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时期_人的觉醒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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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年
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
钱理群
这里又谈到了五四而且是五四“人的觉醒”是否有一个难以超越的“五四情结”试图用五四的药方来解决当今中国之问题五四已过去了七十年,今天的人们大概不至于如此简单对待我想做的事无非是尽可能地接近五四本来面目;然后再看一看那段历史上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启示意义正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五四本来面目”我有意识地接触了当年的一些原始材料才发现我们过去的一些结论都有些“想当然”或者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为了说明问题,本文不得不有较多的引证,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翻阅五四时期的报纸期刊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五四时期“人”所特具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世界宇宙)意识刘纳同志在她的极有创造性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里曾经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人们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国家与个体之间不,砂缺少的中
间层次—家族而直接以`国民,的概念
将
个体生命与国家联系起来”这就是说,现代
中国“人”的觉醒是从“国民意识”的获得为开
端的;而正如刘纳所说,“`国民,并不属于自己他属于`国属于`群,”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意识中所注重的
“
不
是作为国民的自由的权利,而是责任”也就
是说本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摆脱了“家族”的束缚却仍然自觉地将人的个体
附属服从以至消融于以“国家”形态表现出来的“群体(“类”)之中
在汹汹而至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下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个体自由”的是鲁迅他在一九O八年所写的《破恶声论》里即明确指出:“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类之大较二:一日汝其为国民一日汝其为世界人前者
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
人之自我使之棍然不敢自别异泯于人群”于是鲁迅大声疾呼:“人丧其自我矣,谁则呼之兴起”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得到响应的鲁迅的超前意识萝到十年以后中石
五四时期才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新的历史任务是由李大钊明确提出来的李大钊在写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即五四之后三个月的《我与世界》里发出了这样的召唤:“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遂渐废除”与李大钊相呼应的还有陈独秀他在一九一八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就已指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①并明确地把“国家”列为应予“破坏”的“偶象”之一②于是对“国家主义”以至“爱国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五四新思越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恰恰是我们过去所严重忽视了的。陈独秀在讨论“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时(伺题攀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时代气氛)所提出的下述观点实际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卜他阐述说,“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食以为夭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作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这是因为群众心理不用理性作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也有时可为恶”③中国近代史七不断出现的在“爱国”旗帜下盲目排外的事件就足以证明这一点陈独秀同时提醒人们要拒绝借口杯爱国”而要求人民无止尽地“为国家作牺牲”的蛊惑这也非无的放矢正是出于对在“爱国”口号下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④李大钊的这一意见因为不特合权威意识形态对手五四的分析而长期被淹没,以至我们今夭重提这一重要论断不能不感到某种厉史的遗憾因此毫无疑间,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千涉我的权利”⑤这望所表规舀来的是`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五四时期主体的个性自由意识在理论上的表现即是胡适周作人所
提出的“个人本位主义
”
一一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太的天
性
不使他自由发展“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
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⑧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
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
了
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
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
就只为人类
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
利己已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
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勿
这是对“人”的个体价值最充分的肯定“个体”不再消溶在“类,’(或社会国家或民
族或家族)之中而作为实在的独
立存在
受到了尊重而且在理论上确立了: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民族国家家族存
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既否定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视也根本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屈己
而利群”的伦理观但也正是在这
里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彻麓反封建
性以上我们反复地强调了五四时期的个体
自由意识及其对爱国主义的批判是否就因
此否定了五四“爱国救亡”的主题的存在呢
当然不是无论是五四学生运动本身还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一个明显的政治文化心理的背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
略的日
益加剧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危机感和言民族
自强自力以救亡的历更要求,这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也正为此五四那一代,在强调
个体意识时,也同时强调了自我牺牲精神有意思的是,他们当时并不感到这二者
的矛
盾,而是努力用进化论将其统一起来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即指出人一要“生存”,要保存生命,就必须
“
爱己
”保
证个体生命精神与体质的健全;二为了保证
生命的延续民族的发展,在前者长者的生命应牺牲于在后者与幼者这样五四那一代人就提出了一个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互相制约与补充”的伦理
模式这一伦理模式所包含的两个矛盾着
的
侧面实际上是反映了五四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所谓“启蒙”的主题与“救亡”的主题)的在五四以后,就外化为鲁迅所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进而形成
两条发展路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发展了五四“爱国救亡”的主题,由牺牲自我走向
了
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少数知识分子则发展了五四对于爱国主义的批判他们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感,一再地批评爱国群众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同时坚持五四“救出我自己”的个性主义原则形成了一股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却又从未断绝过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的思潮应该说囊括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上述两种选择对于五四传统,都是既有肯定继承,又有否定背离(或超越)的而始终坚持“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互相制约与补充”的五四伦理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如鲁迅者就陷入了几乎是无以自拔的矛盾和痛苦中过去我们根本否认鲁迅式的矛盾的存在(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鲁迅只主张“自我牺牲”而看不到鲁迅直到晚年仍坚持“自我独立发展”的要求的这一面)而将“走向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的这条道路定为五四传统的“正宗”,不加分析地予以全盘肯定,对五四后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的思潮则加上“背叛五四传统”的罪名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这样的价值判断,固然十分痛快却既不符合五四及五四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更不利于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科学总结近儿年我们对有关的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作了大量的重新审视的工作这自然是极有意义的;但我们如果不从全局上对“五四传统究竟包含什么内容”“如何看待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与五四传统的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等基本问题弄清楚,特别是如果我们继续囿于“正统论”“不是全对就是全错或者革命或者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论以及“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发展只有一种可能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观我们仍不可能对五四及五四以后的历史(包括历史人物)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应该说五四时期及五四以后的自由主
义个性主义思潮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是有客观原因的陈独秀在当时即已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一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
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⑧在陈独秀看来,伦理上的个性自由必须以经济上的个人自
由原则的
确立为基础与前提,这正是抓住了五四“人
”
的个体自由思潮的要害:一方面,这一
思
潮
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自由商品经济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物质基础,因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另一方面,中国自由商品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主义从未得到真正确认,这又不
能不使五四时期的个体自由思潮在中国的影
响只能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未能真正扎下“根”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五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