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要：在经历了从“非纳粹化”阶段到“全面反思纳粹本质”阶段的历史转变之后，联邦德国中小学纳粹历史教育呈现出坚持以基本法价值观为根本导向、广泛吸收跨文化教育思想、反对灌输式教法等特点。
战后西德之所以会在中小学历史—政治教育中全面反思纳粹罪行，是与其全社会一直以来对战争罪责的正确认识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德国；中小学教育；纳粹历史教育中图分类号：K5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2-0063-06第31卷第2期Vo l.31No .22015年4月Apr .2015收稿日期：2015-02-11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教学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岳伟（1982—），男，河北邯郸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德国史。
①学术界主要有两个领域的成果涉及西德纳粹史观教育问题：一是德国政治教育研究，如阮一帆等的《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4期），Joachim Betjen ，Politische Bildung （M üchen ：Oder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07）等；二是德日战争态度比较研究，如宋志勇的《战犯审判、历史认识、民族和解》（《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等。
②Joachim Detjen ，Politische Bildung ，M üchen ：Oder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07，S.122.战后西德在中小学教育中对纳粹思想和罪行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这是它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发展道路、重新为欧洲邻邦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但相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备受关注的情况而言，国内对联邦德国如何讲述法西斯和二战历史却还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
战争的失败者纳粹德国的崩溃战争的失败者：纳粹德国的崩溃战争是残酷而无情的，它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根基，使国度陷入混乱和毁灭。
在二战中，纳粹德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残忍的统治方式震撼了世界。
然而，当被称为“战争的失败者”的纳粹德国走向覆灭的时候，其崩溃也成为了历史上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
1. 战争的崛起与纳粹德国要理解纳粹德国的崩溃，就需要先回顾其崛起的过程。
在上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党借助国内上升的反犹主义情绪和对德国社会的失望，逐渐发展壮大。
希特勒的统治手段出奇制胜，德国深陷极权主义之中。
2. 与世界开战：纳粹德国的战争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
纳粹德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攻占欧洲大陆大部分区域，并与苏联展开了长期而残酷的东线战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德国逐渐暴露出内外困境。
3. 内外困境的加重纳粹德国在战争初期凭借先进的战术和强大的军事工业取得了许多战争胜利，但随着战争的延续，德国开始遭受军事上的困境。
苏联的顽强抵抗和美国的介入使得战线逐渐向德国境内靠近。
此外，纳粹德国内部也出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困局，战争的持续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和艰难生活。
4. 转机的启示纳粹德国的崩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显露出其内外困境的破绽。
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认为是纳粹德国最后的转折点，德军在苏军面前遭受了重大的失败。
此后，纳粹德国不断失去了战略优势，迫于外力对纳粹政权实施了压迫。
5. 希特勒的末日希特勒的死成为了纳粹德国崩溃的标志。
在最后阶段的战争中，纳粹党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裂，政权开始动摇。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结束了他纵横欧洲的统治。
6. 纳粹德国的崩溃随着希特勒的离世，纳粹德国的崩溃不可避免。
苏联红军从东线压境而来，盟军也从西面进攻，德国逐渐被夹击。
最终，1945年5月7日，德国正式宣布投降，战争结束。
7. 后果与反思纳粹德国的崩溃带来了巨大的后果。
战争使德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国几乎被摧毁，人民的生活遭受了严重破坏。
《纳粹的孩子》读后感
《纳粹的孩子》是一部令人深思的历史小说，通过讲述一个纳粹党高级官员家庭的故事，展现了纳粹时期德国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
这部小说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对人类的摧残和破坏，以及极权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操控和影响。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纳粹高官的女儿，她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父亲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残酷性和邪恶性。
她的内心矛盾和挣扎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道德和良知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沦丧。
作为一个普通人，她无力改变家庭和国家的命运，只能默默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折磨。
通过这部小说，我对纳粹时期德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纳粹党的极端思想和残暴行为让人不寒而栗，而普通人在这种极权统治下的无助和无奈更是令人心痛。
小说中描绘的那段历史让我深刻反思了战争和极权主义的可怕性，以及人类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脆弱性和无助感。
在阅读《纳粹的孩子》的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更体会到了人性的脆弱和无助。
这部小说让我思考了很多关于战争、极权主义和人性的问题，让我更加珍惜和平与自由，更加珍惜和平常的生活。
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珍惜和平，珍惜自由，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友爱。
愿战争和极权主义永远不再出现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愿和平与友爱永远伴随着我们的生活。
德国纳粹时期的黑色教育：只学为国而死不学为国而活[摘要]对于孩子，纳粹运用了“黑色教育”，即灌输所谓“刚强的意志力”。
从孩子出生起就对孩子的哭闹乞求不做让步。
这样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顺从。
他们从自身成长经历中知道，只有顺从才不会受到惩罚。
德国的教育之所以特别重视人的尊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的意识，注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摈弃暴力，这跟德国经历了“黑色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如今在德国，维护人的尊严已成为全体国民自觉自愿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全部权力的职责。
”第二条是：“为此，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每个人类集团、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
”恰恰是德国，在这一点上有着极为惨痛的经历和教训。
那就是希特勒的纳粹统治。
在纳粹党极权统治下的德国教育被称为“黑色教育”。
黑色教育在纳粹之前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学校已经开始用民主的方式教学。
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认为，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国家的义务就是保障个体的自由。
因此洪堡主张国家必须保证教育的自由和独立性，限制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干预，这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国民，提升国民整体的素质。
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3）时期，德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煽动公众，所有赞扬战争的教科书一律被清除。
那个时期，每个学校建立学生家长的咨询委员会，家长、学生和老师对于教学内容有共同决定权。
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以德国人民精神和民族间的和解为前提的道德教育；培养国家公民意识的政治教育；促进个人潜力发挥的能力教育。
教育法规定，在一个公众学校的课堂里不能伤害到别人不同的思想。
每个毕业生由学校赠送一部宪法。
然而，到了纳粹时代，纳粹党的教育制度一步步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体制。
学生家长咨询委员会在1934年被废除，家长从此没有权利过问学校教学的内容。
希特勒的独裁替代了人民自主权。
“宣誓”曾是德国学校的传统。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简介(1850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历史背景《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研究德国革命问题的成果，是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
子1850年夏天写于伦敦，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号。
在1870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欢迎，于1875年出第二版。
恩格斯生前曾准备对这部著作进行修定，因忙于马克思的遗稿出版和其他工作，修定计划未能实现。
1848年《共产党宣言》刚刚问世，法国发生了2月革命，接着德国爆发了3月革命，整个欧洲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积极参加和指导德国革命运动，力争使这次革命沿正确方向发展。
但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还没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够强大，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使这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了。
这次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伦敦．团结其他国家的革命流亡者，着手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理论上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一1849年的革命经验，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团结各国的革命者，为了总结1846年欧洲革命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该刊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重要文章，《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其中之一。
中心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主要分析德国16世纪农民战争和1848年德国革命发生和失败的原因，以及两次革命战争的相同点和区别点．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15－16世纪德国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所构成的历史条件，促使德国1525年农村战争的发生，同时也决定它必然失败．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当时各阶级的状况和政治态度，着重分析建立革命联盟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痛斥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前躯―市民等级叛变革命的丑恶行为。
该文热情讴歌德国农民战争的英雄壮举，希望激发德国人民从1848年革命失败的情绪中重新振作起来，增强革命毅力。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战争罪行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犯下了多起罪行，其中包括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
这些罪行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巨大伤害，是永远不应该被遗忘的痛苦经历。
一、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纳粹德国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一个暴行的计划，旨在消灭所有犹太人。
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德国及其盟友国家杀害了大约600万犹太人。
这场大屠杀被世界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事件。
大屠杀开始于二战前夕。
德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法律规定，剥夺了犹太人的权利。
犹太人被迫穿上黄色大衣，往往被迫与其他人隔离。
德国政府还在德国邻国设立了集中营，通过强制人口转移、绑架和残忍的屠杀来消灭这些群体。
在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决定彻底地消灭犹太人，实现“最终解决方案”的政策目标。
在东线占领期间，犹太人被软禁到一个又一个的集中营，并被强行送往毁灭性的毒气室。
这些集中营成为了灭绝犹太人的主要地点。
毒气室被用来消灭大批的犹太人。
在奥斯维辛营和其他营地，集中营囚犯被强迫作为劳动力工作，同时被饥饿、疾病、折磨和谋杀所困扰。
二、战争罪行除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纳粹德国在其“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计划中还犯下了多起战争罪行。
这些罪行包括侵略其他国家、部落清洗、大规模杀戮、强制劳动和奴役制度等。
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占领了大量国家和地区，其中有波兰、法国、挪威、荷兰和比利时等。
在这些国家，德国军队大规模屠杀平民和战俘，消灭反对力量，动用了煽动仇恨和鼓动恐惧的民族主义宣传。
除了杀害平民和战俘，德国为了满足其劳动力和资源需求，还实行了强制劳动和奴役制度。
德国政府征募了大量劳工，需要他们在德国的武器工厂、工矿和其他建筑中工作。
然而，劳工在极度残酷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常常遭到饥饿、病毒和虐待。
因为这些奴役式的工作生产出了许多武器和其他物资，德国外交官们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涉时常常以这些成果作为谈判筹码。
纳粹德国的罪行带给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人类对此应当铭记在心，不断努力消除战争与屠杀所带来的后果。
六一儿童节的由来故事在每一年充满欢声笑语的六月，有一个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六一儿童节。
这个节日承载着对孩子们的关爱与祝福，让他们在这一天尽情享受欢乐和幸福。
但你是否知道，六一儿童节的背后有着一段深刻而动人的历史呢？六一儿童节的设立，与二战期间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关。
那是一段黑暗的岁月，纳粹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进行了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
1942 年 6 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 16 岁以上的男性公民 140 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 90 名儿童押往集中营。
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就这样被德国法西斯给毁了。
战争结束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儿童的处境更糟，有的得了传染病，一批批地死去；有的则被迫当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为了悼念利迪策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1949 年 11 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
各国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
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 6 月 1 日为国际儿童节。
六一儿童节的设立，是为了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的权益和福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和平、友好、关爱的环境中成长。
这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承诺，是对孩子们美好明天的期许。
在现代社会，六一儿童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节日。
在这一天，学校、幼儿园和社区都会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尽情欢乐。
学校里，会举办文艺汇演，孩子们穿上漂亮的服装，在舞台上唱歌、跳舞、表演小品，展示自己的才艺。
还有趣味运动会，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跳跃、欢笑，感受着运动的快乐。
老师们也会精心准备各种有趣的游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和成长。
幼儿园里，老师们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做手工、画画，用五彩的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还会组织亲子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这欢乐的时光，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二战时期的儿童纷乱中的无辜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它不仅给成年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也给儿童们的幸福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在此期间，无数儿童经历了身体上的伤害、心灵上的创伤以及家庭的解体。
他们无辜地被卷入战火，沦为战争残酷的牺牲品。
首先，二战期间，儿童们常常遭受到身体上的伤害。
战争的爆发导致了大规模的轰炸和炮火的肆虐，无辜的儿童在这场混乱中往往成为最脆弱的受害者。
在被炸毁的城市里，他们可能会失去家人、朋友、亲人，他们的家园也变成了一片废墟。
更不幸的是，很多儿童被迫成为难民，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离失所。
这些身体上的伤害给他们的成长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许多儿童因此丧失了正常的教育和成长机会。
其次，战争也给儿童们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
在战争期间，儿童们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他们看到了战争的死亡和破坏，这些景象将永远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脑海中。
这些创伤给儿童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孩子由此出现了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他们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不再能够像其他正常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成长。
这些心理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对他们的未来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另外，战争还导致了家庭的解体，这对儿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很多儿童在战争期间失去了双亲或其他家庭成员，他们被迫面对孤独和无助。
失去亲人的儿童往往需要自力更生，他们可能不得不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地方寻求庇护。
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家庭也常常因为战争而陷入贫困和困境，他们难以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给孩子们。
这使得这些儿童无法享有正常的家庭关爱和生活保障，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和困境。
然而，尽管二战给儿童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苦难，但他们仍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
许多儿童在困境中展示出迎难而上的精神，他们帮助和支持彼此，希望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一些国际组织和善心人士也为这些儿童提供了援助和支持，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在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了儿童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和折磨。
群鸦盛宴：纳粹治下的德国社会人们常说，德意志历史上曾有三个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为第一帝国，霍亨索伦家族的统一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为第二帝国，希特勒则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1933—1945年）。
实际上纳粹上台时德国的正式国名仍是“德意志国”，1943年改为“大德意志国”。
但人们仍然习惯称呼纳粹时代的德国为“第三帝国”。
德意志第三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国度、警察国家。
1933年，刚上台的纳粹成立了由5万人组成的辅助警察组织。
其中有两万五千名冲锋队员和一万五千名党卫队员。
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纳粹政府颁布法令，实际上废除了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自由。
6月，希特勒开始取消反对党和自由工会。
7月，希特勒宣布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试图维持或组织其他政党的家伙统统被送去做苦役。
当局对各地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干部、犹太人等实行“保护性逮捕”，成千上万的人被送往集中营。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战争爆发前，共有大约二十二万五千名反法西斯人士被判刑。
他们的总刑期高达60万年。
纳粹掌权后禁止所有对政府的批评意见。
有个传播很广的祈祷词：“上帝啊，为了不使我进达豪（著名集中营），让我成为哑巴吧。
”爱讲政治笑话的德国人自嘲：“讲新笑话有什么奖赏？”“三个月达豪。
”这可不是杞人忧天。
当时德国著名的喜剧演员维尔纳·芬克就被抓进了集中营。
芬克编了不少讽刺第三帝国的段子，比如谈言论自由的：有个人去看牙医，牙医说：“请您张开嘴巴。
”病人回答：“为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您。
”（意为不面对熟人不敢张嘴讲话。
）芬克的起诉书里全是政治笑话和搞笑歌曲，法官为了取证还让他当众表演，导致法庭气氛欢快得像个搞笑剧场。
进了集中营以后，芬克表现出了“绞刑架下的幽默”，下面是他在监狱里创作的笑话：“你们也许会奇怪，我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和愉快。
告诉你们吧，朋友们，这是有原因的：在柏林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
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摘要：“儿童下乡运动”是指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施城市儿童疏散的活动。它涉及人数多，迁移距离远，覆盖地区广。这一运动贯彻了纳粹乡土教育理念，反映了纳粹体制运作特征。关键词：儿童下乡运动；纳粹体制中图分类号：K51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3-0095-05
纳粹德国战时“儿童下乡运动”浅析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作者简介：陈(1981—)，男，福建漳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空袭得到广泛运用，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和交通枢纽，成为了重点打击目标，战火触及众多无辜百姓。许多处身战场的国家纷纷进行城市人口的疏散，尤其是针对弱小的儿童及妇女。德国作为受空袭严重的国家之一，也进行了相应的城市儿童疏散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儿童下乡运动”（Kinderlandverschickung，简称“KLV”运动）。一、“儿童下乡运动”的动员组织1940年8月25日，英国空军空袭柏林，这次行动给德国人内心造成了极大震撼。希特勒于9月下达了《受空袭侵害地区孩童疏散乡村》的命令，要求所有英国皇家空军目标范围地区内的儿童自愿撤离。[1]（p.7）纳粹德国规模庞大的儿童乡村疏散运动由此展开。这项运动涉及数百万儿童，覆盖了中东欧诸多地区。“KLV”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当时教会慈善组织为使生活在大城市贫民窟中的孩子保持健康，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乡村去疗养。[2]（p.118）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人福利组织也参与了这一项运动的实践。事实上，这种活动作为医疗处方在德国的国民学校中被广泛运用。纳粹党上台后，“KLV”运动仍然被视为城市生病儿童的治疗方案。人们认为在受到工业化浪潮影响的大城市中，体弱多病的儿童应该接受一段乡村免费假期，以恢复健康。在1933年到1940年之间，有数十万儿童参与了这项运动。[3](p.9)
1940年9月纳粹政府所开展的儿童疏散沿用了“儿童下乡运动（即KLV）”这一名称。避免使用疏散的字眼是来自希特勒的命令。1940年9月27日，马丁·鲍曼在一份通函中对这项运动作了解释。他指出：“随着运送青少年的抵达，在接收地的地方媒体上可以对此进行简要的报道。但是无论如何，根据元首命令，报道不能称疏散运动，而仅仅只能说是大城市青少年的下乡运动”。[1]（p.7）事实上，“疏散”的提法对于正处军事优胜期的纳粹德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与此同时，戈培尔正通过他的广播，嘲笑英国人面对德军的威胁，把最昂贵的赛马运往美国，把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和老人藏到了地下室里。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疏散”计划，同舆论氛围不相协调。在鲍曼的信函中，他还进一步指出，儿童下乡运动针对的是不断受到空袭威胁的孩子，尤其是城市平民区或者缺乏掩蔽措施的地区；运动将根据自愿原则进行，由地区领袖来劝说孩子的父母；总体上将尽可能安排以集体方式进行疏散，要发挥乡村学校教师的力量，保证学习课程的接续。运动由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巴尔都·冯·施拉赫指挥，民族社
95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会主义人民福利会（以下简称“NSV”）、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以下简称“NSLB”），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共同参与，其中NSV负责学龄前儿童以及基础学校的孩子，希特勒青年团负责15岁（包括15岁）以上的少年。鲍曼宣布：这项运动将定于1940年10月3日星期四正式启动。[1](p.7)施拉赫在出任“KLV”运动的元首特派专员后，很快组建起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他任命希特勒青年团的参谋长默克尔（Moeckel）为自己在该事务上的全权代表[4](p.103)，与NSV和NSLB相互协调，并任命时任柏林区青年团领袖埃伯哈特·格林特尔（Eber-hardGruettner）筹划具体事务。格林特尔于1941年1月，在柏林建立了统率全国的“儿童下乡运动”国家机关（DienstelleKLVinderReichsjugendfuer-hung，以下简称“KLV”国家机关），按照衣食住行等需要，在机关内建立相应的职能部门。各大区设“KLV”地区特派员（Gebietbeauftragte），下设受“KLV”国家机关各职能部门垂直管理的专业部门。地区特派员同时受纳粹党大区领袖领导，而纳粹党大区领袖在相关事务上则听从施拉赫调配。再往下，县一级则设立“KLV”旗特派员（Bannbeauf-tragte），下辖“KLV”驻地特派员（Standortbeauf-tragte）。根据规模的大小，“KLV”营地一般分为三大类：少于100人的营地，多于100人但只有一幢建筑的营地，多于100人且有多幢建筑的营地。相应地，设立营地领袖（Lagerleiter）、主要营地领袖（Hauptlagerleiter）和辖有营地领袖的主要营地领袖。[1](p.15)“KLV”国家机关的花费及其组织人员的工资都纳入了国家预算。而其他人员花费则由各种机关部门、组织协会从经济上予以安排或划为义务劳动。[1](p.17)在“KLV”疏散计划开始之时，被安置者分成了三类：1、带小孩的母亲，优先安置在乡村地区的家庭中，也有极少数在母亲的疗养院；2、十岁以下的孩子，由“志愿者父母”（Pflegeeltern）收养，并过渡到接收地的学校上课。3、十岁以上的青少年安置在“KLV”的营地中，由派遣地的学校负责照顾。此外，还有些私人疏散，即送到亲戚或熟人的家中，“KLV”组织提供迁移的花费及其他帮助。第一批孩子在1940年10月3日离开了柏林，前往萨克森，至12月初，已有189543名来自柏林和汉堡地区的孩子被疏散。[5](p.136)二、“儿童下乡运动”的迁移安置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开展的“KLV”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p.118)。从1940年末1941年初到1943年
春夏之际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儿童疏散的自愿原则不仅体现在文本上，而且落实在实际行动中。而从1943年夏天起的第二阶段，则全部是学校班级的整体迁移，受空袭影响特别严重的城市，国民学校全部停办。因此，在第二个阶段自愿原则受到了冲击，如果孩子们不跟着他们的班级一起迁移，那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重新去适应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乃至停学。父母们只能响应政府的号召。同时，一些儿童也非常真诚地想要加入“KLV”营地，有的是对乡村生活的向往，有的则是不想被看成胆小鬼的童年心理原因。[3](p.6)不过，至少在名义上，“KLV”机构的工作坚持了父母自愿的原则，提前将孩子们从营地接回虽然是纳粹党不愿意看到的，也不得不容忍。[1](p.19)
学校组织的解释说明会是促使父母做出疏散决定的重要手段。在集会上父母可以向来自“KLV”营地的教师或青年领袖咨询相关情况。各地方以班级或者学校为单位进行登记，由地区特派员汇总后，定时向“KLV”国家机关登记，然后寻找相应的接收地。如此大规模的儿童转移工作是件复杂的工程。“KLV”国家机关定期召开同铁路部门的协调会议，安排运送的专列以及列车时刻表。后来由于战争对于火车的需求量猛增，铁路部门分身无力，许多船舶加入了运输。转移任务主要由“KLV”旗特派员负责。他要在出发前检查孩子们所需各种物品的置办，如果需要，就由NSV补充，或者到了接收地由“KLV”机构负责免费置办。当然，这不能公开。旗特派员其他职责还包括：分发“父母须知”；收集整理登记情况；督促健康检查；将老师配备到学校和班级；如有需要，指派运送陪同人员；制作车票；准备前往火车站的小巴士。健康检查包括注射白喉疫苗，排除患有急性病、慢性哮喘病以及心脏病的孩子，此外还有尿床的人。而癫痫患者、智障学生、聋哑人、盲人等被送往有特殊教育机构的营地。原则上，接收地既要保证安全又要能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仓促之下纳粹政府首先考虑利用现有的条件。在1940年时，孩子们被普遍安置在“当时已经拥有完善的旅游交通的地区，以及农村的富裕地区”[1](p.42)。最初，“KLV”组织还试图将孩子安排在
与其家庭环境相似的私人住宅中，为此，他们要求
96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孩子登记家境。但是随着疏散人数的增多，这种安排无法继续。[2](p.120)大部分孩子被统一安置在营地中。希特勒青年团接手的青年旅馆及时发挥了作用。纳粹党上台后加强了青年旅馆建设，在战争开始时，几乎没有哪个城市或者大一点的乡镇没有德意志青年旅馆。[1](p.16)“KLV”运动还可以征用学校建筑、旅馆和其他设施，包括宫殿和疗养院。[1](p.44)安置设施的征用是根据1939年9月1日的《国家补偿法》（Reichsleistungsgesetz）来进行的。对于征用旅馆的补偿是时价的50%。儿童下乡运动是全年满额征用，对于战争时局下的旅馆老板而言，这样的价格也算合理，而孩子们自己租住旅馆则要按比例收取一定的费用。为了保障疏散儿童的食品供应，在“KLV”国家机构中专门设置了粮食供应部。它要求地方的粮食供应部门准备粮票及一些特殊供应的配额。1942年，在斯图加特举行了第一次的“KLV”粮食供应培训会，负责“KLV”粮食供应的经济部门领导人参与了会议，由医生和粮食经济专家来上课。[1](p.72)一般而言，“KLV”营地是不允许自己购买储备粮食的。起初，一家汉堡的大宗商品公司参与了粮食的分配。“KLV”营地食品需求计划由接收地区的地区领袖按月提供。公司取得返销的配额卡后，按照每个营地所需份额直接送到营地。而随着营地的增多，每个接收地都有了自己的分配单位。[1](p.74)粮食供应有专门的会计师核算，对于超过5000人的营地则每5000人配备一名会计师。[1](p.71)此外，还设有研究所，培训厨房师傅和帮工，进行伙食配置和健康研究。对于“KLV”营地伙食的评价，在营员们的回忆中存在着不小差异。根据一项对大约500份口头报告进行的统计，其中认为伙食很差的占2%，伙食不好的占16%，伙食供应刚刚好的占40%，而伙食供应相当好的占42%。[1](p.76)三、“儿童下乡运动”的教育管理纳粹德国实施这一疏散运动一方面有着战时环境的针对性，是空袭带来的直接后果，而另一方面则带有纳粹党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KLV”运动疏散的目的地首选为广袤的乡村。与其说是“KLV”运动的传统形式决定了往乡村疏散，倒不如说是纳粹党对乡村田园的推崇决定了纳粹当局选择“KLV”运动作为其疏散政策的载体。纳粹党的教育体系推崇“乡土教育”。在纳粹德国的教育中就有诸如“下乡年”的规定。[6](p.123)而前往乡村的远足活动也络绎不绝，1934年莱茵兰工业区就有19000名男孩和9000名女孩在2300名教师的陪伴下，参加了为期三周的“乡村教育远足”活动。[7](p.154)这样的“乡土教育”同纳粹党回归土地的思想是相通的。纳粹党认为，“当我们穿越德国乡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农民打扮已经传承千年。这清楚地表明了，只有在这里，民族王国（Volkdum）才有希望，这不是那些冷血抽象的学者的书桌所能创造的。”[8](p.148)另一方面，前往乡村接受教育也能使下一代最大程度地摆脱“旧教育”的影响。他们能够将整个国民学校变成寄宿制学校，控制其生活。因而纳粹政府决定，“在紧急状况下，不是由父母，而是由国家来关心孩子们的生存问题”[4](p.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