籍传播到海外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本文将以中国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楚辞》，讨论湖湘文化在海外新媒介中的英译传播问题。 湖湘文化的代表性作品《楚辞》，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作为湖南省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湖湘文化在海外的传播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英译，使其更好地为国际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首先，湖湘文化的特点需要在英译过程中得到准确传达。《楚辞》的特点之一是其独特的诗意表达，通过独特的韵律和押韵手法，表达出作者深沉的内心情感。在英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重传达这种独特的诗意表达，并找到合适的英文词汇来表达其情感。 其次，文化差异也是英译传播的一大挑战。湖湘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文化符号等。在进行英译传播时，译者需要有深入了解湖湘文化和目标读者文化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将湖湘文化的内涵传达给海外读者。 此外，新媒介的运用对湖湘文化英译传播也起到重要的促
进作用。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新媒介成为湖湘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通过新媒介的运用，可以将湖湘文化典籍通过在线音频、视频、图像和文本等形式进行传播，更好地吸引和引导海外读者对湖湘文化的兴趣。 同时，新媒介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特点为湖湘文化的英译传播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译者和读者可以直接进行互动，提供反馈和讨论，促进湖湘文化的传播和理解。此外，新媒介还可以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传播方式，使湖湘文化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受众群体。 然而，湖湘文化的英译传播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例如，译者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对于准确传达湖湘文化的内涵至关重要。此外，湖湘文化的英译传播还需要政府、学术界和文化机构的支持和推动，以便为更多海外读者提供了解湖湘文化的机会。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典籍在海外新媒介的英译传播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通过准确传达湖湘文化的特点、处理文化差异、运用新媒介和提升译者能力，可以更好地让湖湘文化在海外得到传播和理解。这对于促进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享有盛名。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文化，湖湘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艺术表达和独特的传统价值观而闻名。然而，湖湘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一直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为了更好地传播湖湘文化，新媒介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新媒介为湖湘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和
深度翻译视角下的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研究——以《道德经》英译为个案 作者：王筱 来源：《语文学刊》 2016年第8期 王筱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摘要] 以深度翻译为理论视角，以辜正坤以及韦利(Waley)的英译《道德经》为个案，分析深度翻译现象在译文中的体现，并深入探讨了其原因。旨在探讨该翻译方法在中国传统哲 学典籍英译中的合理性，以期对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的英译、复译以及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关键词] 深度翻译；传统哲学术语；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8-0094-03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LS2014W010)资助。 [作者简介]王筱，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认知语言学。 美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以及非洲研究专家Appiah（阿皮亚）借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Greertz（格尔兹）提出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提出了“深度翻 译”(thicktranslation)的概念。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对深度翻译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目前有关深度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文化角度和个案研究层面。中国传统 哲学典籍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宇宙、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辨。目前有关中国传统 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主要为：1．翻译范式及策略的研究，杨平，2012；谭晓丽，2012；郭尚兴，2015等；2．传统哲学典籍英译综述，文军，2012；董娜，2014等；3．不同译本的分析与对比，辛红娟，2011；王越西，2012等。由于中外翻译策略、翻译标准之不同，翻译效果也存在着差距。因此，本文以辜正坤以及韦利的英译《道德经》为个案，试图分析深度翻译现象在译文中 的体现，并深入探讨了其原因。旨在探讨该翻译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中的合理性，以 期对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的英译、复译以及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深度翻译的含义 深度翻译是一种翻译现象，阿皮亚(1993)用此概念来描述他在翻译非洲加纳谚语时所采用 的密集型加注的解释行为，并对深度翻译进行了重新界定，即“深度翻译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 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境中”。可见，阿皮亚的定义 是基于翻译实践而提出的，主要侧重于描写具体的翻译行为。同时“深度翻译显化了原文中所 蕴含的丰富含义，深度翻译法下的非洲文本翻译有助于消散非洲学生普遍存在的非洲文化自卑感，直接挑战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可见，深度翻译不但有利于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而且更利于源语文化的传播。
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中文化特色词的英译研究 黄中习 摘要：本文界定壮族文化特色词的范围，并以英译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为例，说明为获取尽量翻译补偿的功效、充分传译壮族文化特色词汇涵义的四种译法。 关键词：《史诗布洛陀》；壮族文化特色词；英译 1.引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语言常常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生活、劳动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语言。如果某一事物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里不存在，那么语言文化中就可能出现词汇空缺(lexical vacancy)。简言之，就是不同语言文化中我有你无的词汇现象。谭载喜《中国翻译词典》中指出：“语言之间的词汇空缺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给翻译造成很多困难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一、由于生活环境、经验的差异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二、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四、由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五、由于语言或非语言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词汇空缺（转引林煌天，2005：102）。”壮英民族在历史地域、语言文字、文化思维、风俗习惯、宗教观念等方面差异很大，壮族典籍中有很多文化特色词，英语中难于找到对应词。本文拟以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英译为例，探讨壮族典籍英译中文化特色词词汇空缺的不同译法，以尽量取得翻译补偿的功效，充分传译壮族文化特色词汇内涵和外延意义，为我国民族文化典籍对外翻译提供参考。 2.壮族文化特色词 文化特色词（cultural words）是指一个社会文化中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事物，为其他社会文化中所没有，负载这一事物的词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称为文化特色词。如汉语中表示生态方面的“三伏”、“三九”，动物方面中的“龙”，饮食方面的“饺子”，社会文化方面的“统战部”，宗教文化方面的“阴阳”，肢体语言的“磕头”、“作揖”等在英语中没有对等词。本文所探讨的壮族文化特色词就是英汉语言所没有的词汇空缺。在壮族典籍的翻译和译注中，译者都非常重视壮族文化特色词的传译，仔细考证，认真研究，通达传译，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传达这些文化特色词汇包含的壮族文化内涵。《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以及我们正在编译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的译者无不这样处理，以获得民族文化传真的目的。 3.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的壮族文化特色词汇举隅 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是在壮族文化典籍《布洛陀经诗》和《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精选而成。《布洛陀经诗》（收录了22种手抄本）和《壮族麽经布洛陀 作者简介：黄中习，壮族，广西田阳县人，广东金融学院外语系教授，英语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典籍英译。
中国典籍的协调英译—以英译《徐霞客游记》为例 卢长怀;况瑶 【摘要】由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和爱国人士徐霞客撰写的《徐霞客游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它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视为一份无比珍贵的重要地理文献!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翻译《徐霞客游记》一书的过程中,作者总结出典籍英译的一些翻译技巧和策略,希望它们能对从事典籍英译的人们和典籍英译爱好者有所启示. 【期刊名称】《菏泽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8)006 【总页数】4页(P102-105) 【关键词】中国典籍;英译;策略 【作者】卢长怀;况瑶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论文的作者曾将在我国具有极高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名著《徐霞客游记》翻译成英文。2011年1月该书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由《游天台山日记》《游雁宕山日记后》《游白岳山日记》《游黄山日记》《游武彝山日记》和《游庐
山日记》等十七篇名山游组成。论文的作者所翻译的《徐霞客游记》的其他章节—《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和《粤西游日记》的译稿已被国务 院主办的“大中华文库”收录其中，不久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英国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这部著作中详细地阐释了自 己的文化翻译观。其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翻译的单位应 该是文化而不是传统的词、句子、段落或是语篇；2. 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之间的 转换，实质上是文化交流，它不仅包含文化内的交流，同时也包含文化之间的交流，即文化内翻译和文化外翻译；3.翻译应走出语义等值的局限，实现文化中的功能等值，翻译的等值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层面的。翻译不应该只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更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中功能的等值。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4. 翻译的原则、标准和策略不是永恒不变的。按照她的观点，翻译 是一种文化交流，其中文化是处在第一位的，而信息处在第二位。[1] 最初，人们将翻译研究视为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单位之间的对等关系上。后来，人们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变化，由对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转向对文化因素的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2]周笃宝认为，“在典籍英译中译者应该继承 并弘扬中国的传统翻译文化，研究翻译的语法，建立科学翻译学。在典籍英译中要恰当地运用代偿翻译理论。”[3] 代偿翻译理论(刘宓庆、章艳，2011)实质包括三种类型：解释性翻译、替代性翻 译以及淡化性翻译。代偿式翻译理论特别强调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翻译中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与矛盾。[4] 基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间的不同差异，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代偿翻译理论中的三种协调翻译方法：解释式、替代式和淡化式。同时，翻译又是一个译者自我适应性强、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反省和自我再生的体系(Hermans，1999：141-142)。“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它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长郡中学2022-2023学年度高一第二学期第一次适应性检测 一、信息类文本阅读（本题共5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 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部小说进行铺垫。霍克思在其译本中大胆地省却了这段文字的翻译，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译起。霍克思的省译，显然不是漏译或者不能译，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霍克思对其译本艺术性的考量。为了实现译本与原著在艺术性方面的等值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接近，霍克思将“忠实”的对象定位于篇章层面。杨宪益的翻译可以称之为“临摹式翻译”。“临摹”是初学书画之法，就是照着一幅书法或者绘画描其形而逮其神，最终达到与原作的惟妙惟肖。临摹者往往会将忠实原作视为自己对艺术的全部追求，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正是这样一件艺术性高超的临摹作品。 （摘编自党争胜《霍克思与杨宪益的 翻译思想刍议》） 材料三： 从当下国际学界关于两百年《红楼梦》翻译史及诸种译本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学界就这两种译本的翻译技术性问题有着相当细致的讨论。然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这两位译家及两种译本的语言修辞、文化身份、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的差异性等问题。杨宪益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更注重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所以杨译本不可遏制地透露出把中国文化传统及其风俗观念直输给西方读者的翻译立场，这也是杨译本失去西方英语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于杨译本，霍译本的翻译立场与翻译策略超越了汉语《红楼梦》的字面意义，而
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高考全国Ⅱ卷） 语文 本试卷满分150分，考试用时150分钟。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中国学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据现有汉学书目统计，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或独立、或在中国合作者帮助下完成的。传教士以降的西方译者为中国典籍的异域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以往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大多采取迎合译语读者的翻译策略，翻译过程中曲解、误译中国文化之处比比皆是。此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语言具有语义的浑圆性、语法的意合性和修辞的空灵性这三大特点，使得绝大多数外国学习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触及中华文化的内核。然而，典籍英译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典籍翻译实践和接受之间的窘况与差距，从典籍翻译大家身上汲取翻译的智慧，获取前行的指导和力量。在这方面，对杨宪益、戴乃迭（英国籍）合译的与英国人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译本的比较，是一个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的课题。这两个译本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三位译者皆因此获得巨大声誉，也同时掀起了翻译界此后对两种译本经久不息的对比研究热潮。在这过程中，我们应深入了解中国典籍的外译事实，客观分析两种译本的优长与不足，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相结合，取其精华，让中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在传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中获得升华，在实践中不断培养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摘编自辛红娟《中国典籍“谁来译”》）材料二： 翻译思想是决定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主因，只有通过其翻译思想，读者才能理解其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也才能对这些策略所产生的译文进行更客观的评价。从霍克思的译本中可见，他对原文采取了大多时候“忠实不渝”、间或背信弃“意”的态度。为证此言，举个背信弃“意”的例子。《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用了一个较长的段落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并说明选用“甄士隐”和“贾雨村”作为人物姓名的缘由，为读者理解整
读书心得——英国汉学家修中诚的《大 学》《中庸》英译 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需要解决一个矛盾：译文不但要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还要在目的语文化中被识别为哲学。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是，“哲学”一词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门学科晚清时才传入中国，“中国哲学”一词由此诞生，并且后来居上，取代并涵盖了“诸子学”“经学”“玄学”等传统词汇。翻译中国哲学典籍，如果过分强调“忠实”，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性，译文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识别为纯粹的哲学作品；如果削足适履，又使中国哲学丧失了独特性。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翻译，要建立在恰当的比较和阐释的基础上。译者们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两方面的平衡，对不同译者推出的哲学译本进行研究，考察这种平衡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最早在题目中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称作哲学家的应该是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于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此书包含《大学》《中庸》和《论语》的部分章节的拉丁文翻译。四年后，作为该书的简略本，英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出版。19世纪末，“哲学”一词传入中国，20世纪上半叶，诞生了几部以“中国哲学”为题目的英语作品。其中，修中诚的《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1942）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译介。此书出版一年后，修中诚又推出《大学》《中庸》的全译本（The Great Learning & The Mean-in-Action）。该书序言长达104页，远超译文页数，序言对中国哲学之于西方的影响、儒家哲学的发展史、《大学》《中庸》的成书及内容等都做了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