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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与文化转型期，全球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使得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整体面貌和创作风格也随之变化。
由张同道与胡智峰领导的纪录片战略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报告提出：《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开启了中国主流纪录片的工业型模式，将纪录片分为宣教型、审美型和工业型纪录片，而工业化、模式化的制作方式正是大众文化的特征，由此可见，《舌尖》这类记录片的诞生、萌芽和发展是中国纪录片与公众建立全新密切关系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对这种社会文化语境转向的回应。
本文试在当下对纪录片的认识高度与关于《舌尖》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产生其的全球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社会语境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文化表征与深层内涵，尤其抓住两个题材：饮食与乡土中国。
本文试从味觉记忆与饮食文化的创新表现，历史•乡土•人性的叙事文化，都市书写与乡土中国的对比，多元•情感•诗性的审美文化，理性•宽容•超越的批判文化五个方面来进行《舌尖》的文化研究，分析其创作理念、题材选择、视听语言、叙事策略和审美表现是如何将大众文化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相结合，如何展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展现出历史、记忆、礼仪、家风、民俗等系统的文化环境，如何进行乡土中国的凝眸和书写，如何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体现民族性、地域性、现代性的传承与发展，实现纪录片的诗意回归与审美超越。
进而探讨《舌尖》是如何通过借鉴海德格尔哲学、沈从文抒情哲学等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未来的精神原点，构筑情感慰藉和人性关怀的诗意世界，创建新的文化启示录，成为启发文明自觉和主体建构的文明镜像，为纪录片，尤其是大众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文化范式。
关键词：饮食文化；乡土中国；多元对话；文化自觉；人文创设（一）研究背景——社会文化语境分析随着全球化多元思潮的涌入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经济生活、伦理生态和道德观念，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与此同时，文化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国内广告中的性别形象问题研究综述在西方性别研究的影响下,国内的性别研究呈现出蓬勃进展的势头,其中性别与传播的研究更是一枝独秀。
性别与传播研究“以传播学和性别研究为理论基础,既是用社会性别的视角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也是通过传播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范式解读社会性别的进展”。
①性别与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与女性领域,重点观照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现实处境。
广告作为传播的重要载体,成为性别研究的主要领域。
早在20世纪中后期,国外就有不少学者发表了广告性别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章,其中盖伊・塔奇曼的《大众传媒对女性的符号性歼灭》中有关广告与性别的论述,基本概括了这一阶段学者们对于广告中性别问题的研究态度和结论。
②反观国内,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召开,成为国内广告性别研究的一次重要契机,此后,涌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内容分析方法,总结研究中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找出与国外研究存在的差距并提出建议。
方法运用:文献计量的实证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是科学研究定量化的重要方法,对文献进行梳理和统计可以追踪某一领域的研究情况和动向。
为了呈现进入新时期以来国内广告性别建构问题研究的主要脉络,笔者在CNKI中以“题名”为检索项,以“广告”并含“性别”(“女性”、“男性”)为检索词,对相关论文进行了检索,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0XX年之前)366篇。
统计结果表明,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一篇相关论文,主要是研究英语的语法性别和广告。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5年之后,广告性别建构的研究论文出现了快速增长。
国内广告中的性别形象问题研究分析1.研究借鉴的理论在国内广告性别问题的研究中,自觉运用某种社会科学理论,并且依据一种或几种理论明确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的论文数量比较少。
运用最多的理论主要有女性主义理论、刻板印象理论、符号学理论,此外一些理论被部分论文零散加以运用,如沉默的螺旋理论、拟态环境理论、及物性分析及文体学理论、原型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性别角色定型理论、文化结构理论等。
文献综述王朔现象研究文学院08汉语言刘芸王朔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他涉猎文学创作，影视创作和文艺批评，在20世纪末的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现象被称为王朔现象。
王朔现象的实质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
这种大众文化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产物。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王朔的诞生并非偶然。
与其说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倒不如说是时代选择了他。
一、关于顽主王朔对于当代文学的一大独特贡献在于他成功塑造了一批顽主的形象。
顽主，迷失在变革大潮中的反叛青年。
这一类人既非知识分子，也非学生；既非英雄人物，也非乡下百姓。
他们出生在建国的初期，成长在文革时期，成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着特殊的身份——北京大院子弟。
特殊的生存环境、特殊的身份使他们有着先天的优越性，然而改革的大潮将这一切都粉碎，他们成了一群没人关心、没有职业、没有家庭的无业游民。
对于顽主这一人物形象目前大都围绕以下两点进行研究：对顽主形象的深层内涵及角色定位的研究；对顽主形象的文学史意义的研究。
1、对顽主形象的具体内涵及角色定位的研究。
徐峰《边缘人物抗争——评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1认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典型的被时代边缘化的人群，而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痞子气”只是一种肤浅的外化表现。
他们的典型特征是个人理想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而丧失了原有的理想并且无法找到新的理想来支撑原本已经形成了的观念形态。
周文超、李古强《浅论王朔笔下的“顽主”形象》2也表达出了相似的看法，只是转变了一种表达的方式，认为顽主是被生活甩出轨道的“局外人”、“多余人”形象，是“失落的一代”，是生活中“被遗忘的角落”。
此外，周文超、陈正平《试论王朔笔下的“顽主”独特的生活方式》3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而李建平《“痞性”与“纯情”——浅谈王朔作品中的顽主形象》4则对人物形象做出了另一种诠释：认为顽主是痞性与纯情的结合。
试析当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本文以文化全球化为切入点，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与会通的现状出发，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现状，分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差异分析，寻找出当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并总结经验教训，针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尽可能提出具有合理性、可行性的建议。
本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对当代中国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的发展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1]毋庸置疑，文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的现象，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全球化作为全球化更深层次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引言当今时代是文化作用日益彰显的时代。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级格局的瓦解，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
在此背景下，文化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救亡图存的路径中，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参照下建构的结果。
比如：逐渐在大学中实现的专业式学科结构，比如我们现在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方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借鉴与吸收。
[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指出文化方面的差异将成为人类分歧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主宰全球国际关系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和汉斯·摩根索曾把文化作为一种有别于政治。
军事力量的新的力量来看待，他们称文化力量是一种“软实力”（soft power）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文化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
国家间国力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军事实力方面，也表现在文化软实力方面。
正因如此，各个国家、民族都非常注重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以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面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分析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不仅可以帮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当代中国文化，更有助于寻找一条适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二、文献回顾（一）相关概念界定文化：当代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有260余种。
关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的文献综述一、前言：社会的进步，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大学教育的支撑。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部分的大学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精髓和灵魂，在推进学校改革与发展中，在增强院校实力、提高办学水平和学生的培养质量，以及形成办学特色中，在培育师生员工的凝聚力、发挥创造力，从而实现院校发展战略目标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不断为先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撑。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形势和任务，认为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培养祖国未来人才的大学校园文化，它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问题，所以，本次研究，从实地调查资料入手，来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一些建议。
二、主体：（一）关于校园文化的渊源：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称学校文化。
高校校园文化主要是指高等院校以大学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 以具有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 以及由大学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设施为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
王林的《浅谈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与内涵》中提到“校园文化”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沃勒1932 年提出的。
他认为高校校园文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年青人体现出来的；二是成人有意安排的，教师代表成人文化。
两者常常发生冲突。
到了20 世纪50 年代，研究校园文化的人逐渐增多，因此看出每一所学校都有一种娱乐亚文化，它对学生的成长有巨大作用。
我国自1985 年以后也有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对“校园文化”予以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民族艺术研究Ethnic art studies 麽乜的审美演变探析文献综述梁素兰（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摘要：广西百色右江地区的端午吉祥物麽乜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经过造型、工艺生产上的一系列改良，在传媒报刊的报道、政府部门的助推下，发生了从造型材料到内涵意义上的变化，从2005年到2019年间，走出地区，甚至国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新生的典型，麽乜如何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同时重新融入社会大众生活，在审美形态和价值上的演变值得探究。
关键词：麽乜；审美；现代性广西百色右江地区的端午吉祥物麽乜作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壮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不仅凝聚了民族智慧，还显示了民族的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但由于现代工业和生或方式的转变，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面临着传承人减少、手工与现代批量生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与挑战。
一、关于麽乜的相关研究对麽乜的相关研究，新闻报道比学术研究要早，从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麽乜的传播轨迹，从相关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麽乜更为详细的人文社科相关研究。
期刊报纸对麽乜的报道从2010年的地区报纸开始，而相关研究则是从2012年开始，国外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国内外研究有明显落差。
（一）麽乜的“江湖传说”麽乜是广西百色特有的民间手工艺品，是端午节的吉祥物，具体形成时间及来源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料种显示麽乜最早是观音庙里的出家人在端午期间免费向民众发放，20世纪60年代左右，观音堂被拆毁，麽乜淡出人们的生活，直到21世纪之后的端午文化节上，麽乜作为百色壮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角色重回人们的生活与视线中。
作为广西一个较新的非遗研究点，根据可考资料，最早对麽乜进行公开报道的是2010年地区报纸《右江日报》的综合新闻版块，记者黄显标报道了麽乜出现在端午龙舟文化节上的麽乜，通过采访发现麽乜文化价值的韦晶、麽乜的制作者释乾心，报道他们如何努力将麽乜带到端午龙舟节上来，呼吁麽乜需要传承，麽乜以大众传媒传播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韩流”文化对女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研究文献综述作者：李洋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15期摘要：“韩流”文化在我国大陆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对于大家来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近几年形成以韩剧为中心的，包括明星娱乐、妆容服饰、电子产品等韩国文化产品相互配合占领我国市场的新局面。
本文通过整理“韩流”文化研究的文献形成综述，对女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树立科学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韩流”文化女大学生文献综述中图分类号：G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99-01一、国内研究综述1.对“韩流”概念的界定郑贞淑在《“韩流”的影响与展望》中将“韩流”定义为：20世纪90年代起，在亚洲范围内产生的一种以韩剧和流行音乐等为代表的韩国大众文化流行现象的简称。
然而李大武在《“韩流”的成因及其发展趋势——谈韩国影视文化产业》中，将这一定义扩大化，李大武认为，“韩流”是指，韩国流行音乐、影视剧、游戏等韩国大众文化产品，大规模进入中国内地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并受到众多群众特别是女性和青年追捧的一种文化现象。
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将“韩流”定义为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行为。
尹悦在《“韩流”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及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就写到，“韩流”在中国的大范围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行为，是一种韩国文化向中国的输出。
学者们对于“韩流”的定义还是比较统一的，但是在深入理解方面不足，也无法揭示其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文化。
2.“韩流”在我国流行现状的研究以韩国影视剧作品为代表的“韩流”文化进入我国内地的时间虽不长，但是“韩流”热潮却越来越火，是其他流行文化无法企及的。
徐志慧的《用数字解析“韩流”热潮》，就把近年来韩剧收视率用详细的数字描写出来，从收视率逐年增加可以看出观众对韩剧的追捧。
还有学者在考察对象方面进行创新，考察“韩流”在某座城市的流行现状，在《“韩流”来袭》一文中作者张馨予就以山东威海为对象，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围绕“韩流”在威海的流行情况的调研中了解到近70%的群众对“韩流”文化非常热爱，还有50%的群众表示生活方式也因为“韩流”文化而改变。
东北喜剧小品现象研究综述摘要：东北喜剧小品进入大众文化视野已然三十余载，作为一种典型、独特、地域性浓厚的文化现象，引启着各界的关注研讨。
学者们或从东北喜剧小品本体论出发，探讨其语言特征、叙事结构、艺术风格及作家、演员群落，或从文化角度感知东北喜剧小品与东北文化的相互映照。
对东北喜剧小品现象研究现状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是对一个文化景观的再认识，也是对这一现象所涵养的当代文化转型与重构的深度解读。
关键词：喜剧小品；东北；本体；文化；研究现状中国喜剧小品根植于中国丰厚的大众文化土壤，于上世纪60年代初见端倪，从1983年的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发轫，经过三十余载砥砺积淀，已经成为曲艺领域中色彩斑斓又比较活跃的艺术范式。
中国的喜剧小品脱胎于话剧教学小品，以娱乐为主旨，充分吸收了民间艺术养分，有机的融合了地方戏曲、戏剧以及相声等艺术形式。
随着国内社会的转型，喜剧小品在这三十年间也不断的进行文化指认和艺术调整，这既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多样性、复杂性的发酵过程，也体现出娱乐泛化的社会语境下受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期待。
综观中国喜剧小品长路，东北喜剧小品在褒赞、期许、质疑和批驳的声音中成为现象级的存在，不仅集聚了赵本山及其弟子、黄宏、宋丹丹、高秀敏、潘长江、巩汉林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还衍生了东北题材影视剧和音乐作品、东北风格的综艺节目、走向大舞台的二人转及演出团体等独特的文化景观。
不论是艺术表现形式、语言结构特色、表演群体、创作群体还是东北地域文化所赋予的艺术魅力，东北喜剧小品在中国大文化的格局中无疑是典型的、独特的，也是划时代的。
传媒界和学界对东北喜剧小品现象的关注和解读是随着2000年以来这一现象的凸显而越发丰富的，文本的体裁上不仅有学术论文、会议综述和艺术评论，也有人物传记、采访特写和媒体述评。
具体来说，截止2022年3月，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文献搜索平台，以“东北喜剧小品”字段全文检索，可以检索到744篇文献，其中，来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有461篇文献，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65篇文献，博士、硕士学位论文92篇。
2018-10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国内成人绘本相关研究综述赵迎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北京100872）摘要:绘本文化在我国大陆地区兴起至今，已有至少十余年。
不仅是儿童绘本，近年来成人绘本也在国内不断发展、成人绘本读者人群不断扩大，相关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本文在简要介绍绘本及成人绘本概念和发展的基础上，对大陆成人绘本相关研究文献和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意在为该领域的创作、研究与发展提供参考和方向。
关键词:绘本；成人绘本；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J20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8）30-0240-02一、前言伴随着绘本文化在大陆的持续发展，绘本吸引的不仅有包括儿童与成人在内的读者，还有包括创作者、研究者、出版者等专业人士的持续关注。
行业发展使得相关研究更为多样化、精细化，除了在传统绘本概念中占主要地位的儿童绘本，成人绘本也成为更多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以知网所收录的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文献综述，总结当前国内成人绘本领域研究状况。
二、成人绘本的定义与发展（一）绘本的起源、定义与发展绘本的最初形态是早期在欧洲作为儿童读物兴起的“pic-ture book”（直译为图画书）。
早在1903年由英国女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创作的《彼得兔的故事》（The Tale of Peter Rabbit），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绘本的开端。
现代绘本在欧美继续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传入战后的日本，随后在日本不断涌现优秀的绘本作家和作品、日本绘本发展成为国际绘本行业重要的一部分。
中文的“绘本”一词，亦取自日语对picture book的译文“絵本（えほん）”。
在我国，绘本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台湾。
台湾绘本作家几米的《月亮忘记了》、《地下铁》等作品于2002年引进大陆，在大陆首度掀起绘本热潮，从此绘本文化开始在大陆迅速发展。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综述 摘要：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已是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其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呈现出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倒退共存的特征，但作为一种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文化，大众文化更多地展现出积极的一面。所以在对待当前的大众文化上，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积极建设的态度，有针对性地做好引导、提高、规范的工作，才能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 关键词：大众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建设
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发展，既有深刻的内在必然性，也有明显的缺陷。大众文化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使之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文化力量。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 引进大众文化研究以来，中国学者对“大众文化” 所做出的界定颇为模糊。学界主流的观点偏重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说，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诸家却语焉不详。随着大众文化理论的英美化转向，原有的认识遭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 由于理论、方法、视角不同，斯道雷曾概括出大众文化的6种定义。从辞源学角度考虑，以下两种界说更值得注意：一说为Mass Culture。它带有贬义，让我们对大众文化产生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即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另一说为Popular Culture。在此层面上思考，大众文化则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有了某种褒义色彩，即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此把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而把Mass Culture称为大众文化；其余部分则一般通称大众文化。[1] 中国学术界也对大众文化做过多种界定。李生文在《大众文化的生产、现状及其影响探微》中指出，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众文化是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的现代文化形态,并以消费性和享乐性为主要特征。[2] 金元浦的《定义大众文化》一文，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自己的界定：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 1
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3] 王一川在《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一文中，给大众文化下的定义是：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者主张建立中国自身的大众文化学。[4] 16 围绕大众文化的定义问题，陈刚的《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李凤亮的《大众文化:概念、语境与问题》、季水河的《关于大众文化概念与性质辨析》、高洪福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等,对大众文化的特点、定义、功用、影响和发展前景都有不同视角的描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思想无一例外被再一次引述。在此以陈刚所给出的定义为例：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5] 39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上，有很大的共性，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众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当代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且有特定的消费对象。正如王一川在《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一文中提出，在操作大众文化定义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它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第二，它是社会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4]而大多数学者也是以此为依据为大众文化做出界定。不同的是，王一川、陈刚把大众文化与商品市场规律联系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而金元浦则把大众文化上升到全球化的高度。与此同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也此起彼伏，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理论建构,在迈着坚实的步履一路前行。
二、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大众文化时，一般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始。以肖辉和周建平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大众文化探析》一文中，指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世俗化的全面展开与社会的急速转型，原来由港台、好莱坞偷渡而来的大众文化，便借助于当代中国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与中国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展开了激烈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工业也借助开放社会和大众社会的土壤及商品经济的杠杆开始发育和启动，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总之，商品的普遍性、享乐的合理性、社会的世俗化、文化的多元化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6]
然而，一些学者也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独立的、本土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是伴随着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大众”传媒的急剧扩张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现代工业技术的基础上逐步产生与发展的。这一论点的代表有徐姗娜的《中国大众文化利弊谈》[7]以及张树武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大众文化传播策略研究》[8]。徐姗娜同时也指出了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对于以上学者的态度，崔成涛认为这是不严谨的，因为这里暗含着这样一个思路：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因海外特别是西方大众文化传入而引发的，以前历史上中国没有大众文化资源。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获得充分发展，这是正确的，但这种充分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促使大众观念的改变，而决非因为海外大众文化的传入，而且在以前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大众文化资源。很可惜，在研究中国大众文化时，国内诸多学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想当然地把西方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框架模式、评价标准直接“移植”到中国，造成对中国大众文化的误读。[9]
追溯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历史，崔成涛在《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中，把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三十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大众文化的产生及蓬勃发展时期；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成熟时期。[9]
对于大众文化目前在中国本土的发展，陈中文在《论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认为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大众文化的兴起、发展也极不平衡，一些发达的地区和一些中心城市已经进入了广义大众文化的时代，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一些边远地区，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还只是电视。但无论如何大众文化已经在中国全面兴起，可以说：“电”通到了哪里，大众文化的触角就伸向了哪里。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及迅速发展并不是主观因素造成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0]
事实的确如此，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条件。伍新林在《略谈中国大众文化》中也认为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这首先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满足了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大众文化的崛起也是市场经济催生的结果。大众文化因其通俗、实用、符合时尚、易于消费，较之精英文化更适宜于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与因具有众多消费者而占据优势地位的大众文化产品相比，精英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则显得步履维艰，原因就在于其生产过程的复杂以及消费需求的低下。第三，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契机。[11]以上论述表明，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百年激烈的文化冲突。大众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文化现象，而且大众文化的产生和传播并形成一种现代文化形态，这一事实在中国和西方的表现是不同的。 李生文在《大众文化的生产、现状及其影响探微》一文中指出，相比较西方的大众文化产生发展来说，中国的大众文化的生成有着独特的表现形式。它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年。这十几年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各项事业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几年。期间并没有遇到像西方大众文化发展中受到来自正统精英文化的有力抵制。分析这一现象的出现，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具备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其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尤其是科技手段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成果，为大众文化抢占市场提供了厚实的物质载体。在中国取得的众多的发展成就当中，科技的长足发展和大众传播手段的提高和应用，尤其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2] 大众文化的发展基于两个主要条件。一是，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以消费的文化商品形式为特征的，这要求社会提供能够批量生产这一文化商品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市场运行机制。二是，文化商品的生存离不开大批消费者。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为大众文化(文化产品)走入市场提供了途径。而科技和传播手段的发展与普及又为文化产品能批量生产与复制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一种新的文化工业形式应运而生同时大众生活的富足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也拉动了都市乃至乡村民众消遣、安逸的消费欲望。众多的大众文化消费群落由此产生，文化商品找到了赖以生存的消费者。在此基础上文化商品以其制作和传播的优势和突出的媚俗特点，很快进入并占领了消费市场，得以蓬勃发展。[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