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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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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第２期　２００９年４月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Ｊｏｕｍａｌ　０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ｏｔ０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０１．２６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０９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０５２３（２０ｏ９）０２—０１２９—０６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王莹，李余华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３３ｏｏ１３）　

摘要：社会转型时期，新旧制度碰撞，我国农村纠纷呈现新的特点。农村纠纷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要　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需要结合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的新特点，从预防、处理、善后三个阶段着手　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政治文化形态、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各种社会矛盾呈现　

新的发展态势，农村矛盾纠纷有了新的表现。农民依旧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保证农村的稳定是整个社会　稳定工程的重中之重，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前提。保证农村稳定，必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村　纠纷解决机制。　

１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的新特点　

１．１体制外控制手段作用的领域呈现扩大趋势　

体制外控制手段指国家以外的个人或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在人们的共同意识和认同感的基础上以非　制度化的方式来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控制方式。进人社会转型期之后，农村社会的宗族势力、非体制精　

英、地方恶势力等组织和个人通过体制外控制手段作用于农村社会生活，其控制功效不断加强，作用范围　不断扩大…。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他们辅助在职乡村干部管理村庄事务，而更为普遍的作用是　

他们以“反对派”的面目利用村民对现行体制或部分在职村干部的不满，制造村庄权力斗争。　１．２征地和占地问题成为农村土地纠纷的焦点　土地问题自古以来是农村纠纷的中心问题。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４年６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形势进行了专题调　研。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关农村土地问题的争议，主要有征地和占地两大类型，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　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２］。　

１．３农民工成为主要的农村纠纷主体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农民工开始出现并走向规模化。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转移超过２．５亿。　

收稿日期：２ｏ０９一Ｏｌ一０８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Ｏ８Ｒ　∞３）　作者简介：王莹（１９８５一），女，江西分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哲学与社会。

　１３０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２０ｏ９年　

据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６》介绍，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　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　ｊ。虽然近年来，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　

措施陆续出台，但是，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取得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地位并享有相应权益。农民工成为主要的　

农村纠纷主体，其面临的纠纷主要有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工资待遇与工伤纠纷、与工作地政府与教育部门的　子女教育纠纷、与城市人口因歧视观念产生的纠纷。　１．４城乡界限依旧是农村纠纷的来源　

２００５年开始，我国甘肃、新疆等省份开始启动户籍改革，到目前为止，已有１２个省份取消了农业户　口　Ｊ。由此可见，我国稳健推行城乡户口统一的体系正在建立。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并没有真正消除　

城乡界限，居住环境、教育条件、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作为城市流动人口大军的农民始终没被纳人有效的　城市行政管理体系中，因城乡身份差异造成的社会歧视依旧存在，在城市务工农民的许多权益得不到有　效、及时的保障，这也决定城乡界限依旧是农村纠纷的来源。　

１．５村际纠纷具备新的内容　自古以来，村村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资源的争夺在所难免。在过去，村级之间争夺的主要是土地、水　

资源、山林等自然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招商投资成为各地农村的工作重点，争取　到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也被视为村里经济发展与村民收入提高的机遇。村落之间争取这种机遇所产生的纠　

纷赋予村际纠纷新的内容，这种村际纠纷的范围也从相邻村落之间扩大到非相邻村落之间。此外，农村兴　办厂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也成为村际纠纷的新内容。　１．６村民自治组织面临双方面的压力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承载组织村里经济、文化、卫生、等公共事务管理的功　能，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众人形成的一种核心凝聚力来组织、引导村民为自己的公共福利生活贡献力量。　然而，在新形势下，村民委员会却面临来自双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一些农村的村民委员会与党支部职能　

不明确，工作不协调，以致争权夺利，分庭抗礼，影响了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以及农村的稳定。另一方面，　

一些村民委员会组织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财小组等流于形式，村民的自治权利未得到充分　行使，致使村民对其意见较大。　１．７社会观念变更冲击农村家庭内部纠纷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的思想观念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由此带来的农村社会观念变更对农　

村家庭内部纠纷产生冲击。农村传统的婚姻观念受到新的冲击，农村的离婚率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外出　务工，孩子的抚养纠纷呈现新的形式，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养儿防老观念受到冲击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　

完善之间存在矛盾；家庭暴力和家庭虐待的受害者开始采取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１．８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时理性与非理性交织　新形势下农民争取权利的文本已经会引用一些法律条文或三个代表之类的话，并且农民开始通过各　

种渠道向社会求助。于建嵘教授在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查中，随机抽取了有关农村　土地问题的上访信中的８３７封信件（占总数的５８％），这８３７封上访信中，有４９封是由律师或其它法律人　士撰写的　Ｊ。由此可见，农民选择纠纷解决的方式开始趋于理性化。但是，农民的抗争方式还存有许多　

不理性，主要表现为争取权益时的暴力抗议、群起闹事、静坐、自杀等。根据于建嵘教授专题调查的数据，　

在发生土地纠纷时，农民采取的抗争方式包括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到被征土地上静坐，有的甚至到高速　公路、铁路上静坐　。　

２农村纠纷新特点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我国正在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若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纠纷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将　第２期　王莹，等：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１３１　

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一，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安定团结。安定团结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和谐　

社会的目标和基础。在农村，如果纠纷不断，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　就会对农村的安定团结造成冲击。一旦这些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小者影响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大者造成矛盾激化，甚至演化为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稳定。特别是一些涉及利益范围　较大的纠纷，如山林纠纷、水源纠纷，势必对当地农村的安定团结产生消极影响　。　第二，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若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严　

重影响农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纠纷一旦出现，当事人的精力都将集中在纠纷上，难以将精力投入到　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上，直接影响作为新农村建设基础条件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内容，它要求通过盘活农村经济、减免税费和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建设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和提　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等方式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而未解决的一系列农村纠纷，尤　其是群干纠纷、村民与当地政府的纠纷，将使当地政府工作重心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务偏　

离，影响农民生活富裕的实现。　第三，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项目，乡风文明　是新农村建设中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若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纠纷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呈现出家庭内　

部矛盾不断、邻里纠纷常见、群干关系激化、村际争斗频繁等景象，那么给人感觉将是社会风气日渐低下，　

这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与要求格格不入。　第四，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农村纠纷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管理民主目标的　实现，该目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和难题。虽然我国村民自治基本制度已确立，但全国农村地区所实行的　村民自治制度差别比较大，一些地方由于村民自治作用发挥不充分，使村委会同时面临来自当地政府与村　

民的双重纠纷，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作用大打折扣。另外，群干关系紧张、农村纠纷得不到公正处理　和及时化解还将严重损害基层政府的形象，给基层政府的工作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严重的可能会演化为　

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公然对抗。　第五，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制建设。在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农村法制建设是保证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任务，农民亲历亲闻的每一法律事件对他　

们法律意识的培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法律能够得到遵守，或者纠纷能够通过法律手段得到有　效解决，他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就会增强。如果纠纷不能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及时有效、公平公正地解决，就　

会消减他们对法律的信任。法律信仰的消退与丧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建设的极大障碍。　

３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的解决机制　

要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应结合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的新特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　

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和完善这一机制，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３．１预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农村纠纷的预防机制包括减少纠纷产生的预防机制和控制纠纷萌芽发展的预警机制，这一机制的建　

立能够减少农村纠纷的发生，将纠纷尽量控制在萌芽状态。　

（１）建立和完善减少纠纷产生的预防机制　减少农村纠纷的产生，应该从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而农村的社会生产尤其落后。经济是基础，加　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消除农村纠纷产生的诱因，才是治本之策。加快农村经济　

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促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通过加　１３２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　２０ｏ９年　

强农产品基地建设等手段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重视非农产业的发展　

及其产业链条的延伸；鼓励发展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Ｊ。　第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农村中存在的一些不良文化引发纠纷的产生，主要表现为：固守“小富即　

安，不富也安”的思想，不思进取，游手好闲，惹是生非；道德意识滑坡，精神生活空虚，封建迷信、“黄赌毒”　泛滥；宗族势力抬头，把持一方，恃强凌弱，严重干扰村民生活；家庭伦理道德丧失，家庭暴力、离婚、遗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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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

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

农村·农业·农民2022.12B 41摘 要：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矛盾纠纷解决是实现新乡村治理的保障。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建立的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司法所的牵头下，携领多部门共同解决当地矛盾纠纷，较好地对矛盾纠纷和社会风险进行了化解。经验表明，单一纠纷解决方式已难以适应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农村发展需要。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既能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长处，还能通过跨部门的联合调解，让当事人拥有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感以及公正的获得感。关键词：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大鳌镇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发展，司法诉讼在我国基层治理中越来越重要。但司法诉讼因受到社会利益多元化、人民需求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基层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性。因而，基层矛盾纠纷治理仅靠司法诉讼尚不完全有效，何况熟人社会之间一般无需法律或只需要很少的法律。为更好地了解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与化解运作机制，我们以土地纠纷为切入点，通过两年多的实地调研、走访、查阅资料，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镇的矛盾纠纷治理情况进行了考察，试图洞察其多元调解机制的运作机制，分析其有效路径的内在机理。一、大鳌镇基层矛盾纠纷的治理现状大鳌镇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最东部，是经济发展较好的珠三角腹地的乡镇，由西江下游磨刀门水道冲积而成的两个江心岛（大鳌岛和红卫岛）组成，东与中山市，南与珠海市，北与江门市蓬江区外海镇相隔，属低沙田地区，面积52.51平方千米。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广东省集装箱制造专业镇和农业养殖大镇，2021年大鳌镇入选农业农村部、财政部“2021年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目前是新会区唯一的小岛镇，在2015年大鳌特大桥通车前，人们来往城区的出行主要靠横水渡。因此，人们长期集居在大鳌岛，全镇村庄均为实心村，与其他乡镇普遍存在的空心村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加上近年来风调雨顺，养殖业硕果累累，人们的收入大幅增加，村民们陆续对自己的宅基地房屋进行拆旧建新，矛盾纠纷案件数量随之增加。据统计，2020年至2021年上半年，大鳌镇发生矛盾纠纷超过400宗。通过梳理发现，以涉宅基地建房为主的纠纷数量呈现逐年增长态势。这类纠纷以3种类型居多：一是施工对周边房屋结构安全造成影响引发的矛盾，如因打桩造成周边房屋出现裂缝和漏水等；二是施工发生安全事故引起的纠纷，如施工人员由于不规范作业导致伤亡事故；三是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如包工头拖欠工人工资等。随着纠纷类型不断增多，纠纷的复杂性、对抗性增强，不仅对当地民众造成了伤害，还引发了干部与民众的对立情绪，给基层干部带来了较大压力。对此，探索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路径，促使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成为考验当地基层组织和干部的一个重要课题。大鳌镇司法所结合实际提出了一套包含从早期介入、多部门联调，到司法调解无缝衔接的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方案。第一，让矛盾纠纷的调解机制尽早介入，使矛盾纠纷和社会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整合各职能部门力量，建立巡回接访、多部门联合调解、诉调服务相衔接等机制，将调解服务“外送”到矛盾纠纷比较集中、信访问题比较突出的网格，引导行政资源对接调处，妥善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实际困难。具体做法是由镇诉求“外送服务”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村（居）法律顾问每月开展一次现场接访活动，对全镇开展巡回接访。通过现场接访、带案下访、重点人员主动约访、乡村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

我国农村社会中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社会中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社会中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农村社会中的人民调解成为化解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将从各方面探讨这些问题及对策，以期为农村社会调解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一、问题

1.1 调解人素质不高

农村社会是一个群体性强、利益关系复杂的社会，调解人只有素质高才能保证甄别矛盾、调解矛盾，但现实中很多调解人素质不高，调解能力和水平差，甚至会走极端，给矛盾解决带来更大的风险。

1.2 调解不公、不稳定

不同区域、不同调解组织、不同调解人的调解态度、方式、标准等有较大差异，有的存在偏袒一方、调解不公，导致矛盾升级；有的存在调解结果不稳定、易破裂等问题。

1.3 机制不完善

当前乡村人民调解机制很多还不够完善，如缺乏官方统一的调解标准、程序、监管等机制，甚至存在调解机构不规范、人员不配备、经费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调解工作的开展。

二、对策

2.1 提高调解人素质和能力

首先，要重视调解人培训，明确培训目标和内容，加强法律知识、调解技巧和素质等方面的培训。其次，加强调解人员评价机制，建立调解人执业资格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调解人实施限制。最后，建设调解人员队伍，发掘和培养优秀调解人员，提高整个调解队伍的素质水平。

2.2 健全调解机构和细化调解程序

调解机构是保证调解质量的重要保证，要完善乡村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规范机构设置、机制运转、人员配备等方面，保证调解工作有规可循、有序开展。同时，要制定统一的调解程序，对调解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步骤和环节进行规范，保证调解程序的科学、公正和透明。

2.3 健全调解监督和评价机制

调解工作的监督和评价是促进乡村人民调解工作新发展的必要手段。要建立权威的调解监督机制，实现行政监管和司法保障相结合。同时，要建立行之有效的调解纠纷反馈机制，及时了解调解工作的进展、问题和反馈，不断完善调解工作。

三、案例

3.1 案例一

2019年5月，河南南阳市社旗县一群村民建议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选举或者协商产生一名能力较强的调解员，但相关部门对此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最后导致了一起生活纠纷的不愉快结果。因此，相关部门应该重视草根民意，积极加强调解人员培训，提高调解人员的工作质量和素质，保证调解工作向好的方向发展。

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解决的思路与建议

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解决的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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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农村社会矛盾解决的思路与建议

作者：柏巍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31期

关键词农村社会矛盾 新时期 乡村治理 三治结合

健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新时期我国优化乡村社会资源配置，维护乡村社会有序稳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這也是包括政府、乡村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人在内的，以实现乡村整体发展利益为目的，对乡村发展各项事务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和调控的动态过程。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并不是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简单相加，需要准确把握新时期乡村治理的要求，深入理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理论机理和实践价值和意义，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成乡村社会转型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前提和基础。

（一）构建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它实现了乡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满足了广大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地生根的重要实践。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从“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和构建上来看，需要广大乡村居民的广泛认同和参与，在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应多从制度设计层面保障乡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解决乡村社会突出矛盾，维护乡村社会公平正义，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乡村居民的积极性，转变其被管理者的角色，使其充分参与到本村事务的治理活动中，成为乡村治理活动的主体，进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二）“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激发乡村社会和谐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

论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及其制度完善

论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及其制度完善

论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及其制度完善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因此，研究调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程序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视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一环，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情展开。

一、人民调解委员会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社会纠纷日益复杂，社会各方力量均应积极参与到纠纷化解工作中，形成大调解机制，其解决机构为调处中心。

（一）两者的职能定位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通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具有及时、经济、和睦关系的特点和优势，能有效地将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激化之前，从而与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构筑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因此，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解决民间纠纷的具体办事机构。社会纠纷调解中心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办组织协调，以司法为民为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合力解决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机制，是党委政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有效抓手。其职能主要是协调有关部门，发挥合作优势，齐抓共管，走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之路，增强调解工作的实效。它具有主导性、多无性、联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因此调解中心是基层党委政府转变施政管理方式、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

（二）两者的性质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组织，而调解中心则属于工作机制范畴。这是两者性质的根本区别。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而调解中心调解的纠纷在范围上，不仅限于民间纠纷；在调解性质上，既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也不限于法定的行政调解--但是也不同于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调解，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各部门共同参与，协调处理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一种活动。当然，其调解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民事合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