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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结城乡收入差距是指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这种差距常常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滞后所造成。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且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
在本文中，我将总结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由于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市地区的经济常常比农村地区更加发达。
城市中心集聚了大量的工商企业和服务业机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主要依赖于农业和畜牧业，这些行业所创造的价值较低，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
其次，教育水平的差异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高质量的教育。
城市居民更容易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
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很多农村居民只接受到基础教育甚至辍学，无法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也与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均有关。
由于城市土地供应稀缺，土地价格相对较高，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房地产投资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
而农村地区的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农民通常只能依靠种地、养殖等传统农业方式谋生，无法获得土地财富。
这种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均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剧。
城乡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平感增加，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也削弱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
由于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和工资水平低下，很多年轻人选择离乡进城谋生，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大量流失。
这不仅加剧了城市地区的人口压力和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衰退。
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
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扩大。
在城市，人们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水平。
与此相比，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职业选择也相对受限。
这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而农民的收入增长则相对较慢。
此外，城市中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而农村地区因为缺乏这些动力而无法提高收入。
然而，经济发展也可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改善，这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同时，农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来源。
例如，农村旅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额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此外，政府的扶贫政策也在帮助农村居民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上述因素，教育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
尽管目前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但经济发展改善了这一状况。
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建设了许多高水平的农村学校。
这为农村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为他们将来进入城市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经济发展有望帮助农村居民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然而，尽管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但问题依然存在。
首先，由于制度和政策的限制，农民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流转和利用，这限制了他们的收入增长。
其次，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升级的不平衡，一些农村地区仍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无法有效缩小。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多方面而复杂的。
虽然经济发展可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同时也提供了缩小这一差距的机会。
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教育的投入，以及促进农村产业升级和农民土地资源的流转等措施，可以望实现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目标。
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不可否认，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这种影响。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消费不均衡。
由于农村地区收入较低，人们的消费能力也相对较弱。
这导致了农村市场的疲软，无法有效地吸引资金流入。
相比之下，城市消费能力强，市场活力高，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资金。
这种消费不均衡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失衡发展，阻碍了整体消费市场的健康扩张。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给公共服务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由于农村地区收入较低，无法支撑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发展。
例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入水平普遍低于城市。
这导致了一些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较差，无法满足居民的需求。
而在城市地区，由于收入较高，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
此外，城乡收入差距也可能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失。
由于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人们纷纷选择外出打工或者迁往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
而这种人口流动会导致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减少，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就业压力和社会管理难题。
相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
首先，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带动农村市场的活跃。
这将吸引资本流入农村地区，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其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这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农村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除了上述影响之外，城乡收入差距还存在一定的社会问题。
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加剧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
这对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因为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仅会导致消费不均衡、公共服务压力，还可能引发人口流失等问题。
然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社会和谐。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研究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一现象备受社会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并分析其背后的经济、社会等因素。
一、经济结构转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进一步加大。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减少，而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高技能人才在这些新兴产业中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高收入，而低技能人才则受到了较大冲击。
因此，经济结构转型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教育是提升个人技能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改善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城市的教育资源相对较好，而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条件相对较差。
这导致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在教育背景和技能水平上存在差距，进而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就业机会不平等在就业市场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情况普遍存在。
大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对更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吸引了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高端产业，而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有限。
这导致了人员流动的集中现象，同时也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四、社会保障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异较大，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全面等。
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些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因而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五、工资谈判机构不完善工资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资谈判机构的不完善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不公平。
在目前的工资谈判机制中，企业对于员工工资的决定权较大，往往以市场供需为依据，而劳动者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
这使得企业高层和技术精英的工资水平较高，而普通员工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就业机会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工资谈判机构不完善等多种原因的影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及解决方案在当今社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种收入差距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也影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探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一、原因分析1. 教育差距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关键。
然而，由于教育资源在城市相对丰富，城乡教育差距逐渐扩大。
城市学校拥有更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育设施，而农村学校资源匮乏，师资不足。
这导致城市孩子更容易获得良好的教育，而农村孩子则面临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从而影响了他们以后的就业和收入水平。
2. 就业机会差异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投资。
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农民在寻找就业机会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
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农村的传统从业行业，这些行业的收入相对较低，无法与城市的薪资水平相提并论。
3. 市场经济改革不平衡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社会问题的加剧。
在市场经济改革过渡的过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逐渐形成，并加剧了收入差距。
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机遇和红利。
而农村地区的发展受到许多制度和政策的限制，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解决方案1. 教育公平为了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并关注农村地区的学校建设和师资培养。
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奖学金、补贴等方式来鼓励优秀的教师到农村地区任教，并提供先进的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
此外，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在农村地区设立学校或资助农村孩子接受优质教育。
2.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了缩小城乡就业机会差距，政府应该致力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政府可以加大对农村创业人群的扶持力度，提供创业培训和财政支持，鼓励农民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
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等方面的水平，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近几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公布的几组数据显示，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在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中从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业盈余从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劳动报酬从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２００８年２０８家企业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从２００６年６．７２倍扩大至２００８年１７．９５倍；２００８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职工工资１４２３元，其中尤以农民工居多。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一是收入分配持续扩大导致内需不足。
一般情况是最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中低收入者，而高收入者本身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低，即消费边际倾向低的群体占有了更多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而低收入者收入增长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但消费边际倾向高的群体收入增长慢，其结果就会形成 “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严重制约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二是收入分配持续扩大会使经济的激励机制失效。
收入分配失衡会使部分低收入者丧失对工作的热情和创造的激情，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结构调整。
２、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
提高消费水平，扩大消费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始终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
由于消费需求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形成“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 的发展模式，使低收入劳动者难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
３、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进步。
一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易发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使部分低收入者长期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的支撑，透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
区域收入差距概述区域收入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之间、或同一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往往由地理、经济、社会、政策等多重因素所导致。
区域收入差距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增加经济平等、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因素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影响因素：1. 地理因素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口密度、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因素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
例如，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较高的工资水平。
2. 经济结构因素经济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和创新型企业，而相对欠发达地区则主要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
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3. 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高教育水平的地区通常能够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和高层次的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地区整体收入水平。
而教育水平低的地区往往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导致收入水平较低。
4. 政策因素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减税、提供土地、资金等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收入水平。
影响与解决方案区域收入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过大的区域收入差距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因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缩小区域收入差距。
1. 优化区域经济结构通过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可以提高地区整体经济水平。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和创新型企业，吸引人才和技术创新，以减少地区收入差距。
2. 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加大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可以提高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居民的技能和就业机会，从而改善地区的收入水平。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对策一、门槛拉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现状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进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升。
但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基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家庭拥有更多的教育和职业、技能、身份和地位等资源，而农村居民由于地区的落后和基础设施的不足，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
二、社会制度不完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之一社会制度不完善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之一。
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体制问题，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此外，城乡教育差距，医疗保健差距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落后也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自我发展和收入增长，这些都是制约农村发展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问题。
三、劳动分配体制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之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城乡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报酬差距逐渐拉大。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市居民通常拥有更多的技能、工作经验和知识，因而更容易找到丰富的工作机会，而农村居民则更多地是单一的劳动力市场，其工作机会也存在着缺失的情况，因此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极度受限，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四、缺乏科学技术和创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之三现代科技和医疗制度的发展已经是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例子，但是，这些发展并没有促使我国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
一方面这反映了我国科技制度的局限性和未来的改进空间，另一方面，这也表明贫困人群可以从科技和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实现中受益更多，科技和创新的发展修正失衡，规划和政策工作的改进也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五、一些应对策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制定一系列扶持和发展计划，并引导有劳动技能和创新意识的农民尽快融入城市经济。
同时，积极发展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多种联系，增强双方良性互动和共赢能力，建成以融合和合作为核心的城乡关系，并搭建实现城乡收入平等的长期机制。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与对策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经济的区域差异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涉及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背景分析在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外流严重。
随着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差异逐渐显现。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表现1.收入差距：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资源丰富和先进技术的集中应用，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
2.产业结构：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农村以现代农业和发展服务业为主。
而中西部地区农村以传统农业为主，缺乏新兴产业的发展。
3.基础设施：东部地区的农村相对发达，交通、通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完善，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教育医疗资源：东部地区农村的教育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农民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
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
5.环境资源：东部地区农村的环境资源相对较好，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资源受到较大的污染和破坏，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1.政策因素：过去的发展政策偏重于城市，农村发展得不够重视，导致区域差异逐渐加大。
2.资源禀赋：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了各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3.教育医疗资源分配：教育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得农村地区的人才流失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四、加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1.调整政策：制定更多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鼓励农民参与新兴产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2.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支持力度，推动农村产业的结构升级，培育新兴产业。
中国地区经济收入差别 一、自生水平问题以及赶超战略对中国地区差别的不利影响 中国政府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典型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该战略下建立的大量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水平的(林毅夫,2002a)。自生水平问题以及为克服这个问题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拉大地区发展差别。其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很多资本密集项目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单单从统计数据看,这种投资分配模式意在(或者说有可能)缩小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别。但是这些投资真正形成的生产性资本量却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投资形成的资本品专用性极强,对当地经济活动几乎产生不了什么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①第二,绝大多数赶超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初级原矿产品和初级制成品,而这些投入品绝大多数出自中西部地区。为补贴赶超项目,政府出面人为压低这些商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西部地区事实上在补贴这些赶超项目。所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的很多赶超项目不但不会促动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相反还会在一定水准上起负面作用。第三,即使政府为赶超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些项目只能够为来自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而当地劳动力则被局限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因而,本地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难以提升。
改革以来为补贴没有自生水平的国有企业,政府继续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而这些资源和产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改革以来沿海省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西部地区输入越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所以,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提供补贴,导致地区差别进一步扩大。另外,中西部地区没有自生水平的企业所背负的政策性负担,内生地导致了这些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LinandTan,1999),所以,即使承担赶超任务的中西部地区企业能够获得政策性补贴,但是其经济绩效也不高。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水平,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林毅夫,2002b)。 二、对中国地区差别的实证分析 1·实证分析的基本框架 为了深入说明发展战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实行严格的计量分析。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Solow,1956;BarroandSala-I-Martin,1991,1992),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初始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在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比初始人均收入较高的经济体快,这是经济增长内在的收敛机制。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战略特征决定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前文阐明的那样,如果一个欠发达的经济体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那么其经济增长步伐将被延缓,从而使得其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速度。
林毅夫(2002a)定义了实际的技术选择指数(TCI)以及最优的技术选择指数(TCI*)来度量发展战略的特征。基于此,我们这里采取如下方式间接度量政府推行的发展战略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离：DS=TCI-TCI*(1)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推行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DS=0。如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所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这种赶超战略之下DS>0。DS的实际取值越是大于0,则表明赶超力度越大,或者赶超的特征越强。进而,我们构造如下的计量方程：Gi=α0+α1·Ln(GDPPL0,i)+α2·DSi+ψX+ui(2)(2)式中,被解释变量是1978—2000年期间各省区市的劳均GDP年增长率。Ln(GDPPL0,i)是各省区市在1978年的初始劳均GDP,代表初始的发展水平。按照前述分析,如果收敛机制存有,则α1的符号预期应该为负;同时,如果我们的假说和经验事实相容,则α2符号预期也应该为负。因为TCI*是不可观察的,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计算出DSi的取值。但是,注意到TCI*是一个正的常数,在回归分析时,就能够将(2)式展开为(2′)式：Gi=C′k+α1·Ln(GDPPL0,i)+α2·TCIi+ψX+ui(2′)在方程(2′)当中,C′k=α0-α2TCI*。预期TCIi的系数α2的符号应该为负。在方程(2)和(2′)当中,X代表其他解释变量,对此我们在后文将给出详细的介绍。
2·变量和数据来源 关于TCIi的具体测算办法,请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的报告。①TCIi实际上是刻画各个省区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特征的变量。我们得到的原始TCIi数据是各个省区市1978—1999年期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刻画整个分析时期里各省区市发展战略特征,首先引入1978—1999年各个年份TCIi指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解释变量,记为TCI7899。我们还引入了另外一种定义的发展战略指标：TCI7885,含义是1978—1985年各省区TCI的算术平均值,以便分析改革初始阶段各个省区的发展战略特征。(2′)式涉及到的其他解释变量X,视具体情况而不同。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其稳态劳均产出就越高。这样,如果各个经济体之间储蓄倾向不同就会影响到收敛速度。具体来讲,储蓄倾向越高的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因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储蓄倾向导致高稳态收入水平,进而意味着给定的初始人均收入和稳态收入之间存有更大的差别,从而就有更快的劳均收入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引入了储蓄倾向(以SAVi代表)指标。按照理论预期,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在具体实行计量估计时,我们沿用Mankiw等(Mankiwetal.,1992)的做法,定义各个省区储蓄倾向为：SAVi=∑2000t=1978IiGDPi。其中分子代表固定资本和存货资本投资之和,①分母代表当年的GDP。两者均为当年价格。另外,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劳动力平均增长率越高的经济体,稳态人均收入就越低。按照和上述储蓄倾向大致类似的理论原理,我们引入了各个省区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以LABGi来代表)作为解释变量。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负。
大量的经济增长收敛回归都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不过各个研究者实际使用的定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也将各个省区起点时刻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以HUMK82i代表)。具体定义是各个省区1982年具有小学文化水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个指标的系数符号预期为正。有文献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差别的影响(Lee,1994;Dayal-GulatiandHusain,2000)。外资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往往能够带来新的技术诀窍和管理经验。所以外国直接投资(以FDIi表示)越多的省区,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就越大。我们在计量分析中实际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指标的定义是：1978—200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累计额的自然对数。我们预期外国直接投资变量的系数符号应该为正。另外,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现象(如蔡和都阳,2000;Tsui,1991,1993)。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和市场容量的确相差悬殊。为了控制这些因素,我们也引入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没有考虑经济的结构方面。Barro等意识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本身忽视经济结构带来的不利后果,试图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实行实证检验时实行补充。他们关于美国地区收敛的计量回归中引入了一个结构冲击变量,该变量是一个加权和,权数是各州中各产业的产出份额,被加权的因子是各产业在全国水平上的增长率(BarroandSala-I-Martin,1991,1992)。从理论层面讲,Barro等理解的经济结构冲击变量基本上是侧重需求方面的。考虑需求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来无可厚非。但Barro等关于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解,违背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道理。举例来说,如果全国水平上工业增长快,而某个省区的比较优势却恰恰在农业,那么,这个省区里工业所占比重较小不见得就是坏事,并不见得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然,在美国那样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各个州之间的产业分工格局已经很好地顺应了各自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来,Barro等理解的结构冲击基本上就是相对短的时期里需求冲击的影响。换言之,这个指标用在美国还能够刻画较短时期里的需求冲击,但用来理解中国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力有不逮。这是因为中国各省区的经济结构和其比较优势吻合得不太好。
魏后凯(1997)的经验研究中使用了完全按照Barro等定义的结构变量。③为了比较前述定义的发展战略结构变量和Barro定义的结构变量,我们也根据Barro等的定义计算了1978—2000年期间中国29省区的结构变量,并将之纳入回归分析。①Cheng(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地区收敛的检验结果对于样本选择比较敏感。具体来说,对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不同处理办法将导致不同的结论。比如,Tusi(1996)将三大直辖市包含到临近的省份之后,就会得到中国地区收入水平在改革之后趋异的结论。其他研究得到收敛的结论,是把三大直辖市作为独立的经济体来处理的。我们在后面将分别按照包含和不包含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情形实行计量分析。(2′)式中的随机扰动项假定存有异方差问题,即：E(u)=0,Var(u)=σ2ζi。为此在计量分析结果中,我们报告WhiteRobustness方差协方差矩阵的估计结果。
3·计量分析结果 报告了计量分析结果。模型Ⅰ是新古典无条件收敛的框架。这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似乎不支持新古典无条件收敛的假说。而且这个模型的拟合精度也比较差。模型Ⅱ和模型Ⅲ分别用TCI7885和TCI7899控制住改革开放初期和整个改革期间各省区市的发展战略特征。从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发展战略越体现出赶超的特征,则劳均GDP增长率就越低;而且初始条件变量Ln(GDPPL0)的符号也符合理论预期。模型Ⅳ-模型Ⅷ的基础是条件收敛框架。在这些模型中涉及到的发展战略特征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不过,即使初始条件变量Ln(GDPPL0)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不显著。其他的解释变量中,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符号均符合理论预期。不过这些系数符号的显著性却不稳定。而初始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符号却相悖于理论预期,而且在有些场合之下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还比较高。当然,从中难以导出人力资本对劳均GDP增长的影响为负的一般结论来。
在报告的8个模型基础上加入中部和西部两个虚拟变量之后,所有模型的拟合精度均有比较大的改善。而且加入地区虚拟量之后,初始条件变量Ln(GDPPL0)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负,说明新古典收敛机制仍然成立。而且计量结果表明,中部省份劳均GDP增长率显著低于东部省区市;而西部省区又低于中部省份。这表明自然条件以及其他不可观察的区域特征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过即使在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之后,发展战略特征变量的影响也仍然符合理论预期,从而充分说明发展战略特征对劳均GDP增长的反面影响。在报告的模型基础上再引入按照Barro等定义的结构变量实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表明,这些结构变量的统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