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亟待规范

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亟待规范 【出处】《法学》2010年第10期 【摘要】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是当下法治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社会法治化进程的助推器。然而，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法治的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则会引发对法律、法规的怀疑、貌视和抗拒等消极反应。在实际报道中，屡屡出现的各种不规范和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现象表明，相关报道规范亟待建立。 【关键词】传媒；司法行为；负面报道；规范研究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推动了社会法治化进程 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社会“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1]。各种矛盾和问题最终往往直接、间接地汇聚到司法层面，因此导致法治报道领域常常爆出重大新闻，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舆论震荡。从孙志刚到邓玉姣，从佘祥林到赵作海，从“躲猫猫”到“喝水死”，从孙中界“钓鱼式执法”到唐福珍“自焚暴力抗法”，从重庆文强案到辽宁法院女书记员王妍掌掴女生„„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已经成为当下大众媒体“刷新”新闻热点、焦点的重要方法，法治新闻报道中已经出现了如下的模式：司法行为引发社会事件→媒体介入报道→形成强大社会舆论→相关人员或事件被迅速处理→现行法规被修改或被废止→社会舆论暂告平息→媒体再寻找由司法行为所引发的社会事件→进入下一个循环。

这一类型的新闻涉及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司法行为；二是负面报道。所谓司法行为，从法律层面看，主要是指司法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从对大量的文本分析研究看，此类新闻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司法和执法，还波及到立法、守法等方面，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司法行为的外延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还包括法律教育、法学研究、法治宣传等多方面，即广义的法律行为。[2]所谓负面报道，也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所报道的内容通常是，因现行法的实施，而造成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本质上是违背法治精神的。第二，这类新闻通常会击中社会敏感地带，既使社会感到震动，又使社会感到痛楚，引发公众对各种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产生负面的印象、认识、判断。兹举近年来几个有影响的新闻报道：

2003年孙志刚案件。由于他的死亡引发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出台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至此，类似孙志刚的悲剧没有再重新上演。 2005年佘祥林冤案。在被关押11年后无罪释放，暴露了刑讯逼供等问题，最终导致国家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2010年赵作海冤案几乎以同样的形式重复了一个相同的冤案，在被媒体大量披露后，不仅获得了国家赔偿53万元，同时启动了责任追究制。

2009年李乔明案。坊间一般称之为“躲猫猫”案。“躲猫猫”事件的曝光，有赖于媒体的大力介入。此案不仅暴露了看守所内的牢头狱霸问题，随着媒体的不断揭露，各地看守所命案接连曝光。为此，从2010年4月20日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开始改造监控系统，实行“阳光公安监所工程”改革。2010年6月1日，《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更是明令规定，警察醉酒驾车与刑讯逼供一律开除。

2009年孙中界案。孙中界遭遇“钓鱼执法”不得不“断指诉冤”，引发社会广泛同情。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不仅导致上海浦东新区政府承认存在违规的“钓鱼执法”现象，而且直接促使上海市政府明确，必须坚持“两个坚决”，即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维护交通营运市场的正常秩序；坚决禁止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切实维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

2009年唐福珍案。唐福珍以自焚的方式“暴力抗法”，阻止执法人员拆除违章建筑。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唐福珍自焚照在网络风传后，促使成都拆迁新规出台。新规不仅统一补偿标准，而且强调拆也要保安全。2010年1月29日，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国务院法治办全文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以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从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到，新条例的立法理念与设计思路，彰显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的鲜明特色，并在公益维护与私权捍卫的交叉碰撞之间，力求达到双赢平衡。

从上述几个案例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预计的是，这类新闻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仍然会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既会一次次撕开社会的“伤口”让公众看，又会一次次从法治的“源头”上推动社会前行。

二、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是一把双刃剑 在社会事件、新闻报道、舆论狂潮、法律法规的废改立这样一种循环中，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法治的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容易引发对法律、法规的怀疑、藐视和抗拒等消极反应。比如，从佘祥林到赵作海，5年前的冤案一切都在重复：一样的抓进去就打，一样的命案必破口号，一样的政法委协调，一样的公检法三家“兄弟单位”，一样的屈打成招，一样的疑罪从有，后来一样的被害人死而复活，一样的杀人犯蒙冤11年„„阅读这样的新闻，难免让人百感交集，甚至疑窦丛生，对司法现状产生怀疑。[3]事实上，赵作海冤案刊发后，媒介对司法的质疑是尖锐的、广泛的，为什么同样的错误可以在5年后，又一次照样地重现，我们的司法是否能保障公民的最基本权益。谁能保证不再出现第三个“佘祥林”或“赵作海”？类似这样的负面评论俯首可拾。

再比如，2009年连连发生的“杭州70码”、“南京无证醉酒驾车案”、“重庆醉酒驾车案”等恶性交通事故量刑标准“宽严失度”的新闻报道，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积极的一面看，这些案件让人们更加深切地关注交通肇事尤其是酒后驾车的危害性，同时，从另一方面看，相似的案件，迥异的判罚；或者一审和二审巨大的差别，等等司法现象，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一轮轮争议。这些现象是法官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还是刑罚体系中存有深层次的问题？是屈从舆论汇集的激情民意，还是维护法律的理性公正？是新闻审判，还是正常的舆论监督？每一篇焦点新闻引发的争论各有主题，但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和忧虑几乎是每次争论的必然话题。例如，2009年孙伟铭酒醉驾车案判决后，上海一家商报就以《孙伟铭案凸显司法公开重要性》为题，直陈对此案引发的司法公正、公开的忧虑：我国既有交通肇事罪，也有故意杀人罪，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假如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并且把醉酒驾驶、无证驾驶作为从重或加重处罚的情节，那么，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就不需要借助其他罪名作出判决。刑罚体系的琐碎和凌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审判，而罪名的更改，则很容易在读者中，引起对法律的纷争甚至于藐视。[4]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深化导致了司法负面事件的层出不穷，这本身已对人们认知司法环境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再加上司法行为负面报道的不规范，会放大负面影响、加重社会消解司法负面影响的成本。因此，正确把握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的尺寸，是大众传媒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从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已经产生的积极效果看，媒体正在履行着对社会瞭望和舆论引导的责任。从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反应看，大众传媒在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中，必须始终秉承公心与善意：即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并不是为了揭丑、曝光、吸引社会的眼球，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朝着更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以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展示司法领域本身在社会法制化发展进程中自身所体现的不断调整与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规范的设置，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财经、体育等新闻一样，法治新闻是一种专业新闻，和财经、体育等新闻不一样的是，法治新闻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和法律风险。在报道一件记者“看不懂”的司法判决新闻时，法治新闻不可以像报道足球新闻那样，给裁判戴上“黑哨桂冠”的帽子。在报道一审、二审差别不小的判决时，法治新闻也不可以像报道财经新闻那样，指责朝令夕改的金融部门“昏招迭出”。司法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许多国家，对法治新闻报道有许多特殊的规则。例如，英国1981年的《禁止藐视法庭法》，就对媒体的司法报道做出了严格责任限制。这些限制具体而又严格，如其第11节规定：“法院进行诉讼期间，在法院要求对相关人员的姓名或其他事项予以保密的任何场合下，只要法院认为它这样做是必要的，就可以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对与相关诉讼有关的姓名或事项予以公开”。[5]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法治环境与英国差别很大，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类似的条款。但是，这些规制指引的方向是更加专业的报道水平，更加精细化的法治社会。而提高法治新闻质量，践行法治精神，既是社会对媒体提出的十分迫切的要求，也是媒体自身现实的诉求。

三、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亟待规范 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负面报道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是法治新闻本身的刺激性、离奇性和对血腥的追逐，以期获得更大的销售量、点击率，进而为媒体获取更多的利益，还是弘扬法治精神，以此推动整个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并最终使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普泽恩惠，实现利益最大化？对于这一点的不同认识，对究竟如何写报道，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在谈及如何写《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时，说到孙志刚事件可以有很多写法，有记者认为，是否可以选择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或非常细致的镜头加以再现。作者陈峰说，孙志刚家人当时告诉他，孙志刚一定是被打死的。此文也可以写成：大学生暴死街头。但他认为，这样不够严肃。他更倾向于把各种有主观色彩的东西清除出去，还原新闻本来的力量和影响。[6]《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大众传媒对司法行为的负面报道。此作品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达到此类报道最完美的效果，成为此类报道中经典的代表。但在实际报道中；此类经典出现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实际报道中，屡屡出现的各种不规范和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现象表明，相关报道的规范亟待建立。

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零陵区法院出现的恶性枪击案，对比上海4家报纸的不同报道，可以看出不同的报道立足点，会直接导致报道文本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

先简单比较一下2010年6月2日4家报纸的新闻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