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绿煤---刘炯天

失落的绿煤

新能源发展势如破竹，而占比最大的传统能源煤炭的高效和清洁化却被决策者遗忘，“绿

煤”战略陷入困境，谁来驱云拨雾？

文|本刊记者 王高峰

日本“3.11”大地震将近两个月了，福岛核灾难的阴影还不知何时能消散。

福岛核灾难改写了原有的核能投入产出比公式，也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能源发展路径：投

入巨资发展占比很少的新能源，与提高绝对占比的传统能源，哪个更合理？

尽管这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但需要政策的天平向哪一方倾斜更多。

而在中国，绝对占比的传统能源当然首推煤炭。这种“肮脏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

的比例高达68%。不仅肮脏，煤炭的开采、运输过程中的浪费也非常严重。一些煤炭企业，

特别是小型企业回采率仅为15%，大大低于75%的国家标准，而且没有选洗过程。“煤炭”

与“绿色”这两个词似乎完全不搭界。

但事实上，绿色这个词与煤炭放在一起并不矛盾，从煤炭的开采、运输到利用，让煤炭

变得更加清洁和高效，看似是一道难题，其实并非不可破解。

更重要的是，煤炭清洁高效产生的效益难以估量。这是一项惊人的统计：如果煤矿的回

采率和利用效率能分别提高10%，多出来的煤炭资源所产生的发电量，就能抵得过几十个三

峡，数百倍于当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

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误区，误认为这种煤炭带来的难题无法根

治。实际上，从煤炭的开采、选洗、运输、转化和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让煤变绿，从源头上可以提高煤炭的回采率，减少浪费，节约能源。从利用环节上可以

使煤清洁化，提高能效，让单位煤炭变得更有效用，增加其自身价值。

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让肮脏的能源变洁净，成了多年来人们追求的梦想。但是，这个

投资空间巨大、能够造福子孙后代的产业，至今依然受制于国家政策的缺失。

对投资界而言，面对一个潜力巨大、能够赚取丰厚利润的产业，却遭遇投资无门的窘境。

苦于没有明朗的政策支持，持有大笔资金的投资客无处下手，使得绿色煤炭这一本来可以激活民间资本的产业，出现投资的严重不足。

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煤炭的主管部门，这个行业的“有形之手”也时刻都在挥舞，国土

资源部、能源局、安监总局、发改委、环保部等，很多部委都设有煤炭管理的职能部门，但

在煤炭的高效和清洁化的管理和推动上，却形成了真空，至今缺少明确的国家战略。

绿色煤炭政策关系到能源合理利用和未来能源安全，如何让煤更加高效和洁净，关系到

我国未来能源的整体格局。

【封面故事】

政策缺失下的“绿煤”困境

几乎被遗忘和边缘化的“绿煤”政策，将整个行业逼到了自生自灭的边缘，在激励机制缺

失的背景下，如何才能走出“绿煤”困境？

文|本刊记者 王高峰

相比于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光鲜发展，煤炭——这个传统能源，背负了太多的骂名

——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硫污染、矿难、腐败与利益输送……一条条原始的罪状把这个原

本中性能源的缺点无限放大，谈起煤炭，就联系起污染、肮脏、碳排放，甚至罪恶。

的确，煤炭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贡献率”是其成为众矢之的的直接原因——我国氮氧化物

的60%、烟尘排放的70%、二氧化硫排放的85%、二氧化碳排放的85%都来自于煤炭。

尽管如此，我们却一刻也无法离开这种高碳能源，它占到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近七成，

是我国能源安全无可替代的支撑。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国际上是唯一的，我们是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刘炯天在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体资源条

件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以煤

为主的结构无法改变。”

既然我们无法摆脱黑色的煤炭，那么“改造它”，使其更加高效和清洁便成了当务之急，

“高碳能源的低碳利用”、“让煤炭绿起来”成了业界盼望已久的突破。

然而，这种突破并没有如期到来，政策的遗忘导致了企业对煤炭的生产和利用缺乏将煤

炭变绿的积极性，守望在清洁煤门槛之外的投资者却有心无力，低碳经济尽管被呼吁了多年，中国却依然在高碳的泥潭里挣扎。

高碳陷阱

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模式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误区，误认为这种煤炭带来的难题无法

根治。实际上，从煤炭的开采、选洗、运输、转化和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以煤炭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让煤炭变绿，关键在于每一个具体环节的精打细算。”中海油新

能源公司首席科学家肖钢说。

让煤炭变绿是一个宽泛意义的概念：开采过程中可提高回采率和减少植被破坏、提高煤

层气的开发和利用；资源加工过程中可高效分选、深度净化；燃烧和转化过程中可提高效率；

利用过程中可加快二氧化碳的捕捉与封存。

然而，在我国，煤炭的每一个环节都难以让人乐观：受制于回采技术的限制，目前煤炭

平均回采率仍不足40%，大大低于75%的国家标准；而原煤的选洗比例也仅为50%，落后发

达国家10多个百分点；煤炭的利用效率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媒体报道的数据更加惊人，由于资源回采率低，从1980年到2009年间，全国煤炭资

源浪费高达415亿吨，目前被遗弃在地下的呆滞资源在800亿吨以上。

2010年，我国共消费煤炭约32亿吨，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提高一定比例，都将产生

巨大的效益。

刘炯天介绍说，在美国，煤矿露天开采资源回采率可达90%以上，条件好的矿井开采也

能超过80%，但是我国的资源条件差，开采量大，而一些吃“白菜心”的企业更让煤炭的开采

浪费严重，最终导致整体回采率较低。只有神华等技术先进的大型煤炭企业，资源回采率可

达到80%以上。

煤炭产量巨大，也催生了大量不合格的产能。中国工程院在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首次提出“科学产能”和“清洁化率”的概念，并认为我国现有煤炭产量仅有1/3符合科学产能

标准，1/3通过技改和投入能达到科学产能标准，而剩下1/3由于地质条件、技术等限制根

本无法实现科学产能标准，应逐步予以淘汰。

因高含灰、高含硫、高含水的低质煤约占我国煤炭资源总量的40%，造成了煤炭整体使

用效率低下，洗选环节不仅能够在源头上控制煤炭的污染，而且可以将大量的煤矸石分离出

来，大大节约运输成本。“原煤洗选不仅能够减少发电企业脱硫和除尘的负担，而且不用拉

着矸石来回跑，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中煤集团科技发展部总经理叶建民说。 据刘炯天介绍，2010年，我国洗选原煤14-15亿吨，不足全部产量的50%，2015年力

争达到70%。“之所以我们当前的分选率还没有达到更高的程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产量

非常大，投入跟不上；另一方面是重视程度不够，按照最理想的状态，所有的煤炭都应该进

行入选。”刘炯天说。

刘炯天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将动力煤入洗率提高到40%(目前20%多)，每年将节约3400

万吨标煤，节约运输耗煤近1000万吨。目前我国铁路运输平均运距为600公里，每入洗1

亿吨原煤，可节省运力96亿吨公里。

目前，我国的煤炭使用效率为3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剩下的70%并

不都是垃圾，还有很多可以继续燃烧利用，通过改进技术完全能够使效率提高。”肖钢说，“目

前德国现成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运行多年，我们只要引进这种技术就能大幅度提高煤炭利

用率。”

被政策遗忘

从煤炭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我国煤炭高效和清洁程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近几年

的能源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绿色煤炭”几乎放到了被遗忘的角落里。

近年来，国家对煤炭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煤炭安全生产方面，特别是2004—2005年接

连发生了几起百人事故之后，安全成了煤炭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对煤炭企业的紧箍咒越

来越多，支持的力度反而很少。”叶建民如此表示。

过去的几年中，风电、太阳能在政策的东风下，获得了狂飙式的增长，风电更是以每年

超过100%的速度增长了近6年，去年终于坐上了世界风电大国的头把交椅。另一种可再生

资源——核电，几年内也获得了政策的大力支持，一再调整发展规划，5年前制定的到2020

年发展4000万千瓦的规划，目前已修改成为8600万千瓦。

相比之下，占到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高达68%的煤炭，在其高效和清洁化政策上却缺

少一个清晰的国家战略。

多年以来，国家除了出台了一些跟煤炭相关的常规法律——《煤炭法》、《节约能源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之外，鲜有“绿煤”的政策和法律支持。

最有针对性的指导性文件——《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发布

于1997年，至今已有14年之久，尽管它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创造了有利环境，但毕竟我国

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97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仅为13亿吨，碳排放和环

境代价与当前还不可同日而语。 去年，国家能源局将煤炭清洁利用确定为“十二五”能源规划重要部分，但至今没有具体

细则出台。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介绍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也将一批

洁净煤技术和装备列入国际项目，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政策。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863”计划、“973”计划，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清洁煤炭的发展。

“但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相比，这些政策的力度明显不足，有的在执行

中严重缩水，同时也有新的问题涌现，因此仍需进一步加强。”任浩宁说。

由于形势所迫，尽管国家近年来在煤炭清洁化工作上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在中国工程

院院士刘炯天看来，国家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可挖。因为煤炭无论从节能还是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方面，潜力都非常大。“核电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才占我国发电量的1%，新能源占

的比例也不大。当然，新能源是要发展的，但对煤炭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对高效清洁煤的重

视程度应当进一步提高。”刘炯天说。

国家煤炭工业部撤销以后，相关职能并入了多个部门。这也造成洁净煤技术推广利用缺

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和核心，致使政策出台迟缓。

以煤炭的洗选和开采为例，像神华、中煤这样的大企业，原煤的入洗比例都达到80%

以上，但很多小企业只有不足20%。叶建民向《能源》杂志记者透露，在很多时候，洗煤不

如卖原煤更赚钱，因为企业讲产品组合，追求组合后的煤种效益最大化，不同热量的煤炭价

格是不同的，但是这些差价扣除洗煤成本，通过价格公式计算，洗煤不一定能让整体价格最

大，因此很多企业往往会选择不洗煤。

“但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就不能算这个帐，央企和大型国企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叶建

民说，“但小企业完全不行，在煤炭开采上，如果把一个煤矿比作一条鱼，小企业只吃鱼翅，

浪费非常严重。”

造成上述浪费现象，与煤炭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管理有一定关系，“如果有煤炭部存在，

就不会允许小企业这么挑肥拣瘦，但没有煤炭部，只能靠企业自觉，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小

企业就会只吃‘鱼翅’。”

无统一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还容易造成一些洁净煤技术项目重复建设、引进技术消化

吸收差、一些需合作的技术或项目又不能很好地发展。如在煤化工方面，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很多企业在地方政府的“胁迫”之下，上马了一大批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等项目，

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严重，国家发改委不得不多次紧急叫停。

企业之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