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与受众共建议程设置及反思——以央视《新闻1+1》钓鱼岛事件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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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ISSN1007—2438 201 3年第5期 新闻与传播 

论媒介与受众共建议程设置及反思 

——以央视《新闻1+1》钓鱼岛事件报道为例 

周敏 

摘要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理论假说,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 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是在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发展的新的传播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本文做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对 钓鱼岛事件的报道,提出新的见解。议程设置不仅影响当下受众去想什么和怎么想,同时受众的态 度也影响大众媒体对议程设置作适度修改。另外,通过钓鱼岛事件反思当下媒体报道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议程设置;钓鱼岛事件;受众;引导;构建 中图分类号G222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周敏,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广东珠海519085;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4 

一、议程设置理论背景 

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理论假说,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新的传播环境、传 

播模式和传播媒介的发展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修正和发 

展。第一阶段,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1922年李普曼的《舆论 

学》最早提出该思想,虽未给该理论命名,但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他认为报纸和杂志创造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图像,“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 

图像,”【1]。第二阶段,1964年,伯纳德.科恩提出议程设置猜想,他认为“在多 

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 

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2]这一假说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 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大众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证实。 

第三阶段是1997年,麦库姆斯和埃斯特拉达在探讨了议程设置的第一、二层 面,扩宽了议程设置研究视角,提出“媒介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也告 

诉我们该怎样想”。[31 

以上三个阶段是传播学史上比较权威的看法,它与大众传播效果分析的 

发展阶段是一脉相承的。例如第一阶段“新闻媒介影响公众对当天什么是最 

重要议题的感觉”对应“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第二阶段“大众传播可能无 

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对应“有限效果模式”,第三阶 新闻与传播 

段“媒介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也告诉我 们该怎样想”对应“适度效果模式”或“强大效果 

模式”。应当说,这些理论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整体 的媒介环境、大众媒体的发展以及传播模式的演 

变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 

二、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假设 

随着现代新媒体的兴起,大众传播环境与传 

播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现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议程 设置理论提出不同看法,如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 

间的议程设置研究,网络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研 

究,大众媒介与社群媒介之间的议程设置,微博客 

的议程设置研究等,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在 

不断发生变化。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媒介特别是 

新媒体的角度来谈议程设置,很少有人从受众角度 

来谈接受者对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虽然“使 

用与满足”理论也强调受众对媒体的影响,但在新 

媒体的环境下,受众的概念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 

受众不但能迅速得知大众媒体设置的议程,并迅速 做出反应,进而影响媒体的议程再设置。蒋忠波与 

邓若伊在2010年《国际新闻界》的《国外新媒体环 

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一文中曾预言说,受众对于 媒体议程的影响初现端倪。他们认为,在新媒体时 

代媒体与受众之间议程设置变得更为复杂,由传统 媒体环境下的媒体为受众设置议程变化为新媒体 

环境下的受众与媒体双向互动设置议程。[4]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受众角度来看待议程 

设置效果,提出“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不仅影响现 代受众去想什么和怎么想,同时现代受众的态度 

也影响大众媒体对议程设置作适度修改”这一理 

论假说。同时这一假说也是对应大众传播中的“互 

动传播”、“双向传播”效果模式。 

三、理论新假设的实践支撑 

首先,我们对现代受众的概念作一个界定。 

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中,依据拉斯韦尔的“5W”模 

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 

fin which channe1)、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 

果(with what effect),在拉斯韦尔的理解中,作为信 

息接收者的“whom”是乌合之众,是没有能力制 造议程,更谈不上主动传播,媒介等同于单一的媒 体,大众媒体承担了议程设置的主导任务,传统媒 

介环境下的“人”是被动地接收议程l 5_。但现代受 众已不是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中单向的信息 

接受者了,在以网络为主导的自媒体时代,受众不 

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大众 

媒体与受众互为接受者与发布者。因此,在现代 

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对话题的引领表现出两个舆 

论场:一方面大众媒体设置话题引起受众关注,另 

一方面受众通过个体传播渠道引发的话题也影响 

大众媒体的议程再设置。 ̄H2012年8月钓鱼岛“购 

岛”风波事件伊始,引发全球华人和各大媒体高度 

关注,受众与媒体之间经历了议程设置与议程再设 

置的权衡与导向。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栏 

目近期对钓鱼岛事件的报道为例,虽管中窥豹亦可 

见一斑,以此来了解媒体与公众对议程设置的相互 

引导与建构(表1)。 

表1《新闻1+1》关于钓鱼岛事件的报道 日期 内容(节目标题) 媒体议程设置 6月8日 购钓鱼岛:把玩笑当真了’ 8月15日 我们登上钓鱼岛1 8月28日 保卫钓鱼岛l 9月4日 钓鱼岛,不容他国随意“买卖” 9月10日 日本想“钓鱼”:别“钓”到自己0 9月12日 保卫钓鱼岛l 第一次议程设置 9月13日 中日关系+降温仍在持续 9月14日 拥抱钓鱼岛I 9月17日 钓鱼岛:要有打“持久战”的定力0 9月18日 海峡两岸去钓鱼岛捕鱼l 9月24日 “爱国”:不能犯罪I 9月26日 巳罪:别披着“爱国”的外衣『 第二次议程设置 9月27日 中日邦交:四十有惑! (2012年6月至9月,数据来源于CNTV) 

对于上表,我们可以从报道数量和传播模式 

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报道的数量上看,《新闻1+1》作为一 

档日播新闻评论节目,在2012年6月至9月钓鱼岛 

事件的报道中,在6月只有1次报道,7月没有,8月 

报道2次,而9月份报道了10次,可见钓鱼岛事件在 

6月已初见端倪,但没有形成气候,媒体没有过多 

关注,故也没有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但在8月15日 

以香港保钓人士被日本扣押为导火索,以及9月5 

日日本政府再次宣布“购岛”事件以来,引发一起 

又一起闹剧,从而引起中国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媒体和受众在8月份形成关注导向,在9月份形 

成关注高峰。另外,从报道频率上来看,9月10日 新闻与传播 

至18日形成一个报道的高潮,九天报道了六次,这 

对一档新闻评论节目来说是罕见的,除了伦敦奥 

运会期间奥运主题的常态化播出以来,钓鱼岛事 

件是今年《新闻1+1》倍受关注的报道评论内容。 

再者,从报道的标题上来看,从《钓鱼岛,不容他国 

随意“买卖”》到《日本想“钓鱼”:别“钓”到自己》, 

再到《钓鱼岛:要有打“持久战”的定力!》,语气 

一次比一次坚定,态度也一次比一次坚决,从而能 

够有效地引起受众的注意力。 其次,从传播模式上看,在宏面层面上我国 受众议程与大众传播议程显著性相关[6],因钓鱼岛 

事件是举国瞩目的大事件,所以首先大众媒体设 

置议程,受众从大众媒体中了解钓鱼岛信息(媒体 

第一次议程设置),引发受众在网络、微博中纷纷 

跟帖表示愤怒(受众第一次议程设置),在新媒体 

时代,受众不仅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发布者, 

同时媒体对受众产生的影响较传统媒体环境下更 

为迅捷,群众爱国热情高涨,从而激发游行示威, 

从理性爱国到“打砸抢”,引起媒体高度注视,大众 

媒体马上改变议程设置,因此《新闻1+1》在9月24 

日至26日连播两集《“爱国”:不能犯罪!》与《犯 

罪:别披着“爱国”的外衣!》来警示国人理性爱 国,其他大众媒体也呼吁大家理性爱国并公布“嫌 

疑犯”名单(媒体第二次设置议程),受众再次响应 

跟帖、转发微博,积极寻找“嫌疑犯”(受众第二次 议程设置),直到现在部分嫌疑犯主动自首、被抓, 

群众怒火逐渐平息并理性看待(图1)。 

l夫众媒体设鼹议程 l受众获知并做出反廒, l l l 垒兰墨 竺 I 

I 

圈一 l反成,受众褥设议程 l I程 I 

图1媒体与受众共建议程设置示意图 

从《新闻1+1》上述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大众媒体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 

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 

而引起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 

其次,受众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 

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这些议题的表达 影响着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 

件首先采取行动。尤其是在新媒体的环境下,信 

息来源的渠道非常广泛,受众会迅速得知大众媒 

体设置的议程,并迅速做出反应。 

最后,受众的行为也影响着媒介的议程再设 

置,通过对议程的调整从而对受众的行为做出修正。 

这一流程不是闭合的,而是不断地演进的, 

即使对某单一个体议程设置而言,新媒介环境下 在决策议程设置作用于个体后,个体可以直接做 

出判断,并凭借新媒介平台继续个体在社群中议 程设置的评判、修正,仍然会不断地推进其升级, 

会赋予更新的意义和价值,继而进入媒体议程设 

置的下一升级演进过程之中。[71 

因此,在当代全媒体、自媒体的传播环境下, 

在以互动传播、双向传播为主导的传播模式中,大 

众媒体与受众之间会呈现相互引导和相互构建议 程设置的这一现象。 

四、对钓鱼岛事件议程设置的反思 

如果说大众媒体与受众之间相互引导和相 

互构建议程设置这一假说成立,这对我们以后的 

媒体工作者提出更多思考与更高要求。记得一次 

在中国传媒大学《中美电视传播战略》的论坛上, 

原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先生谈到,中国与西方 

媒体的传播策略与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距,主要 

表现在设程设置上。西方媒体的议程设置主要表 

现在引出一个话题,把它讲成一个道理,并形成真 

理,“入眼人心入脑”。而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不 

够巧妙,跟中国受众的接触不够紧密,我们通常生 活在“中国领导人很忙,人民生活很幸福,外国很 

乱”的这样一种景观中,“人眼不人心”。 而钓鱼岛事件的两次议程设置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出来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媒体高度反省:一 

是大众媒体议程设置对受众因素考虑不充分。如 果说在一开始我们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高屋建 

瓴,既表达对日本购岛事件的愤怒与不满,又倡导 

大家理性爱国,不要搞“打砸抢”,从一开始防范于 

未然,把非理性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这样也许能 

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因为史上示威游行中“打砸 

抢”的行为也发生过。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