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捐赠扯出纳税纠纷

《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阅读材料 百万捐赠扯出纳税纠纷 2004.09.15 郭涛

9月10日9时30分，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旁听者，即将在这里宣判的全国首例个人捐赠税务官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9时55分，本案的原告余成锡来到法庭。当记者上前询问他对此案一审胜诉的把握有多大时，余成锡的表情严肃而略显紧张。他点燃一支烟，告诉记者：“不知道。”由于10时开庭时间马上就到了，余成锡坐上了原告席，并答应记者宣判结束后可以接受采访。 10时，崇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宣判结束后，余成锡在判决书上签完字，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审判庭。记者追上去希望能与他谈谈，他也只是把记者的电话留下，答应再联系。在记者一再追问下，余成锡表示，他对无锡市地税局涉外税务分局的征税行为不满意，对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持保留意见。 按照有关规定，如不服一审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递交上诉状。对于是否上诉，余成锡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只透露近期会飞抵北京。

个人捐赠扣除引起纷争 无锡市地税局法规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局从成立到现在10年来遇到的第一起税务官司，作为税务机关当被告，更是头一遭。在记者的要求下，他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余成锡是浙江省温州市人，曾经担任无锡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双方于2002年12月16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公司同意在2003年底前分期支付200万元作为余成锡的经济补偿。 2003年6月17日，正值北京抗击非典期间，余成锡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200余万元的服装。红十字会为他出具了捐赠证书，并开具了200.01625万元的接受捐赠物资（品）凭据。但由于捐赠的服装数量、质量等方面存在问题，经确认捐赠质量合格的服装仅价值878603.50元，因此红十字会开具了相应金额的接受捐赠物资（品）票据（号码为0000011号）。 北京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武香辰介绍说，经验收，余成锡2003年6月17日捐赠的物资共145件（大箱），与其提供的明细表中的数量、价值不符。其中集装箱包装的毛料西服损坏严重，有部分服装霉烂、虫蛀，实际收到和能用的物资价值是878603.50元。当时由于非典时期捐赠的物品很多，没办法逐一打开检验，余成锡捐赠的第二批物资直接发放到了区红十字会。发现质量问题后，为防止霉烂衣物产生危害，市、区两级红十字会决定将其中的31件（大箱）物资就地销毁。 2003年7月3日，房产公司向无锡市地税局涉外税务分局申报扣缴余成锡150万元补

偿金的个人所得税。7月7日，涉外税务分局全额向余成锡征收了个人所得税439515元。涉外税务分局告诉余成锡，他提交的捐赠证书和接受捐赠物资（品）凭据不符合税法的规定，要求其提交符合财税[2001]28号文件规定的捐赠票据后，方予以税前扣除。经多次催要，余成锡于12月26日提交了价值87万余元的0000011号接受捐赠物资（品）票据。2003年底，余成锡得到剩余50万元补偿金。2004年1月15日，涉外税务分局根据0000011号接受捐赠物资（品）票据进行了税前扣除，同时向余成锡征收个人所得税15464.34元。 2004年2月17日和4月2日，余成锡又分别向北京市红十字会补充捐赠了价值864330.50

1 《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阅读材料 元和257230.08元的物资。红十字会开具了两张相应金额的接受捐赠物资（品）票据（号码分别为0000014号、0000018号）。同时，应余成锡的要求，红十字会将该两份票据的落款时间均填写为2003年6月17日，并在票据的说明栏中，注明收到服装的时间分别为2004年2月17日和4月2日，以及“补去年捐赠的服装，因部分损坏”等内容。 随后，余成锡拿着这两份票据提起行政复议。2004年7月5日，无锡市地税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涉外税务分局对余成锡的征收个人所得税决定。7月22日，余成锡即向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无锡市地税局涉外分局2003年7月7日征收原告个人所得税439515元、2004年1月15日征收原告个人所得税15464.34元的决定。

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余成锡分3次向红十字会捐赠物资，是否属同一捐赠行为？涉外税务分局对余成锡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这两个问题成为了争议焦点。 8月12日，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余成锡、委托代理人张铎，被告诉讼代表人无锡市地税局涉外税务分局局长侯平、委托代理人徐雁清律师，无锡市地税局法规处刘帆参加了庭审辩论。 原告代理律师———北京市松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铎认为，原告分3次向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系同一捐赠行为。2003年6月17日，北京市红十字会就取得了这笔捐赠物资的所有权，后因有质量问题要求更换，不能因此而否认原告已按约向红十字会进行捐赠，更不能认定更换是新的捐赠。2003年原告取得的200万元补偿收入，在全额扣除其在当年对红十字会的200余万元捐赠物资后，依法不应当缴纳税款。无锡市地税局在计算应纳税额时，未将2003年同一捐赠行为的物资总额予以扣除，依照《税收征管法》第51条的规定，应当予以退还。 而被告则认为，2004年1月15日涉外税务分局完成征税行为前，多次要求余成锡提交

全部捐赠票据用以税前扣除，但余成锡仅提交了0000011号捐赠票据，且涉外税务分局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对0000011号票据的87万余元已经予以全额扣除。至于余成锡提出的0000014号、0000018号捐赠票据的税前扣除问题，因余成锡取得这两张票据是在税务机关征税行为完成后，所以不影响此前已经完成的征税行为的合法性。 法院合议庭经讨论后认为，余成锡实际履行捐赠义务的时间应是获取有效票据的真实时间，分别是2003年6月17日捐赠物价值为878603.50元、2004年2月17日捐赠物价值为864330.50元、2004年4月2日捐赠物价值为257230.08元。余成锡分3次向红十字会捐赠200余万元物资，虽系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但缴纳个人所得税、捐赠物资税前扣除应受税收征收法律的调整，不受民法的调整。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5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等社会力量向红十字事业捐赠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等社会力量向红十字事业捐赠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个人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全额扣除。因此，余成锡向红十字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应当凭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捐赠票据全额扣除。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两次纳税申报期限前，除红十字会确认的878603.50元捐赠额外，余成锡未补交捐赠物资，也未取得后两份有效票据。余成锡的后两次捐赠行为虽与第一次捐赠属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但都发生在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期满后。根据税收征收法律及捐赠有关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时个人要求将捐赠物价值进行税前扣除，须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向税务机关提交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捐赠票据，而余成锡未能按期提交。故涉外税务分局对余成锡的征税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法院同时指出，因余成锡在2003年间仅实际捐赠价值878603.50元的物资，2003年内

2 《个人税务与遗产筹划》阅读材料 并未完成200余万元的捐赠行为，不存在《税收征管法》第51条“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规定的情形，原告余成锡要求退还税款，无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余成锡在2004年2月17日、4月2日取得的0000014号、0000018号捐赠票据，应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另行处理。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涉外税务分局向余成锡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第4项之规定，驳回原告余成锡的诉讼请求。

上级机关做出明确答复 在此次行政诉讼之前，余成锡曾向无锡市地税局提起过两次行政复议。 2003年10月10日，余成锡以其从公司取得的200万元补偿金应当是不含税收入为由，向无锡市地税局提起行政复议，请求将涉外税务分局征收的余成锡个人所得税439515元退还本人。复议期间，余成锡又提出应当全额扣除其于2003年6月17日向北京市红十字会价值200余万元的服装捐赠，同时提交了捐赠证书和接受捐赠物资（品）凭据。复议机关审查发现，余成锡提交的有关凭据不符合税法的规定，要求其提交符合财税[2001]28号文件规定的捐赠票据，方予以税前扣除。 2004年4月9日，余成锡就涉外税务分局2003年7月7日、2004年1月15日的征税行为向无锡市地税局再次提请行政复议，并提交新的证据（0000014号、0000018号《北京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物资（品）票据》），要求将涉外税务分局2003年7月7日、2004年1月15日征收其个人所得税439515元、15464.34元退还本人。无锡市地税局依据法律和有关税

收政策对余成锡提出的要求及证据进行了认真审查，形成初步意见。为谨慎起见，无锡市地税局就余成锡捐赠退税问题向江苏省地税局请示，省局向国家税务总局请示。 2004年7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作出国税函[2004]865号批复，批复指出，“允许个人在税前扣除的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其捐赠资金应属于其纳税申报期当期的应纳税所得；当期扣除不完的捐赠余额，不得转到其他应纳税所得项目以及以后纳税申报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继续扣除，也不允许将当期捐赠在属于以前纳税申报期的应纳税所得中追溯扣除。” 因此，2004年7月5日，无锡市地税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涉外税务分局对余成锡的征收决定。

捐赠相关制度有待完善 本案虽已作出一审宣判，但尘埃远未落定。 “这个案子把我国捐赠相关制度的一些问题暴露了出来。”一位法律界人士对记者说。《公益事业捐赠法》对捐赠的规定过于原则，尤其是对捐赠和税前扣除的可操作性制度也非常缺乏。其表现在：第一，根据《合同法》，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记录双方的意思表示。但本案暴露出，由于缺乏书面合同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捐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已经难以追溯，这对本案的有些事实的查明造成不利影响。第二，对于物品的捐赠，怎样进行估价，由哪一方来估价，参照什么原则估价，没有规定。在实践中有可能是当事人的报价，有可能是物价部门的核定，也有可能是红十字会自行核定，这样的估价方法缺乏一定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北京市红十字会赈济部部长郭丽洁也告诉记者，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价，捐赠物资的价格问题不光是北京市红十字会面临的难题，全国的红十字会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