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

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以客观性为圭臬的专业化历史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德国因此被誉为“现代历史学的摇篮”。

20世纪以来,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围绕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德国历史、应该树立怎样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德国史学界内部产生了严重分化。

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史学界普遍沉溺于因战败所带来的民族愤懑情绪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则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主动剖析“刚刚发生的民族之过去”,承认纳粹德国的史学史就是民族主义史观被政治与权力所扭曲的历史,奥斯威辛是历史学家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由于纳粹大屠杀在战后成了德国战争罪行的代表符号,也成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羁绊,因此,德国(尤其是西德)历史学家以反思大屠杀为切人点,开展直面战争罪责的讨论,建构起健康的历史意识,从而推动了“正常化”、“民主化”诉求在德国的回归,历史学家在重建战后德国历史意识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浓厚的社会情怀与时代关切。

一、”沉默文化”下小心谨慎的大屠杀叙述二战结束后,传统的德国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多数学者代表“沉默文化”,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另一些史学家则开始用“浩劫”、“悲剧”等字眼来解释纳粹时代,认为“罪责问题”已成为“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而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泰斗——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drich Meineche)0 1946年,83岁高龄的梅尼克撰写《德国的浩劫》一书,针对国家理性、权力与道德、纳粹主义的出现以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剖析与反思。

梅尼克认为,祸害国家与民族的根源并不在于德国的古典文化,而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邪恶的普鲁士主义和军国主义群众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导致的不道德因素”,使自由传统及人道主义陷人了黑暗的深渊。

文法学院-法学1101-41182012-李林峰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对于凡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

”——德国总理施罗德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

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从而为欧洲和平做出了贡献。

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表示自己要“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这样做的人下跪”。

1995年6月，德国前总理科尔继勃兰特之后，双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

勃兰特的一跪，对德国的反省，进而走出耻辱走进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这是对德国的真实写照。

战后，德国被宿敌所包围，德意志民族要想重新自立、生存和发展，首要前提是要实现与欧洲各国的睦邻友好。

为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实际行动化解了德国与法、英之间的世仇，与以色列建立了正常关系，消除了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历史积怨。

正是因为德国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了勇气和智慧，使德国赢得了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的信任，也使德国在欧洲合作的框架下“突出重围”，重新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影响的国家。

德国：反纳粹教育是法律。

在德国，承认、反省、铭记纳粹黑暗统治和大屠杀那段历史，绝不允许悲剧重演早已成为主流社会的共识。

为了让年轻一代牢记历史，德国还制定了系统、完善的法律和规范，通过学校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人生观。

教授历史课的目的在于：第一，介绍过去的史实；第二，以人权为标准对历史进行评判；第三，形成民主意识，防止未来再出现独裁统治。

而且多视角、争议性、多元化的原则在历史教学中得以执行。

德国是这样反思纳粹历史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视频专访项目《不得不说》近日在柏林完成，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该项目对72名二战期间受德国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进行了视频专访。

项目完成后，所有的视频和文字材料都将作为档案保存，并通过在线网页向所有公众开放。

幸存者在采访中既叙述了他们被纳粹迫害的经历，也讲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二战结束后他们开始新生活的艰辛。

大多数采访对象表示，希望他们的讲述能告诉下一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并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让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对我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陈述这些事实”从2007年起，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基金会开始进行《不得不说》项目。

接受采访的72名幸存者大多数来自过去德国的东部以及中欧城市，主要是犹太人，也有受纳粹迫害的吉普赛人等，他们均出生于1913年至1942年之间。

德国联邦议院议长诺贝特·拉莫特表示，“对幸存者来说，叙述这一切要克服无尽困难，因此我们对在这里讲述自己人生和生存经历的幸存者倍加感激。

”他说：“每一位被纳粹迫害的大屠杀受害者，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同时也悲痛地感到，每个故事都代表了上百万受害者的声音。

”幸存者鲁特·米歇尔在视频采访中说：“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是无缘无故活下来的，我要为此做一些事情。

我有责任为那些人说话，那些自己再也无法说话的人。

有时候我会想，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陈述这些事实，因为我是同伴中唯一活下来的。

”“寒冷、饥饿和死亡，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很恐怖和不正常。

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正常的现象。

我想象不出生活还可以是另外的样子。

我忍受着饥饿，我周围的人忍受着饥饿，在我的眼里，全世界都是饥饿的。

”幸存者兹维·里克沃尼克在采访中说，“这种经历和记忆，直到今天还一直伴随着我。

我总会在家里存放足够多的食物，担心什么时候就不能买东西了。

我有一段时间收藏了所有能找到的证件和票据，担心再有抓捕和遣送的时候，我拿不出证件来。

二战后德国的反思：割让普鲁士，划分东西德，清算纳粹最近一则新闻吸引了许多国人的注意:两个中国游客在德国议会大厦前行纳粹礼被德国警方逮捕。

国内的舆论除了谴责两名游客的行为之外，也再一次称赞德国政府对于纳粹及法西斯主义所展示出的严厉态度。

每当这样的新闻传出，国人总免不了把邻国日本拿出来和德国做一番比较。

就像央视在报道中所说的:“德国政府对于二战罪行的反思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与德国政府相比，战后的日本政府可以说在清除极右翼思想以及反思二战罪行上做的不怎么样。

这一点从现在右翼团体在日本国内依旧可以明目张胆地活动上就可以看出--同样的行为放在德国，就会被看作是是触犯法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在冷战的开始后逐渐降温，这一点在德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

德国可以全面深刻地反省自身在二战中所犯下的错误，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当然包括德国政府自身对于清算纳粹思想的发挥的主观愿景。

但是，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德国战后的领土变更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德国战后丧失了四分之一的领土，数百万祖祖辈辈居住在东部地区的德国人被苏联红军驱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剩余领土也被盟军分区占领并且分裂成东西德。

正是这些领土上的巨大变动在客观上帮助了日后德国政府下决心清除纳粹余毒。

从哥尼斯堡到加里宁格勒随着德国的再一次战败，对德国领土的重新划分又一次成了战胜国们要考虑的问题。

纳粹掌权后夺取的奥地利、捷克等领地自然是要退还原主。

对于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领土，法国和苏联坚持要对其进行重新划分。

由于法国本身在美英法三国中话语权不大，所以最终仅仅在德国西部分裂出了萨尔保护领(Le protectorat de la Sarre)这一小块领土。

相比之下，东线的苏联在夺取德国领土上则更为充分地满足了自己的意愿。

按照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作为对苏联夺取波兰东部领土的补偿，德国把奥得河-尼斯河以东的大部分领土划给波兰，而位于东普鲁士的德国历史名城哥尼斯堡(K?nigsberg)则将并入苏联的领土。

有关纳粹大屠杀之恶的反思恶，是一个可以涵盖众多现象的概念。

从地震、疾病、死亡等自然之恶，到嫉妒、仇恨、贪欲等人性之恶，再到强奸、杀戮、战争等暴力之恶，这些罪恶充斥着人类历史，令人困惑不己。

更严重的是，还有一些对人类极具震撼性的恶，比如南京大屠杀、红色高棉屠杀，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政权对犹太人等少数族裔的屠杀，大约600万人被“最终解决”，这以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为代表而成为恶的典型。

德国析学家阿伦特曾经准确地揭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所蕴含的中心问题就是恶的问题:“现实是纳粹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这个噩梦显示而且毫无疑义的证明了人能够做到的。

换句话说，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智性生活的基木问题，就如死亡成为上次战争的基木问题一样。

”①如何来认识与思考这种兼具高度理性与疯狂理念的恶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与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帮助我们理解大屠杀之恶方面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解释模式。

他们认为，现代性的工业化的生产与官僚体制造成的道德中立是大屠杀这种大恶得以可能的基木前提。

阿伦特用了著名的“平庸的恶”这一概念来揭示恶的平庸性，即现代官僚体制的职业人可能是极恶的制造者。

如此看来，负责安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艾希曼并不是凶残的杀人狂，作为遵纪守法的官僚机构的一员，他所做的是因养家糊需要的工作要求他的，他处于一种“不能思考的状态”，他只是无思想才作了恶。

于是，顺从与服从社会现状的惰性转变为官僚体制社会中最大的恶，这极大地挑战了把恶与违反道德原则相联系的传统理解。

我们传统上对于恶的理解，是把它与善截然分明而对立开来的。

比如象电影《辛德勒名单》那样把党卫军刻画为冷血恶魔，于是我们与他们毫无关系，这种善恶的分明使我们心灵得到了安慰。

反正纳粹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某种非人，这样我们的自己认同就不会受到威胁。

通过善恶对立把我们的善与他们的恶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置身于恶之外，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

大屠的教训与反思大屠的发生让我们深感痛心和震惊。

这场悲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之一，不仅是对人类道德底线的冲击，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加强宽容与和平的意识，共同构建和谐的社会。

教训一：狭隘的种族主义必将导致灾难大屠的背后是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

纳粹德国的统治者通过煽动和鼓励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和仇恨，最终导致了数百万无辜生命的丧失。

这种狭隘的思想认为自己所属种族高于其他种族，其目的就是通过消灭不同种族来实现自己的所谓"纯种"理念。

然而，这种种族主义的极端思想只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教训二：保护人权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大屠发生时，世界各国普遍忽视了对人权的保护。

无数犹太人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死亡，而国际社会却对此漠然置之。

这是对人权原则最严重的背弃。

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保护人权是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的责任。

我们应该从大屠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人权，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和平与进步。

教训三：宽容与和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大屠中，纳粹德国的统治者对于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毫不留情。

这种极端的迫害造成了德国内部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相反，我们应该倡导宽容与和平的理念，尊重不同意见和多样性。

只有在一个宽容、和平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能够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反思一：承认历史，守护和平通过对大屠的反思，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并记住这段黑暗时期。

了解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性的脆弱和种族主义的毒害。

只有牢记历史的教训，我们才能保护和平，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

反思二：教育是预防类似悲剧的关键大屠发生的根源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种族主义思想，还有人民的无知和盲从。

通过教育，我们可以提高人们的意识，培养他们对于宽容、和平和人权的重视。

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我们应该加强对于历史的教育，让他们了解到极端主义的危害，以此预防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反思三：追求正义，还原历史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必须追求正义，并还原历史。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反思一、纳粹大屠杀：历史的伤痛与反思在20世纪上半叶，纳粹德国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残暴而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被称为纳粹大屠杀。

在这场无情的暴行中，面对着环绕于种族灭绝与集中营系统的黑暗阴影，人类曾经迎来了一个丧失人性、道德与尊严的时刻。

然而，历史的责任不仅是记录这些罪恶行径，更是向人们提供深思熟虑和不断反思的契机。

本文将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并探讨如何从中汲取教训。

二、从理论到实践：纳粹意识形态撒下种子纳粹大屠杀之所以能够发生，并非偶然或孤立事件。

它根植于复杂而毒化的社会环境之中。

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与经济危机之后，德国民众陷入极度萧条和失望之中。

这为崛起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

纳粹意识形态混合了极端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压制思想自由等因素，给予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理论背后的实践是人们真正应该警惕和反思的。

纳粹政权通过威权主义和秘密警察力量建立集中营系统，对犹太人、同性恋者、残障人士和其他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

这一系列非人道行为无视了人类尊严与价值，揭示出当人们丧失公民权益和普世价值观时所引发的危险后果。

三、避免历史重演：重要而复杂的教训1. 坚守人权和多元化纳粹大屠杀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需要坚守普世的人权与道德准则。

一个尊重多元文化与信仰的社会将为所有个体提供平等与尊严。

我们必须教育未来一代，并努力缓解偏见和歧视的存在。

只有构建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才能确保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2. 强化教育与识别纳粹大屠杀的确存在于历史书本中，但仅仅停留在文字上是远远不够的。

教育是宣扬人权、平等和理解的基石。

我们应该加强对大屠杀的教育，通过真实的事实和个人故事，深刻认识到集体罪行的危险性。

同时，我们应该明确指出和谴责当代出现的极端主义、仇外情绪或反犹太主义，并将其视为侵犯人类价值观的威胁。

3. 全球团结与合作纳粹大屠杀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兴起之外，还有国际社会未能有效干预和阻止的因素。

德国:反思历史,一波三折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９年间的西德与１９９０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１９７０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

但是，除此之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了解就很少了。

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

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印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联邦德国建国后１５年里的历史态度。

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普通的德国人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战胜国占领当局的事情。

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受到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

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则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非纳粹化”清洗。

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

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１９４９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地对纳粹历史进行清算。

相反，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许多纳粹罪犯的法案（１９５４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１９５１年，又通过了恢复１９４５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职位的法律。

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对彻底清洗纳粹分子失去了兴趣。

它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

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西方占领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施坦因等纳粹高级将领。

反驳纳粹主义800字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7年的德国电影《拜见希特勒》中，电影的结尾时有一段十几分钟的真实采访，受访对象是今天的德国年轻人，访问的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谁是阿道夫·希特勒吗?“年轻人给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的人回答说是演员、运动员，也有人模模糊糊回答说是个政客，还有人坦白地说不知道。

能正确说出希特勒身份的人还不到整个采访人数的一半。

电影以一种调侃的方式表达了忧虑: 对于历史的不断"重温”，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堂必不可少的功课。

战后60年来，德国对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纳粹时期历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通过反思历史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

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学龄儿童到政治领袖，德国上下已经完成了深层意义的民族救赎那么德国是怎样实现不断对纳粹历史深刻反思的呢?德国领导人的忏悔勇气在莫斯科举行的欧洲胜利日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理施罗德和英、美、俄、中等二战的战胜国首脑道出席纪念活动，并向打败本国军队的苏联阵亡将士鞠躬献花圈，“以德国人的名义”请求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原谅德国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都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代表德国人民进行了反思、道歉和忏悔，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