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一、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一）追求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中国①对外关系理论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周代，乃至更远。

然而，作为统一王朝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践，则应始于秦汉。

秦朝匆匆灭亡，汉初则因社会凋敝而力不从心，所以，汉武帝时代是国际关系体系成型的重要时期。

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目标在于建立中国王朝的中心领导地位，确定周边各国同中国的尊卑秩序，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

其理想目标是建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君臣关系，不但在国际政治上获得最高的权威，而且获得伦理道德上的巨大支持，成为国际正义的象征。

这是把国内政治体制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上。

然而，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有着很大的差别，只要不是征服兼并敌国，就不可能像统治臣民一般统治别国。

如果说国内政治的指向是权力的集中，那么，国际政治的指向正好相反，是权力的分散。

而且，处于国家权力统治下的社会，可以建立起一种伦理道德规范。

然而，在没有统一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难以建立统一的价值和道德体系。

因此，国际关系表现得更加现实，更加凸显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面对众多国家之间的现实利益关系，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权力中心，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其次要致力建立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它不像国内道德那样繁复而富于理想主义的感召，必须简洁明快，让不同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韩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藏日本古代文书与日本‘唐风文化’研究”、上海市哲社规划办“东亚古代汉文文献与东亚世界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日本、朝鲜古代基本史籍的校勘与研究”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①本文在论述古代对外关系时所使用的“中国”，指的是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

在中国形成过程中，许多民族被吸纳进来，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出现了周边民族由外而内的变化。

所以，这里使用的“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

其次，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许多做法，源于早先处置周边民族的政策与经验，难以截然区分开来，故此一并论述。

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族”，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不可与今日相混淆。

［摘要］古代国家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政治关系。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不管使用和平的或者武力的手段，整个外交活动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

和平与武力的手段、君臣关系、册封与册封体制、羁縻与羁縻府州、朝贡与和亲等形式，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的。

［关键词］君臣关系册封羁縻朝贡征伐融入式拓展和亲〔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３２６（２００８）０８－００９３－１５２００８年第８期历史学９３－－文化背景的民族或国家能够接受或者理解，且具有可操作性。

只有国际政治权力与国际道德准则相辅相成，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

如果无法建立获得广泛认同的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国际体系及其领导者都无法稳定。

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必然是动荡不安的，一旦实力间的平衡被打破，便是动乱与战争。

把“德化”的原则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上，其实就是要凭借文化优势，依托国内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理念去建立国际道德与价值准则，建构国际体系，谋求长期安定的国际环境，这是颇具远见的做法。

当然，“德化”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它所依恃的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包括军事的、经济的实力，也包括外化为先进制度的文化吸引力。

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君臣式的国际关系体系。

换言之，古代中国王朝所追求的是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承担领导的责任和保护臣属国的义务，扮演国际争端的仲裁者角色。

因此，中国所谋求建立的以君臣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对接近于西周的共主周王与诸侯国的关系，而非秦汉以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式的君臣关系，这是由国内政治传统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所决定的。

诚然，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与政策可以放在前述“中国”、“天下”渐次扩大的延长线上，然而，作为统一的国家致力建构国际体系，则始于秦汉帝国。

—君臣关系（二）对外关系的理想目标——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摒弃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中央权力直接渗透到地方，君权至上。

同时，君权还具有来源于“天”的正统权威，赋予其权力的合法性。

把君权贯彻于国际体系之中，不但可以使中国具有至高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具有道德的权威。

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建立君臣关系，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最有利的。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国际体系中建立起君臣关系，得益于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和文化对周边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东亚，当秦汉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朝鲜半岛和日本尚处于部落国家林立的状态，需要从秦汉输入文化和技术，以提升自我。

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为政治优势。

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君臣，不同于国内政治中的君臣。

国内的臣，为直接统治下的人，而国际关系中的臣，却是表示服属的民族或者国家，故统治的方法不同。

“臣”本意为服从。

然而，臣有个人，也有以部族乃至国家为单位的，这是重要的区别。

《尚书・酒诰》记录了周初戒酒诰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可知殷商已有内服和外服的区分，《大盂鼎》铭文记载：“我闻殷坠令，佳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正可相互印证。

西周继承殷商的做法，王畿为内服，其外为外服。

参照前述五服之说，内外服虽然是空间上的远近之别，但就臣而言，内服为周朝臣下，均为个人，而外服之臣则为诸侯国，故《仪礼・燕礼》唐贾公彦疏称：“诸侯臣在乡遂及采地者为外臣，在朝廷者为内臣。

”秦统一全国，朝臣扩大到全国，原为外臣的诸侯国消灭了，个人出仕朝廷，均为内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团体服属于秦的情况并没有消失。

《法律答问》：“使者（诸）侯、外臣邦”，［１］（Ｐ２２９）可知秦国之外有诸侯国，还有外臣邦。

此外，在《法律答问》还见到：１．“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

”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２．“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

”可（何）为“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他邦而是谓“真”。

可（何）为“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

３．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

这三条关于“臣邦”的定义是相互关联的。

从第１条来看，秦之内也有“臣邦”，故臣邦人不满其主而要离去，同时也就离开了夏（秦）。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将“臣邦”解释为“少数民族”，似乎可－－９４以进一步深入分析。

因为第３条法律显示，属于夷蛮戎狄之类异族者，称作“臣邦真戎”。

根据第２条，纯属“臣邦”人者，称作“真臣邦”；臣邦人可以同秦人通婚，所产子属于秦人。

由此看来，臣邦有在秦之内的特别政区，也有在秦之外的异族国家。

特别政区之人，未必都是异族，应该有一些是土著民。

就实际情况看，秦治下有特别政区“道”，［２］为县级行政区划。

《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也。

”西汉规定，道有３２个。

①秦代可以找到１７个。

②秦道主要分布于原秦国旧地，尤其集中在陇西、蜀、北地等郡，这些地方正是土著民和异族聚居杂处的地区。

［３］由此可见，秦国对于未开化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以利于他们逐渐适应并融入秦王朝。

以后的王朝也继承了这个办法。

秦律对道有法律规定：“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

受者以律续食衣之。

”［１］（Ｐ１１０）很明显，道受秦法律管辖。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法律为《属邦律》。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对此条法律的注释，属邦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有秦兵器铭文为证。

汉代因避刘邦名讳，改称属国、典属国。

属邦亦即前引秦律所称的“臣邦”，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已经出现。

［４］所谓“属国”，《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释道：“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

”其关键是不改变属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习俗，而服属于秦、汉王朝。

从实际事例来看，汉武帝在打败匈奴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５］（Ｐ２４８３）表明汉朝大规模征伐匈奴，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占领其地，而是要匈奴臣服。

故匈奴投降，向汉朝称臣之后，汉朝即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形态，置之长城内外，作为臣属国，由此建立起君臣从属关系。

臣邦可以放在秦国内特殊政区的延长线上理解。

当然，以部落或者国家为单位向秦服属之“臣”，不同于秦国家机器中的内臣，而属于“外臣”。

外臣并非空间上的内外，而是政治关系上的内外，在许多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来。

例如在礼仪方面，《仪礼・大射》郑玄注说：“献三官于阼阶，别内外臣也。

”重要的是在国政上，“外臣不知朝事”，［６］（Ｐ３１８５）只是作为秦汉王朝在边外的臣属国，不介入中国的内政。

中原王朝对于臣属国具有保护的责任，同时臣属国对中国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汉书》散见片断记述：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卷９４上《匈奴传上》）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

以闻，上许之。

（卷９５《朝鲜传》）可知外臣居于边裔，必须安辑所部，定期入朝，捍卫中国边塞，确保道路畅通，使得周边其他国家能够前往中国朝见。

（三）宗法伦理与血缘纽带君臣关系是古代中国王朝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

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是血缘关系中的父子关系。

《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家长的权力在古代并不大，所谓“作民父母”，强调的是爱民如子，仁慈治天下。

直到专制主义强化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支持，父权和夫权才大大加强，到明清时期与君权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专制统治的支柱。

因此，不同时代的父子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早期在君臣的政治关系上加上父子的宗法关系，更多是为了通过血缘的纽带，既强化双方的联系，又使得森严的政治秩序变得富于亲情而柔性化。

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很好的说明。

汉初高祖刘邦出征匈奴，受挫于白登，忍辱改行和亲，以宗室之女出嫁单于，双方约为兄弟关系。

此后历文、景两代，均保持与匈奴的和亲关系。

故匈奴单于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

”［７］（Ｐ３７７７）于公，双方①《汉书》卷２８下《地理志下》记载：“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

”②马非百《秦集史・郡县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列示８个道；张焯、张东刚《秦“道”臆说》（《民族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则列出１７个道。

－－９５约为兄弟；于私，汉皇帝与匈奴单于为翁婿。

汉武帝打败匈奴，直到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５２年），匈奴单于称臣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