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一、中国哲学智慧及其发展特点
19至20世纪是中华民族威风扫地的世纪，也是它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自
惭形秽的世纪。从那时起，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渐渐蚕食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领地，终于在1949年之后形成哲学界马哲一花独秀，科学领域只认西方实证科学为科学的局面。1978年以后，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实证科学素养的基础上，中国学界乘着国门开放的机会把西方哲学渐渐学透，在哲学上也就渐渐地完全钻入西方哲学思维模式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几千年来中国人胸有成竹堪为国宝骄傲的民族哲学智慧几乎被马克思主义荡涤一空。再后来，西方文化和哲学伴着改革开放大量涌入，使不少中国文化人把西方哲学当成了衡量是否哲学，以及哲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尺。不但中国独特的哲学大智慧不被炎黄学子理解，且连中国哲学的哲学身分的合法性也被置疑。“中国有无哲学”成了需要引经据典论证的问题。学者们在争辩论证中国有无哲学时，也都是拿着西方哲学作模子，翻出自己的家底儿，一个思想家，一种范畴地去与那个模子相套。无论是“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哲学”的蠢话，还是“中国从来就不乏哲学”的自信，都由一种标准而来，这标准就是西方哲学的套路和形式。要全面而恰当地展示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非是本书一章的有限篇幅所能尽述，也非是笔者现在的学识修养所能胜任。但是笔者所领悟的中国哲学却仍有助于对西方哲学做比流行见解远为深入的把握，进而也就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较深入的分析。所以对中国哲学之特点作一种大纲式的概括，就成了本书这一篇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性环节。对于中国哲学及精神和特点的把握是相对于西方哲学及精神而言
的。
首先，中国哲学是从实际出发的。一说到“从实际出发”，不少人会想到从物质的客观实在出发。这是按照西方经验科学的实体化习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教条对中国哲学的误解。这种误解甚至在我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都有体现，如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为“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
其次，中国哲学在求善和真善统一的自觉程度上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至高水平。
中国哲学在求善的自觉程度上对比西方哲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达到了更高的高度。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维度的自觉程度，只有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堪与其相提并论。甚至求真与求善的自觉统一也还不足以全面地说明中国哲学的全貌。这里借用老子的话，“强为之”或“强字之”勉强地可概括出中国哲学的四条思想原则：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一天人，是说天人合一。人生活的世界是天的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人得益于天又受制于天。上举阴阳五行学说就是天人合一的很好例证。而阴阳五行学说渗透于中国的医学、养生保健、农业、建筑、天文、气象、心理、艺术等方方面面。天人合一，还意味着强调天人和谐。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征服，而是把大自然看成自己的生命家园，看成仰赖它人才得以获得生命、延续生命的母亲。中国人看到“天有好生之德”。那么人对于天地的态度，首先是感恩，并接受它的赠与，同时要努力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向自然开战，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同真善，是说真理与价值是一致的、天道与人德是一致的。张岱年论证说：“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从不离开善而求真，并认为离开善而专求真，结果只能得妄，不能得真
再来看老子的辩证认识方法论。按照现在中国大陆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安排，哲学被分为四大板块：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也有的教材还会加上一块实践观。在辩证法部分，会讲“客观辩证法”，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或“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规律和“现象与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与偶然性”、“原因和结果”、“可能与现实”这五对范畴。这被模模糊糊地认为既是属于世界观的内容，也是属于方法论的内容。而在认识论部分，除了论及实践与认识、认识的过程、真理外，还会论及“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涉及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内容。这被模模糊糊地认为是属于认识论的内容。这样的安排其实很不严谨。按笔者的分类，辩证法属于客观辩证法的内容可以归为本体论或世界观的范畴，象上文论及的老子在本体论问题上的辩证法思想，可说是辩证的本体论。而属于认识的辩证法或主体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则归入认识
论中认识方法论的内容。老子的辩证认识方法论是与其辩证的本体论一致的。既然世界的存在是对立统一的，事物是动态地存在着，会有发展变化，那么老子就要教人如何去适应并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以使人的生活能达到最佳状态。《老子》揭示了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反面转化的规律，教给人们做事不可走极端，要有意识地保持在适量，适度才可长久的道理。这时对客观辩证法的主动运用，就变成认识方法论的内容。《老子》提出：凡要达到收缩之目的，必先要让其扩张；凡要削弱的对象，必先要允许它增强；凡要废除的事物，必先要使它兴旺；凡要取得一定的收获，必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将物极必反即矛盾着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彼此地位会相互转化作为辩证认识方法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老子也明确地强调了量的积累对质的建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比如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解决难事须从易处着手，想完成大事要从小事切入。老子还提醒人们事物是变化着的，因此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才能得到主动：“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更是老子非常明确的方法论原则：“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老子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高峰。老子的生卒早于孔子这一点现在也是共识了。在那样久远的年代，中国哲学几乎是一产生就达到了如此的高度，这决定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路向是从高端发起，向下向广发散。《老子》以五千字的篇幅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孔子和其后的儒家哲学，特别是他们注解过的篇幅有限的《易经》、《易传》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其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就其求道的自觉与对道的认识的深刻而言，至今堪为人类哲学的高峰。并且，老子之道由于历代儒家道家学者的发扬，也一直是中国人的信仰对象。由于其一上来就几乎站在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上，后人也就只能述而不作，只能结合自己具体的生活经验来体味、理解和实践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只能将其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思想平面上向细微处扩展，而没有办法在其高度上达到新的超越。更为可叹的是，到今天，这种哲学大智慧除在部分优秀中医中仍被理解和运用，在中国几近失传。
二、西方哲学智慧及其发展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