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思想的现代价值

101比较文学韩国学界关于顾炎武研究的历程和状况简析宿国萍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摘要：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合称“三大儒”。目前海内外学界关于顾氏的研究视角多样、成果丰硕。但涉及韩国学界对顾氏研究状况的论文甚少。本文通过概述韩国古代、近现代学界对顾氏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历程、状况，总结顾氏思想、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及对当时学界的影响。关键词：顾炎武；朝鲜王朝后期；韩国近现代；研究状况顾炎武，本名绛，字宁人，学者尊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顾氏一生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涵盖经学、史学、地理考证学、音韵训诂学等，是公认的“通儒”。其强调实证考据的治学态度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一扫有明一代空疏之风，开创清初朴学之风，被誉为“清学开山之祖”。目前国内学界围绕顾氏的研究视角多样，甚至有很多跨学科研究，可谓百花齐放，此处不再赘述。本文通过梳理朝鲜王朝后期和韩国近现代学界对顾氏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历程、概况，总结顾氏思想、作品在不同时期的传播特点及对当时学界的影响，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顾氏在海外的影响研究。一、朝鲜王朝后期对顾炎武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接受、影响韩国学界认为19世纪的朝鲜王朝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1801年~1849年)、中期(1850年~1863年)、后期(1864年~1894年)。据学界推断，顾氏著作最初由燕行谢恩副使徐文重引入朝鲜。徐氏所著的《燕行日録》(1690年)。记录了燕行途中购入的书籍目录，其中就包括《日知录》。虽然顾氏离世不久后，其作品就已流入海外，但传播范围不广。对顾氏作品真正开始探讨、议论的时期是英祖朝后期。当时学术界盛行博学的学问观和考证的治学态度，这跟顾炎武的治学态度、方法论异曲同工。由此朝鲜朝后期学者开始阅读、接受顾炎武的著作及思想，主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一)排清尊明的忠义儒学观朝鲜后期学者为顾炎武甘为明朝遗民、不走清朝仕途的气节所折服。学者丁若镛在文集《舆猶堂全書》中，诗文集2『古诗二十四首』中写道：“矯矯顧亭林，獨作明遗民。貫串譚前史，雍容不眩人。精深郡县論，遠猷特超倫。此法苟見施，千載有遗仁。”学者成海应曾为明末遗民立传，在著作《皇明遗民传》中，详细记叙了顾氏不入清朝为官的事迹，并高度评价了其高洁风骨。(二)知识广博的学问观学者朴趾源认为清初学者中论博学多识，首推顾炎武和朱彝尊。李德懋在《青荘館全書》卷20，『舆李洛瑞書』中提到“顧寕人，真振古之宏儒也。”李德懋苦寻《日志録》三年，“今始紬人之秘藏讀之”。并感叹于顾氏“六藝之文，百王之典，當世之務，訂據明析。”敬佩之心，跃然纸上。(三)注重实证考据的治学态度及方法论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辩证说』中提到“乐府，非诗赋词曲之名，俗以诗赋词曲为乐府。日知录辩之甚详。”肯定了顾炎武考据之功甚巨。(四)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丁若镛在《舆猶堂全書》卷1，诗文集9『辭持平兼陈科弊疏』中指出“近儒顧炎武之言，亦以爲诗赋雖若無實，非博综古今者，不能成工，明经雖若近實，轉而鹵莽滅裂，蓋亦深察密驗之言也。”可见，丁氏非常认同顾氏思想。二、该时期呈现的特点总结(一)对顾炎武思想、流入著作予以肯定、接受，并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但主要引用顾氏言论作为立论根据，缺乏对著作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研究。(二)认同顾氏思想、推崇其学说的学者多为实学派代表据资料整理，文集中涉及、引用顾氏作品种类最多的朝鲜朝学者有徐浩修、朴趾源、李德懋、成海应、李奎景、洪奭周、朴珪寿、田愚等；引用内容最多的是丁若镛。徐氏等人虽属不同实学派系，但思想内核基本一致。丁若镛更是被誉为朝鲜朝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可以说顾氏虽然不是朝鲜朝实学之风的直接原因，却通过影响实学派学者的思想，间接推动了实学派的发展。(三)顾氏著作阅读、传播较集中、单一论及顾氏作品的朝鲜朝学者大概55人，涉及顾氏的作品有《日知录》(37人)、《亭林集》(15人)、《音学五书》(5人)、《金石文字记》(5人)、《左传杜解补正》(4人)、《昌平山水记》(2人)、《北平古今记》(1人)、《下学指南》(1人)、《肇域志》(1人)、《亭林年谱》(1人)等。只占目前国内学界公认的顾氏作品数的三分之一。关注点多集中于顾氏生平最为得意之作-《日知录》及音韵训诂学、金石地理考证学。侧面反映了当时学界的研作者简介：宿国萍(1983-)，女，山东莱州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在职研究生，山东艺术学院国际艺术交流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儒学文化。

忧患意识及其当代价值

哲学范畴的忧患意识是指从客观现实出发对不可知事物将造成的负面影响保持警觉和预判，对将要出现的风险和挑战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做出预备和防范，其实质在于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减少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发生。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难以基业永固，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国家难以社稷长久，可以说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坎坷磨难而形成的精神特质和生存智慧。作为民族精英和国家脊梁，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恪守“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经验教训，宗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准则，居福安之境，虑危殆之险，将备豫不虞深深地植入心灵底层，积淀为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主要表现为对人生状态的深沉反思，对民族命运的深远洞察，对民瘼民疾的深彻忧戚，对外敌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勇敢抗争。

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中经久传承

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文人介入政治现实、改变国祚苍生的重要精神质素，长久以来深深融注于历代文人精神血液里，逐步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基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厄的危殆时刻，忧患意识就会迅疾释放和强烈迸发出来，成为化解社会危机和破除自然风险的强大精神力量。生活在“天下无道”、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的儒学奠基者孔子，对“礼坏乐崩”的乱世变局有着切入肌肤的危机感，由其弟子记录整理的《论语》多处记述和论及忧虑、忧患、忧戚、忧愤，特别是“君子忧道不忧贫”一语集中道破了这位儒学先祖的忧患意识，儒家忧患意识的核心就是使“天下无道”的社会变成“天下有道”的社会。忧患意识的演进深受历史际遇的影响和驱策，社会环境、政治气候不同，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那里的表现也有所不同。西汉中期以前，国运昌盛，民心安稳，以修齐治平为政治抱负的文人士子开始梳理和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无论是汉高祖时的陆贾，还是汉文帝时的贾谊，抑或汉武帝时的徐乐，都把秦朝速亡的内外因素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思考和剖解，这表明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覆亡、顺治而不忘败乱，不仅是秦汉两朝更迭之际文人士大夫们所发出的深深忧虑，也是他们在太平盛世环境下所承负的政治责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忧患意识在内忧外患频仍、积贫积弱加剧的北宋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写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曾经开创有宋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所发出的由衷感伤和深沉忧虑，是宋代文人集团的共同感受和普遍识见，这种感伤和忧虑不仅谱写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序曲，而且唱响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为北宋王朝“通变救弊，振兴时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指出：“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明清转换之际，以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为政治信条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篇》中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位被后人誉为清学开山鼻祖的清初三大儒之一，以深挚凝重的忧患意识撰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传世著述，鲜明地表达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政治主张和“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人文诉求。无论是奠基儒学大厦的孔子和孟子，还是传承践行儒学教义的陆贾和贾谊，抑或赓续儒学思想的欧阳修和顾炎武，这些中国古代的圣哲大儒和杰出文人，社会发展链的中枢，以宏阔高远的擘划力和深邃敏锐的洞察力，钩稽和探赜中国政权演变的历史教训，力求为本朝和后世提供资政镜鉴，所以，忧患意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必然反应，是张载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理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既是一种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也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愫。历史上很多儒生把兴邦爱国作为政治抱负，将民胞物与作为价值操守，在岁月静好的承平时期历练“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智慧，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自信，力图在安危存亡之际构建海晏河清、富足祥和的美好生活。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在忧患思想的熏陶、涵育和启迪下，于《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匡世救民的永世励志格言，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古代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典范和人格楷模。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不是像西方文人一样以揣测上苍意志为宗旨和归宿的，而是通过完善自身道德理想、展现自身本质力量而顺天应命、除旧布新、爱国兴邦、恤民惠民，对国家命运的焦虑和对百姓生计的忧戚，是传统文人忧患意识的主要内涵和重要特点。从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初，我国历史上无数爱国文人以浓郁的忧患意识，写下了众多不朽诗词与璀璨文章，屈原、杜甫、张元干、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秋瑾、鲁迅、巴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梁启超的“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到黄遵宪的“又愁风雨离合，化作他人仙境”，从鲁迅的“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到巴金的“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可以说以体国忧民为主要内容的忧患意识，在历代文人中薪火相传、绵延流布，成为传统文人所推崇的思想境界和嘉德懿行。中国传统文人用纸笔状绘民族的艰辛坎坷，用文字述说国家的兴衰浮沉，用笔墨铺陈百姓的劳顿疾苦，用言辞指陈统治者的昏聩颟顸，诗词和文章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与神奇，它以一种别样形式将中国文人内心积郁的忧患意识传递出来传承下去，使时人和后人经常被这种忧患意识所激荡所震撼所触发。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人的精神特质

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

顾炎武是明代末年知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顾炎武时代之问》是对当时时局的深入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反思。这本著作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启示。

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之一是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和关注。顾炎武关注的问题包括土地问题、人口问题、财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中国社会所普遍面临的挑战。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以及对历史和文献的细致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这种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关注精神是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也应该具备的品质。

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在于对于政府责任的强调。顾炎武认为，政府应该为人民的生计和社会秩序负责，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他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例如土地平均制和军职成世袭等，以期望能够缓解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这给我们提供了政府责任的重要借鉴，政府应该承担起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的责任。

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也在于对于教育的重视。顾炎武认为，教育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提高人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他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的建议，例如兴办学堂、培养人才等，以期望通过教育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这对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

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还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发扬。顾炎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兴趣，他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并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经典书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记载和文化遗产。这对我们在当代社会中也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并在当代社会中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

顾炎武时代之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启示。我们应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政府责任，重视教育，同时也要思考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启示不仅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也对我们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

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学派 代表人物 思想观点

儒家 孔子 ①提出“仁”与“礼”的学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思想核心是“仁”

②政治思想：主张“德治”（含民本思想）

孟子 ① “仁政” ②“民贵君轻”

荀子 “天行有常”，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唯物主义）

道家 老子 哲学思想：① “道”是世界的根本

② 朴素辩证法思想（矛盾对立面及转化）

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法家 韩非 ①法、术、势结合，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厉行赏罚、奖励耕战

② 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主张变法革新。

墨家 墨子 “兼爱”、“非攻”、“节俭”（ 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

2、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①“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②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孔子、孟子、荀子与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

（1）政治思想：提出“仁”与“礼”的学说；主张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

注重政治与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

（2）教育思想：开创了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风；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贯穿到教育活动中；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3）孔子的历史地位：儒家学派创始人，教育家，文化传播者。

2．孟子

（1）思想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学说，并对其“德治”思想进行发挥，提倡“仁政”学说，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

（2）影响：对儒家思想发展有重要贡献。

3．荀子

① 主要思想：

强调“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还对“礼”进行深入的讨论。

② 地位：广泛吸收了各家思想的精华，丰富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内容，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讲完本子目后，归纳孟子、荀子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及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

（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来源——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