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

［收稿日期］!""#$%"$"&［个人简历］魏晓巍（%&’&$），男，河北衡水人，南昌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研究。

钟卫华（%&’($），女，江西南康人，南昌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研究。

!魏晓巍钟卫华（南昌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研究［摘要］宰相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机构和名称因朝代的不同而不同。

古代宰相制度演变有以下特征：宰相职位的非世袭性；宰相之权的非独占性；宰相机构和名称的非固定性；宰相参与决策，以辅佐天子为己任；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皇权进行等。

我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一是由于皇权与相权之争；二是由于在新形势下，为了提高统治效益及质量，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宰相制度做出一些改革。

［关键词］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特征；原因［文章编号］%+’!$!")#（!""+）"!$"%%%$"!［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宰相制度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宰相职责主要是辅佐皇帝和参谋决定国家大事，其职责之重，素有“百官之首”之称。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的最高长官，通称宰相。

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

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宰相的称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

一、古代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设相国或相邦、丞相，即宰相，为百官之长。

秦代宰相亦称丞相或相国、国相。

西汉沿置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主持国家最高政务。

西汉末年，改宰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一起为三公，亦称三司。

东汉的三公是司徒、司空、太尉，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

西汉武帝时，为防止臣下专权将政务中枢从三公府移入内廷，由尚书协助皇帝裁决庶政，尚书台便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则成了直接对皇帝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长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宰相或称丞相、相国，或称司徒、尚书令、中书令、侍中等等，时置时废，多由权臣担任。

隋唐确立三省制度，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就是宰相。

唐初因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前当过尚书令，以后臣下不敢居此职，尚书省的长官由原来的副职左右仆射担任，执行宰相职务。

唐中叶以后，皇帝另选重臣数人，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衔，意即与中书、门下长官商量处理国务之官，是事实上的宰相。

五代、宋代均沿袭唐制，遂直接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的官称，而原来的三长官反而成为闲职了。

北宋神宗元年改制，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南宋孝宗以后，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

元代废三省制，实行一省制，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其中设左右丞相、平章、参政等，行宰相职权。

明初沿袭元制，设中书省左右丞相。

后因右丞相胡惟庸专权，与明太祖朱元璋发生矛盾被杀，皇帝惟恐权臣乱政，废去中书省及丞相，把丞相之权分给六部官长，由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

又设立内阁，以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以后大学士权位渐高，内阁实际权势大于历代的宰相。

清代沿明制设立内阁，大学士即为宰相。

雍正皇帝时，为防止内阁泄漏机密，在内廷设军机处，无定员，多时达六七人，称为军机大臣，处决要务，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但名义上仍沿袭前朝，以授内阁大学士为拜相。

宰相制度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也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二、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几千年，宰相辅政制度几经变迁不断演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特征：%/宰相职位的非世袭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皇帝之位是父死子继之外，其他没有任何职位可以世代相袭。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宰相职位都呈现了非世袭性的特点，这种情况正好与皇位世袭形成反差。

宰相职位虽然位极人臣，地位极重，然而历代历朝都沿用了传贤不传子的非世袭性惯例，这一现象是宰相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

!/宰相之权的非独占性。

自秦朝建立宰相制度以来，历朝的相权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独自占有的，秦朝和西汉初期，虽然只设一相制，但是有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其左右，以分其权，共同辅佐皇帝，以后汉代有三公制，于是相权便一分为三，从此一人独专相权便被多人共有相权的历史趋势所代替，并被历朝所沿袭。

魏晋南北朝时又有了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隋唐有三省制，三省长官阶都为宰相，共议国政，几经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宰相群体，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第#卷第!期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012/#31/!!""+年)月45673895:;8<=683357>8963<0?7@<;=（@1ABC2@ABDEAD ?FBGB1E ）>CH /!""+!"宰相机构和名称的非固定性。

回首古代宰相制度的历史演变，便可发现，各个朝代的宰相机构和宰相名称都不完全相同。

秦朝和汉初称丞相和丞相府，以后便被三公所取代；东汉初年称尚书台和尚书令，到魏晋南北朝时，便有了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机构及尚书令、中书令、门下侍郎等名称，这些相继成为了宰相机构和名称。

隋唐时期又有三省制及政事堂，宋朝以中书、门下设于禁中，元明清各朝代又多次变化，反映了宰相机构与名称的非固定性与多变性。

#"宰相参与决策，以辅佐天子为己任。

国家政治活动的决策过程，是整个政治过程的关键性阶段，也是把来自各方面的政治要求转换成权威性决策的重要阶段。

这种决策是多种行为的整体组合，除君主独断以外，宰相也参与决策，宰相群僚实际上是围绕于君主左右的决策群体。

宰相作为政府的最高管理者与官僚代表，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枢决策机构的首脑或首脑群体，决策的最终定论固然由君主独断，然而整个决策过程中的调查、草拟、审查、驳议、修订等，几乎全由宰相参与并主持进行。

但宰相参与同君主决断相比，不具备决定性的权威和力量，一旦受到干扰和阻碍就会出现种种危机。

$"宰辅制度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皇权进行。

君主出于大权旁落的顾忌，一边压制既有的宰辅体制，一边从内宫、近侍当中培植新的宰辅。

待后者壮大成为取代前者的正规宰辅体制后，又转而培养新的私人宰辅来抗衡，抵制刚刚成熟起来的宰辅。

如此反复轮回。

［%］&"皇权、相权处于配合、斗争的二重矛盾之中，相辅而成，相克而制，皇权和相权之间从未有一条清楚的分界线。

’"社会组织、阶级关系以及国家机器的调整也是宰辅制度变化的深层动因，但总的趋势，沿着削弱相权、加强君主集权的方向进展。

中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不断压抑相权以尊君权，不断防范和限制任何侵犯君权的发展趋势，符合封建社会高度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

三、我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皇权与相权之争。

君主感到宰相对其威胁太大故意削弱相权，是导致宰相制度变化的一个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国家的政体为君主制与官僚制的结合体，其中君主制处于主导地位。

这种体制表现为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但在皇帝之下又设宰相为百官之首，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于是宰相又成为皇帝之下国家机构中的最高行政官员，皇帝需要辅政，又要限制辅政者的实权，从而形成了历史上宰相制度的长期存在以及皇权与相权的斗争。

这种皇权与相权之争的例子在两千多年各个封建王朝的发展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数不胜数。

最为有名的是明朝初年明太祖废中书、升六部的举措，这是明太祖吸取了元朝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隋唐以来形成的三省制，是中国宰相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实际上是用多相制分割了宰相的实权。

到金元时，三省制又逐渐归并为一省制，金代叫尚书省，元代称中书省。

元代中书省设中书令，多以皇太子兼任，此外又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等。

元代宰相权力很大，如元仁宗时，铁木迭儿三次入相，把持朝政，据记载，元代有多位皇帝皆由丞相拥立。

此为元代大事，所以对明太祖来说这个历史教训很深刻。

但在明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无暇他顾，明仍沿袭元朝旧制，至洪武九年（(!’&），明太祖开始整顿中书省，裁汰了平章政事、参知政事。

洪武十一年（(!’)）明太祖再次向臣下指出：“胡元之世，正传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昏蔽，使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

”并诏令六部“奏事毋关白中书省”，预示着一场政治大变动的来临。

［!］明初出任丞相的先后有徐达、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四人，其中徐达是名誉上的丞相，其余三人都先后以罪诛杀，反映出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非常尖锐与突出。

特别是胡惟庸，“独相数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遣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于是明太祖于(!)*年杀掉了胡惟庸，废中书，开六部，巩固了皇权。

所以，从元明两代的史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

%"新形势下，为了提高统治效益及质量，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不得不对宰相制度做出一些改革。

这方面汉武帝设尚书台与中朝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众所周知，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清静无为思想制定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行地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便是武人也无妨。

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经过了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皇帝，在他的指挥下，内外政策发生巨变，清静无为转为积极有为，所以对宰相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武帝更加迫切需要统治经验丰富的宰相多行使权力，多出谋划策，帮助自己大展宏图，然而当时的宰相制度却愈加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

首先，按照旧制，君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间隔时间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道的皇帝来说是等不及的；其次，皇帝召见宰相议事，按旧制应隆重，丞相朝见议事，必得一丝不苟，限于礼制，武帝不得屡诏宰相朝见；再次，按旧制，西汉初年“常以列侯为相”，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而且到文帝末年已死亡略尽，列侯的第二、三代多为纨绔子弟，才干差，所以此时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担当雄心勃勃的武帝的左膀右臂的作用；最后，按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皆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宰相才干差，故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选取有才干、有智谋的官吏与士人为己所用，然后设置尚书台，建立中朝制，使汉初以来的宰相制度为之一变。

总之，宰相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国家元首，仅是政府首脑，是辅佐皇帝的总管，相权是从属于皇权的，同时相权又是一种最高管理权，而且管理权限相当广泛，在国家的政治、行政、咨询、参谋、执行、指挥等所有重大事务方面，皆有参与权，并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