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研究
陈琳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各国都在积极准备应对措施，主要是围绕如何增强国家竞争实力而展开的，而这又最终落脚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力上。尽管一国的竞争实力不仅仅取决于其微观主体的竞争力，但企业竞争力尤其是开放世界中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基础和主要体现。而技术创新又是企业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所以，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自然也就成了当今理论界和实践中的焦点问题。当前，理论界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就技术创新而论技术创新，很少有人突破这一研究框架，而实践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实力的措施依旧是从技术创新内部着手，比如说从资金、人才、研发等方面。不可否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这些要素的状况，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于愈来愈开放的企业来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取决于其掌控和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而恰恰是制度为企业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各种创新资源的效率从而为企业实现有效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各种机制。所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是不可能离开对制度及制度创新研究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处理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批驳，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内生变量来考虑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近些年一直引起人们重视的原因所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其研究成果给我们以启示：制度对于经济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本课题从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入手，围绕企业技术创新展开对相关制度的研究，深入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尝试性地在企业技术创新与其制度环境的互动之中构建起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式。
本课题主要是依据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思考而提出的：
1、新制度经济学和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真的是不可调和的吗？
传统经济学以研究价格机制为主线，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演绎出技术创新及其宏观层面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而自从经济史学家发现了制度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以后，人们对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价，由此学术界陷入了无休止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争。如何看待传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技术与制度在微观领域即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宏观领域即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不仅在学术上亟待解决，实践中也迫切需要我们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不可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全盘否定，而应该是对其理论的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原因，传统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前者认为技术及技术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后者则认为制度及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变迁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到底孰是孰非？这一问题引起笔者的深思。
事实上，从直接生产成本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大致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价格机制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注重技术的作用是由于技术能够为降低生产成本做出贡献，所以生产成本也就自然成为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市场上产品的价格不再完全由发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来主导，交易成本被人们发现，成为决定市场价格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部分成本相对于直接的生产成本是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将直接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称为广义的生产成本，那么，广义的生产成本是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当然价格不仅仅是由成本决定的）。由此可见，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关心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成本问题，前者关心的是成本中的直接生产成本问题，而后者关心的则是交易成本问题。
按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节约直接的生产成本需要改进技术，进行技术创新；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节约交易成本则要建立健全交易制度。两者都是为了节约成本，如果将生产的含义扩展到流通领域，即广义的理解生产及生产成本，新制度经济学依然没有脱离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即价格机制问题，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补充。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应该是两者的综合与统一，即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决定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及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及其创新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从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到罗伯特·索洛，无不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联系了起来。但是，真正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来系统地研究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却是从著名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开始的。他在其 1912年以德文发表、1934年出版的英文版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并将其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但熊彼特本人并没有对创新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是其追随者将其创新理论发展成为技术创新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新增长理论的成果）和制度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认为制度是外生变量，且与经济增长无关。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由经济系统决定的，并建立起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但是，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化，这两个学派都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主要是来自于对其前提假设合理性的质疑。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新增长理论，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这也是他们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看到制度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马克思突破了资本主义永恒的命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之中说明了制度变迁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为了克服以上技术创新研究中对制度因素作用的忽视，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证了只有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将制度内生化于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这就出现了关于技术和制度谁是决定因素的争执：是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还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形成了两派观点：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理论上认识的不一致导致了实践中的无所适从，比如当前在我国创新工作中，到底是技术创新起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制度创新起决定性的作用？到底先搞技术创新还是先搞制度创新更合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答案。所以，出现了有人提出技术创新是关键，而另一些人则相反；有时提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时又提出相反的观点，这非常不利于创新工作的有效开展。
无论是创新理论还是创新实践都迫切需要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及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