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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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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4期(总第109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eilongjiangSocialSciences No1

4,2008

General.No.109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

郭星华,隋嘉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法律社会学在我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为大量学术著作的出版,多项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在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法律与文化、法律运行、国家与市民社会部门法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今后,法律社会学应在加强学科建设和交流、创建理论、扩展研究领域等方面取得更大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法律社会学;中国法制;学术著作 中图分类号:D920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8)04-0023-05

收稿日期:2008-06-20

作者简介:郭星华(1957-),男,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律社会学、社会控制、社会失范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隋嘉滨(197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

法律社会学注重研究法律与社会的互动,通过经验考察和实证分析,研究法律文化、法律角色、法律运行及实效。法律社会学在我国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引入和短暂繁荣、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断后,从80年代改革开放时起,开始了30年的蓬勃发展。

一、法律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一)法律社会学在我国早期的发展

法律社会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法律社会学开始在我国传播。1922年2

月,北京《法政学报》发表李　的《社会法学派》;1923年11月,《政法月刊》发表了马显德《社会法学派与法律之社会化》;1924年1月,《法律周刊》发表张志的《社会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其批评》;1926年11月,《法律评论》发表一诚的《美国社会法学发达史述要》;1928年10月,《法律评论》发表了百友的《法律社会化与社会化法律》;1931年《法学杂志》发表丘汉平的《法律之语源》;1947年,《震旦法律经济杂志》发表狄润君译吴经熊的《庞德之法学思想》;1946年,《法学季刊》发表丘汉平的《现代法律哲学之三大派别》,等等。译著方面,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非定期杂志《译书汇编》,曾刊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德国耶林的《权利竞争论》(即《为权利而斗争》)的中译本;陆鼎揆译庞德的《社会法理学论略》(即《社会法学的范围和目的》,商务印书馆1926年11月),卡多佐的《法律的意义》(即《法律的成长》,载《法学季刊》1926年10月);雷沛鸿译庞德的《法学肆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等等。同时,我国学者开始用法律社会学的观点研究中国的法律现实。1920年胡朴安(胡韫玉)出版了《中国习惯法论》;1931年出版的张知本的《社会法律学》在我国法律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中国法律之儒家化》(1948年)以及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也具有重大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律社会学在中国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在这一时期,西方法律社会学的思想大量传入我国。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庞德曾多次到中国讲学,还曾被聘任为国民政府的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其法学观点对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以及立法、司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学学科被取消,法学学科也受到很大削减,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中断了30余年。(二)改革开放后,法律社会学在我国得以恢复和繁荣

1987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次法律社会学理论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以《法律社会学》为书名的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988年10月,全国第二次法律社会学理论讨论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1989年9月,北京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课题组”与“比较法研究项目课题组”一起,举办

・32・©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了国际性的法律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同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基金分别把法律社会学列入课题,并予以资助。前者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等主持,后者由吉林大学法学院王子琳教授等承担。学术机构方面,1988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了“比较法———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同年,上海市社会学会成立了法律社会学研究会。1999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法律社会学研究所。2002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法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实现了我国法学家与社会学家首次面对面的学术对话。会后出版了《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二、法律社会学30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法律社会学研究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法律社会学仍过多地带有分析法学的色彩。90年代以后,法律社会学更多地注重经验研究。30年来,我国在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取得大量成果。(一)出版学术著作

首先,大量介绍法律社会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科书或论文集得以出版。1985年,赵震江等人承担了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课题项目,隔年,出版了学术成果《法律社会学》,这也是中国比较早的专门研究法律社会学的文集。1991年,王子琳、张文显主编了《法律社会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90年代,马新福承担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法律社会学专项课题研究,已出版《法律社会学导论》(1992年)和《法律社会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李　主编的《法律社会学》(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了自法律社会学研究复兴后十余年中国法律社会学学者们的代表性成果。其他还有,赵震江主编的《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信勇的《法律社会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田成有的《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朱景文主编的《法律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现代西方法律社会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李喻青等著《法律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平仁的《法律社会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30年来,我国也出版了大量的国外法律社会学著作,如R.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及《法律史解释》,亨利・莱维・布律尔的《法律社会学》,罗杰・科特威尔的《法律社会学导论》,

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E.A.霍贝尔的《初民的法律》,唐・布莱克的《法律的运作行为》和《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和卢曼的《法律社会学理论》,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萨利・安格尔・梅丽的《诉讼的话语》,塞尔兹尼克的《转变中的社会与法律》,弗里德曼的《法律制度———从社会学角度观察》,埃里克森的《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等等。大量国外法律社会学著作的引入,为我国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连续出版物方面,有郑永流教授主编的《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论丛》(1998年创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1卷,第八卷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起改为每年两卷);谢晖、陈金钊两位教授主编的《民间法》年刊(2002年创刊,每年1本,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朱苏力教授主编的《法律与社会科学》(2006年创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评论出版社发行)、《中国书评》(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也刊载大量法律社会学的成果,《北大法律评论》还曾专门组织“法律与社会”的主题讨论。(二)实证调查研究

以实证方法研究法律现象是法律社会学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后,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开展了大量实证调查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农村经济与法制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各地农村和典型农村经济组织的考察,形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郑永流、高其才、刘茂林等学者,以湖北省八市、县为标本,对我国农村的法律文化状况及法律发展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1993年,夏勇教授等主持承担了《中国社会发展与公民权利保护》课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走访了10个省(市)、23个县(市)、19个乡(镇),广泛接触了农民、市民、法官与行政官员,召开了230次座谈会,进行了6000份抽样调查问卷,并于1995年出版了专著《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96年,以苏力为核心的一批中青年

学者开展了名为“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制度”的专项调查,并形成多项成果。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开展了“北京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调查”。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中国农村居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抽样问卷调查,调查涉及我国6个省,进行了3000份抽样问卷调查,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研究提供了大量实证资料。基于调查与实证的研究还形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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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学和社会法学的比较

法律社会学和社会法学的比较

法律社会学和社会法学的比较法律社会学和社会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两个分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别。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法律社会学和社会法学进行比较，以期对这两门学科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研究对象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的社会功能、法律的社会效应、法律专业化、法律制度与社会结构、法律实践和社会变革等方面。

而社会法学则是研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规范和法律制度，以及它们的形成、变化和作用等方面。

社会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各种形式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法律的实施情况等。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方面，法律社会学和社会法学也有很大的不同。

法律社会学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依赖于对社会现象的深入分析、细致观察和个案研究等手段。

研究者通过对社会现象中的各种变量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同时，法律社会学研究者也会通过对法律实践的实证研究，以便于从实践出发，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适切性和效率性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社会法学研究则主要采取定量研究方法，依据大量的数据进行研究。

社会法学研究者通过设计各种实验和问卷调查，收集大量的数据，以此揭示法律的实施情况，判断各种法律制度的效果，探讨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同时，社会法学研究者还会采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制度和实践，从而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探讨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

三、研究目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法律进行研究，以了解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这些研究找出的结论能够用于改进现有法律制度，形成新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为提高法律实施质量和效率提供参考。

而社会法学的研究目的则是界定和阐释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及其适用范围、研究法律制度的沿革、尤其是比较文化和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以此为基础提出新的法律制度或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调整。

高中思想政治人教版必修3第九课练习题-普通用卷

高中思想政治人教版必修3第九课练习题-普通用卷

高中思想政治人教版必修3第九课练习题一、选择题1.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都重视法治。

“立善法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与一国，则一国治”“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这两句话意在强调A.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B.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C.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D.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推进科学立法。

推进科学立法体现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首先必须（）A. 有法可依B. 有法必依C. 执法必严3.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它结束了“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保障公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无法可依的局面。

该法的施行，有利于（）①彰显民主真实性，维护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②尊重和保护公民健康权，提高公民健康水平③强化公民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主体责任④推动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A. ①③B. ①④C. ②③D. ②④4.2020年以来，某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更多联系点开进企业、工业园区、村委会，向下延伸察民情、向上直通传民智，架起了一座座居民与权力机关之间的沟通桥梁，为全过程民主进行着有益探索。

这说明（）①地方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应为满足人民需求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②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创新形式和实现路径③开门立法是全过程民主在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保障群众依法行使决策权④彰显新时代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特色，让地方立法更接地气、更有特点A. ①②B. ①③C. ②④D. ③④5.“围观改变中国”，那么吐槽也能改变社会。

从社会学批判来说，每个人都有尊重和服从秩序并以此为荣的天然倾向，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这无疑是一种美德，但在一个运转不那么好的社会，这会给秩序制定者以最大的可乘之机。

在这里道德是完全模糊的，最服从秩序的人，在前一个社会里是良好的公民，在后一个社会里，可能会成为制度的帮凶。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1.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增强社会个体的信任度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体现了法律对于个人成长的包容性和人性化关怀，有助于社会个体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此制度的设立可以更好地符合法治精神，保护公民的名誉权和就业权等基本权利。

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传统的前科永久记录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于公正与进步的追求，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势在必行。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包括刑法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社会心理学理论等。

从现实情况来看，随着社会对个体回归的接纳与包容度提高，对前科记录的限制过于严格已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对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有助于平衡社会公正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应遵循公平公正、适度保障人权、程序规范与灵活调整等原则。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刑期长短以及个体在后续表现等因素进行考量。

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且当事人已积极改过自新的情况下，可以设立一定期限的消灭期限，期限届满后，前科记录将被销毁。

为了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应建立相应的审查机制和申诉机制。

该制度的构建还需要与其他法律制度进行协调，确保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

1.1 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和意义前科消灭制度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对犯罪人员因犯罪行为所受到的刑事处罚记录予以消除或者减轻的法律制度。

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犯罪人员的改造和重返社会。

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前科消灭制度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有些犯罪行为虽然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由于犯罪人员的特殊情况(如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对其进行严厉惩罚可能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

”30年前，一个伟大领袖，一个中国新时期的设计者——邓小平代表亿万人民，顺应历史潮流，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中国从此走向世界，世界从此认识中国，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从此开始……一是民生得到显着改善。

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

以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0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

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二是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

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

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00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承认乐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四是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开放是什么？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家的富强。

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