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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大众传媒视角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体现王涛 陆军边海防学院摘 要：民俗文化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文学作品为民俗文化的体现和描述能够升华整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内涵。
有利于加深读者对于民俗文化的理解程度，也是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本文将以大众传媒作为视角，具体分析民族文化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关键词：大众传媒；当代的文学作品；民俗文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34-01我国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而优秀的民俗文化，而这些民俗文化是伴随当代文学作品创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大众传媒喜闻乐见的发展背景下，文学作品和民族文化获得了更加丰富的传播途径，民俗文化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更容易被广大读者接受和传播，同时，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深刻底蕴以及文化内涵能够全面提高文学作品的创作水平和写作层次。
一、民俗文化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分析民俗文化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主要从礼节民俗、乡土民俗以及生活民俗等方面来展示，为了更加突出民俗文化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本文将以莫言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集中体现民俗文化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文学创作中蕴含了丰富大量的传统民俗文化，这也是莫言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莫言在创作《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文学作品时，都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将民族文化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些作品不仅蕴含了他伟大而独特的精神向往，也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整体观览中国当代的全部文学作品，民俗文化在文学创作中就好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给予了文学创作更多的元素和活力，但是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对民俗文化表达各有不同。
文学作品创作中对民俗文化的描述，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的传播和表达，在大众传媒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当代社会中，人们接受文化作品的途径显著增加，从而增加了广大读者接受和了解民俗文化的机会。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体现研究 作者：刘豪志 来源：《神州·上旬刊》2020年第10期
摘要：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体现民俗文化的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也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民俗文化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增强了整部文学作品的内涵，对于读者也起到了激发阅读兴趣的作用，有效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针对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的体现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作品;民俗文化 前言： 艺术和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有体现中国民俗文化的内容出现，例如不少作家将自己家乡当地的特色民俗等内容描写到文学作品中。艺术和琐碎的实际生活相融，拉近了读者和文章之间的距离，有效激发读者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在民俗文化的展示中，读者感悟、传承和发扬中国历史的文化精髓。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承载着作者内心的情感，是现当代文学作品必要的点睛之处。
一、民俗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形式，重点在于人民大众和风俗习俗，“民”与“俗”构成了民俗文化，具体指的是在中国各地流传的风俗文化，与当地民众的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艺术创作中融入民俗文化，增加了艺术创作作品的亲民性，是体现民俗文化和人民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表现形式。漫长的中国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现当代作品书写和研究民俗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中国各个地区世代以来所继承和发扬的风土人情文化，更是作为文化的风向标，对人民大众形成了引导作用，为群众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存留，依托文学作品为重要载体，众多的文学作品里对特色的民俗文化和鲜明的人物均有所描写，体现了文化视角下民俗文化生活在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位置[1]。
38荒凉的生死闹剧——浅析《呼兰河传》民俗书写中的生死观文/左娇娇摘要：萧红是中国近现代文坛的重要女作家，其作品之丰富以及短促的人生都使得她被笼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传奇色彩。
《呼兰河传》既有作者对祖父的怀念，也有对逝去人生的追溯，更包含着她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性思考，在对故乡的描摹中，萧红选择了以民俗为切入点，这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关键词：岁时民俗；“跳大神”；丧葬民俗萧红是中国近现代文坛的重要女作家，代表作《呼兰河传》于1938年开始创作，完稿于1940年，此时的她距离生命的终点只有两年的岁月，故而《呼兰河传》既有她对祖父的怀念，也有对逝去人生的追溯，更包含着她对生命的一种哲学性思考，而这些都是以其故乡——呼兰河为载体的。
在对故乡的描摹中，萧红选择了以民俗为切入点，这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人生活在民俗里，就好像鱼生活在水里，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
”本文将就萧红笔下的民俗来探讨其对生命的思考。
一、岁时节日民俗与生者的无奈《呼兰河传》中涉及岁时民俗两处，分别是盂兰会和娘娘庙大会。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道教‘中元节’，佛教的‘盂兰盆会’，又叫‘鬼节’……《道经》曰：中元日是‘地官考校之元日，天人聚集之良辰’。
”在萧红的故乡，约定俗称的名称沿用佛教节日，即盂兰盆会。
“传说释迦牟尼弟子目连，看到死去的母亲在地狱受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
释迦牟尼叫目连于僧众安居终了之日，即农历七月十五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谓以此可以解脱母难。
佛教徒便据此神话兴起盂兰盆会。
”但在具体的民俗当中，则是佛道相结合。
除去主要的放河灯以超度亡魂之外，还有“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褊衫，在河沿上打起场子来做道场。
”人们纷纷加入放河灯的队伍当中，“把街道都跑得冒了烟了。
” 作者对于这一善举提出了质疑。
“但是这其间也有一个矛盾，就是七月十五这夜生的孩子，怕是都不大好，多半都是野鬼托着个莲花灯投生而来的。
斗热闹赖和赏析《斗闹热》中呈现了诸多殖民细则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压抑。
迎神赛会的举办与否在于当权者而非出钱又出力的一般百姓。
迎神赛会中的民众竞争，背后也是权势者控制与展现权力的狂欢舞台。
赖和对乡土社会的妈祖民俗并无太多描绘，他只是借迎神赛会谈论权势者对底层的劫掠。
小说中看似怀念殖民前的清朝盛况，实则批判日本当局以诸多法律细则干涉民生。
日本殖民统治的严酷使得地方自治权减少，民众自主的空间日渐萎缩。
事实上，赖和小说的妈祖书写意不在民俗，而是通过百姓对迎神赛会的议论带出殖民批判议题，作者的民族意识与乡土情怀蕴藏在老百姓的言谈闲话中。
殖民情境下，“中国”颇为殖民当局忌惮，挖掘台湾在地资源成为保存固有民族传统的另一路径。
民俗传说、民间故事、歌谣戏曲、地方掌故等民间文化在日据时期颇受知识者重视。
就“小传统”而言，迷信产生的民俗活动亦是民间文化之一种。
上世纪30年代，赖和还写到“迎神”的活动，写迷信或者信仰之动摇、虚妄，言及经济对迷信的影响，使得迷信“形存实亡”。
《就迷信而言》一文认为“而到现在还时见大大地闹着的，就只有迎神一件，这的确费了岛民好多的一注钱钱财。
虽然，其动机却已经是由‘绕境平安’变而为‘振兴市况’，替代敬神观念而起的，倒是一种商业意识的行动，而神也已经是被利用而变为广招徕的一个大招牌了”。
此文可与《斗闹热》对照阅读，今昔民俗活动的对比论述，对迷信似乎并无批判，而是揭露殖民现代性致使民俗活动充斥着消费主义与商业意识。
相比上层精英受殖民现代性的诱惑与影响，底层文化如同丸山真男所言——作为“执拗的低音”顽强地延续着。
信仰与国族政治的变更并非同步，政治认同可以行政手段加以干预，信仰作为深层次的精神力量则根深蒂固。
传统习俗并非目的本身，赖和是日据时期借民俗批评殖民统治的先行者，上世纪40年代“皇民化”运动与“大东亚战争”的高压下，吕赫若、张文环等作家延续此传统，通过日常生活与民俗书写抵抗殖民同化。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试论苏青作品的民俗文化一、选题的意义苏青是四十年代走红的女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青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作品版本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评论文章视角多样、风格繁多，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论者大都集中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
通过对其作品的研读，我发现不论是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贯穿着大量民俗描写。
这些民俗描写，不仅成就了当年的苏青，而且使苏青的作品拥有持久的魅力，在封闭了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读者身边。
杨义先生在谈到苏青的《结婚十年》时说：“除了心理描写具有女性作家的敏感细腻的特点之外，对婚礼洞房、生儿育女、归宁省亲一类民俗的描写也颇具有可观之处。
比如，写宁波姑娘出嫁有坐花轿的‘特权’。
传说是宋康王泥马渡江后，被金兀术追急了，为一个乡村姑娘救了命。
他即位后降旨赐以坐仿御轿的形式而造的花轿的权利。
但是自个儿孤零零地闷在花轿中，却想起那位散发吐舌的女性轿神。
传说她因不服恶霸抢亲而吊死轿中，后被皇帝封为轿神去考察新娘的贞节的，这又使‘我’深感康王此举是以怨报德了。
这类风俗描写渗透着情感体验，散发着飘逸的才气。
”苏青的这些民俗描写，有助于刻画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有助于体现作品的地方特色，增强作品的亲和力，扩大发行量，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在这一意义上说，民俗描写成就了苏青。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阐述的主要观点）苏青的作品主要是关于家庭妇女的，也有社会人生方面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浣锦集》、《饮食男女》；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路佳人》等。
用其集子《饮食男女》这个名字，可概括她作品的内容和总体特征，即描绘的是饮、食、男、女的世俗社会人生，写的是饮与食的生活趣味，男与女的生存冲突。
通过描写民俗活动，透视民俗现象，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状况，从而使作品表现的社会更加真实、丰富，塑造的典型形象更加立体、生动，烘托的典型环境更加绚丽多彩，揭示的主题更加含蓄深刻。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龙仁青作品中的民俗书写解读李慧敏 北方民族大学基金项目：2018年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新时期青海少数民族文学的民俗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YCX18015）。
摘 要：纵观青海藏族作家龙仁青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作品几乎都以藏族为题材，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空间使其作品充满浓郁的藏域风情。
本文立足民俗学的知识，意图通过文本细读，体味民俗在文本中的再现及对文本的作用，进而挖掘民俗书写的美学价值，以较为新颖的角度解读其文本，以便对龙仁青的创作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龙仁青；地域；民俗文化作者简介：李慧敏（1993-），女，河南安阳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62-02龙仁青是近年来活跃在藏族文坛上的优秀作家，写出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关于龙仁青作品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既有研究大多从叙事角度或内容方面展开分析。
然而，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作者在创作中始终坚持赞美故乡的写作立场，“我庆幸我的写作没有离开青海，没有离开草原，但愿我的写作依然能够有着青海的色彩，草原的芬芳。
我固执地认为，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故乡的赞美。
”[1]可见，故乡是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
因此，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其创作中有大量的民俗书写，本文从民俗学出发，以较为新颖的角度对龙仁青的作品进行解读。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2]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每个人都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民俗文化的影响，因此，在创作中，会不自觉的渗透着民俗的视角。
“我庆幸我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使得我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或许，这便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龙仁青把文学创作和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草原生活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笔财富。
草原、牛羊、蓝天、白云，是我有关童年的所有记忆。
”龙仁青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写作就是对故乡的赞美。
一、民俗文化的文本再现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具有独特的审美性，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不同的文化土壤使作品呈现不一样的色彩，龙仁青的创作即是如此。
纵览龙仁青的作品，可以发现其文本中有大量的民俗书写，独特的草原民俗文化、宗教影响下的民俗仪式等等，使小说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性。
（一）独特的草原民俗文化在小说集《光荣的草原》、《咖啡与酸奶》中，广阔的草原是文本创作的背景，草原民俗文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帐篷、糌粑、羊群、马、草滩、芨芨草、水晶晶花、蓝天、白云、牧歌等等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民俗元素贯穿于文本中。
散文集《马背上的青海》以诗一般的语言，从历史、人物、山川、宗教、民风、传说等不同的角度对藏区民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书写，构成了作者丰富的藏地文化记忆。
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中，例如《哈周和他的“北斗七星”》中，开篇为读者展现了岭曲河的神秘与绮丽，使小说具有独特的藏地审美意味。
在当地的婚俗中，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以及草原游牧经济的制约，帕卡村和次卡村在婚姻这种“劳务输出”上，严格控制着男性数量的平衡。
人们认为招女婿是十分丢面子的事情，因此，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周，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也绝不干招女婿的事情，也不允许他的儿子招女婿。
在得知大儿子尼玛招女婿后，哈周大叫一声“丢死人了”，在尼玛的婚礼上，还写到了举行婚礼时给新郎扎皮袄子的习俗。
小说《人贩子》中，“尼玛坐在土炕上。
在他面前的矮脚四方桌上，放着一碟切成了块的锅盔馍馍和一碗用茯砖茶熬得很酽的清茶。
”[3]展现了当地的居住民俗和饮食民俗。
（二）文本中的民俗仪式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聚集了回族、汉族、藏族、撒拉族、蒙古族，受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彩的民俗文化。
在小说《放生》中，举行了两次小藏羚羊的放生仪式，第一次放生是在小说中的主人公次洛生病后，“哎，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不洁净的事情让山神不高兴了。
”[4]在服用了阿克普罗带来的藏药后，决定放一只“次塔尔”作为禳解的方法。
从此次洛就有了一只活灵活现的放生羊。
第二次放生仪式的出现，是为了保护一只小藏羚羊，以免受人们的杀害。
首先，点燃一排酥油灯，照亮佛龛里那尊千手观音的唐卡画像以及用黄色绸缎包裹的长条经书。
经书的一侧摆上两碗“黑白水”。
接着，用点燃的柏香围着小藏羚羊熏一遍并在它的脖子上栓上一条绳子。
最后，拿着千手观音的画像，端着“黑白水”到阿尼赛青神山为小藏羚羊放生。
在滔滔不绝的诵念煨桑词中，由放生者把千手观音的唐卡画像挂在经幡的一侧，用“黑白水”把藏羚羊从头到尾洗一遍，然后在藏羚羊身上系上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布条，并在额头、耳朵上抹上酥油，高呼“拉加洛”，这就是一场62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完整的放生仪式。
作者详细描写了藏族的放生仪式，不仅使小说文本更加丰富多彩，更重要的在于，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放生民俗文化，显示了龙仁青作品所包含的典型藏文化和对民族文化的敬仰。
在《奥运消息》中，阿妈告诫次洛不要用弹弓随意伤害小动物，认为那是造孽，所以次洛从不轻易伤害任何小生命。
这也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民俗文化心理，一定上起到了制约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二、民俗书写在文本中的作用美国民俗学家阿切尔•泰勒曾指出：“民俗学和文学实属相通的领域”[5]，民俗文化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思维，一定程度上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通过文学创作可以看到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通过民俗文化书写，既表达着作者对故乡由衷的赞美之情，也传达着现代化影响下作者的文化忧思。
作者在小说中处处传达着对故乡的欣赏和赞美，通过民歌的引用，使小说增添了一种诗性美。
《雪青色的洋卓花》中，吉明借一段拉伊表达了对洋卓的爱慕之情。
小说《情歌手》中，情歌更是贯穿全篇的一个重要元素，丰富了小说的内容。
《一双泥靴的婚礼》中阿香的煨桑词使婚礼更加神圣，并且使小说的抒情性大大增强。
《失去家园》中扎扎哼唱的古老牧歌使小说无形中增加了一种诗性美。
此外，《绽放》中的民歌、《情歌考》中的“拉伊”、《鸟巢》中的“康巴情歌”等等都是对故乡风俗的一种敬仰和赞美。
在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传统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龙仁青通过文本中民俗文化的变迁表现了社会演变过程中草原文化的嬗变，揭示了农耕文明和城市发展对草原文化的破坏。
在龙仁青的创作中，马、骑手、小青驴是草原游牧文明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在草原上的地位发生着变化。
在小说《光荣的草原》中，作者用大量笔墨表达了对游牧文化逐渐式微的悲痛，“夜色中，白蹄马显得高大威武，雍容华贵。
这一点，比起那些萎靡不振的矮个子铁家伙来，要威风到哪去了。
”[6]随着草场面积的缩小，牲畜的逐渐增多，“牧民们忽然发现，在他们心里一向列在所有牲畜首位的马，其实百无一用，皮毛没什么价值，肉也不能吃，它的食量却很大，头一伸舌头一卷，一大片草就没了，看着让人心疼。
”[7]为了缓解矛盾，牧民们卖掉了大多数的牛羊，因此，摩托车闯入了牧民的生活，马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骑手身上的耀眼光环也变得暗淡，传统的赛马和结婚仪式已经变成了一种节目供游客们观赏，马背上的民族不再养马的时代终于到来。
《失去家园》中，由于不合理的开垦，草原土地大面积沙化，人们只有离开草原。
由此可见，通过对民俗文化变迁的叙述，龙仁青要表达的是对草原生态不断遭到破坏以及传统家园即将消失的哀叹，对游牧农民未来道路的忧思，唱出了一曲草原文化被践踏的挽歌。
三、民俗书写的美学价值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先生说过：“在审美的体验中，人们暂时超越了周围的纷扰的现实，而升腾到一种心醉神迷的境界。
”[8]在进行审美过程中，我们往往会潜意识的排除周围环境的影响，从而进入本真的文学审美境界中。
龙仁青作品中的民俗书写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藏地的民俗风情画卷。
首先，藏区人民的人性美。
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人们对世间万物都保持着向善的心，小说《放生》中通过放生小藏羚羊，体现了藏区人民纯洁美好的人性。
在一次雪灾中，阿爸从草原上救回一只即将冻死的小藏羚羊，全家人对这个小生命照顾有加，在家中干草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只有将其放回草原。
小主人公次洛很喜欢小藏羚羊，但为了它能获得自由，并且免受猎人的捕杀，全家为它举行了隆重的放生仪式，充分体现了藏区人民对万物生命的关怀。
其次，藏区人民的精神美。
在小说《人贩子》中，村长尼玛为了能让黑脸塔瓦的儿子领到小方桌，不顾儿子的反对，把嘎玛手中的小方桌夺过来送给了小塔瓦。
黑脸塔瓦对村长的行为充满了感激，于是决定让嘎玛每天放学后去他家写作业。
然而，一场大雨导致嘎玛意外失去了生命，充分体现了村长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再次，藏区的自然风情美。
通过龙仁青的创作，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藏区人民的人性美和精神美，更使读者领略到一幅美丽的藏区自然风景图。
空旷的草滩、金色的雄鹰、雪青色的洋卓花、五颜六色的经幡等等具有藏区民族特色的元素带给读者一种别样的感受。
综上所述，民俗是在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生活文化特质，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龙仁青文本中的藏区民俗文化书写体现了作者对民俗文化的现代性关照，是对民俗文学性的积极思考，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1][3][4][6][7]龙仁青.光荣的草原：雪域风情小说经典[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5. P300、P27、P194、P69、P75.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美]阿切尔•泰勒.世界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第52页.[8]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大学出版社，2000.第49页.[9]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10]张德军.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民俗记忆[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1]周青民.东北现代文学与民俗文化[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