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２［作者简介］ 崔琦（１９８８－）
，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献学史研究。《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研究
崔 琦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 要］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帝后曾先后四次诏令校定经书，此举对于经书的保存、经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将《后汉书》中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逐一摘出，附以其他文献材料加以佐证，将校定经书之史实进行考辨、
分析，并归纳出其所呈现的校经、修史紧密结合，未出现专经校定等特点。希望能为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些许帮助。［关键词］ 后汉书；
帝后；校定；经书［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１２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６４－
０３ 儒学自汉后始成“
经学”，东汉统治者继承、延续了西汉帝王和缓的文化政策，非常注重经学的传播以及经文在施政、牧民等方面的作用，并采取多种手段促进经学的发展，
如诏令贵族习经、诏令讲论经书、提拔经学大家等。此外，东汉统治者还注重经书的校定与整理，曾多次诏令经学家入东观校雠经传，整理经书。关于东汉帝后诏令校经的史实，《后汉书》中多有记叙，兹以《后汉书》所载之史料为据，将《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逐一摘出，对文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辨，通过文献梳理，以期将部分史实尽量还原；
在理清一些历史问题头绪的基础上，浅析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所体现出的特点，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些许便利。
一、《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之文献考辨
（一）《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之文献记载《后汉书》共记载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四次，其中安帝朝两次，顺帝、灵帝朝各一次，有三次为皇帝下达诏令，一次为皇太后下达诏令。
东汉帝后首次诏令校定经书发生在安帝永初四年，东汉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和熹邓太后诏令群儒入东观校定经书、
传记等。据《后汉书·孝安帝纪》云：“（永初四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
字。”［１］２１５
第二次诏令校经发生在安帝朝元初四年，安
帝因经传之文历时久远，多有舛误而下令刘珍等人校雠家法，并令蔡伦监典其事。据《后汉书·蔡伦传》：“元初元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
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
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１］２５１３
此次校定经传之事除
《后汉书·蔡伦传》有记载外，正史及《东观汉记校注》
、《后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料中均没有相关记载，可考文献仅此一条。第三次诏令校定经书是在顺帝永和元年，顺帝诏令伏无忌及黄景校定经书。《后汉书·伏湛传》载：“永和元年，诏（伏）无忌与
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１］８９８
正史
中对此事的记载也仅此一条，而《东观汉记校注》、《后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书中均未提及此事。最后一次是在灵帝时期，灵帝诏令诸儒正定经书，并刊刻石经立于太学，使得天下儒生皆能校验。《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
正五经文字，
刻石立于太学门外。”［１］３３６
又如《后汉书·儒林传》记载：“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
门，
使天下咸取则焉。”［１］２５４７
除《后汉书》外，其他史书对此事也有著录。《八家后汉书辑注·薛莹后汉纪》记载：“灵帝熹平四年，诏正
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２］２８９
《后汉纪校注·后
汉孝灵皇帝纪中卷》记载：“［熹］（嘉）平四年春三月，五
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３］６６７《资治通鉴·卷第五
十七》：“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４］１８３４
上述文献除袁宏《后汉纪》
载校正经书的时间为“嘉平”外，其他相关文献皆记载为“熹平”，东汉帝号没有“嘉平”，原文记载有误，当是“熹平”，周天游校注袁书时已改。《隶释·隶续》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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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Ｎｏ．５，２０１３
（总第１７７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ｔａｌ
Ｎｏ．１７７DOI:10.13815/ki.jmtc(pss).2013.05.035
经注》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其上悉刻蔡邕名。”［５］１５６故洪适认为，诸儒受诏于熹平年间而碑成于光和年间。然而《后汉书》、《两汉纪》、《东观汉记》等相关史书中，没有“光和年间立石”的相关记载。
（二）《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文献之相关问题考辨
１．安帝朝永初四年诏令校经者为和熹邓太后
《后汉书·孝安帝纪》虽未明言诏令者是谁，但永初四年下诏校经者当为和熹邓太后。原因有三：第一，《后汉书》中有文献直接点明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据《后汉书·刘珍传》载：“永初中，（刘珍）爲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１］２６１７“永初”是安帝的第一个年号，此年号共使用了七年（公元１０６———１２５年），据此推算，“永初中”与“永初四年”时间大体相符，当记载的是同一事，此文献直指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另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永初）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方、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常。”［１］４２４刘珍等人校雠经传之事应发生在永初三年秋到新野君薨逝之间。《后汉书·孝安帝纪》又载：“（永初四年）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护丧事。”［１］２１６新野君薨于永初四年十月。因此，刘珍等人校雠经传的时间应在永初三年秋至永初四年十月之间，据此可大体推断《和熹邓皇后纪》所载校雠经传与永初四年二月校定经书当为同一事，此文献亦指出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
第二，永初年间和熹邓太后是东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由其下诏管理朝政也是无可厚非。《后汉书·陈忠传》载：“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１］１５５６另《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１］４３０和熹邓太后自策立安帝后，临朝称制，及安帝长成，仍拒不归政，大权在握直至其崩逝。
第三，和熹邓太后曾习经、传，非常重视经、传的教化作用。《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和熹邓太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１］４１８又载：“（和熹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方、算数。……又诏中官进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１］４２４
从上述论证可看出，永初四年由和熹邓太后下诏，召集群儒校经于东观也是在情理中的。
２．《后汉书》所载安帝朝元初四年校定经传之事并无讹误
据《后汉书·蔡伦传》载：“元初元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１］２５１３元初四年校定经传之事，除《后汉书·蔡伦传》外，正史及《东观汉记校注》、《后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书中均未见其事，因此有学者对此次校雠经、传的时间产生了怀疑，认为文献所载之“元初”当作“永初”，即认为元初四年并无校经之事，史书有元初四年校经记载是文字讹误所致，文中所指之事当是永初四年校经之事。
但我们认为此种说法有待商榷，原因有三：第一，由上文可知永初四年召集群儒校定经书的是和熹邓太后，而元初四年诏令东观校雠经、传的是安帝，下达诏令者并不统一。第二，如若文献所载“元初元年”当作“永初元年”，则蔡伦封侯的时间就应当是永初元年。但是从笔者所见之史书中均找不到相关文献材料佐证此说。质疑者亦未能给出相关材料来证明这一点。第三，永初、永宁年间刘珍等人曾多次奉命入东观续修史书，而校雠经传很有可能是他们续补史书之前的基础性工作。“永初”和“永宁”分别是安帝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年号，而“元初”是安帝的第二个年号，在“永初”和“永宁”之间。因此，安帝诏令在元初年间校定经书，为修撰史书作准备也是符合常理的。
３．灵帝朝熹平年间校定经书之数目
正史中对熹平石经刊刻经数的记载不尽相同：《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卢植传》、《后汉书·宦者列传》、《魏书·术艺传》皆载熹平年间诸儒校定刊载的是“五经”文字。《后汉书·蔡邕传》、《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正定刊刻的是“六经”文字。《隋书·经籍志》却云东汉篆刻于石碑之上的为“七经”，且均是蔡邕所书。
根据史料记载、熹平石经残石及学者考证，熹平石经所刊刻的内容包含《隋志》所言的“七经”，即《尚书》、《周易》、《鲁诗》、《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论语》。东汉时期尚未将《论语》纳入“经”的范畴，而认为《论语》是“传”，《后汉书》中称引论语字句时，常以“传曰”、“传不云”等领起，如：《后汉书·孝安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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