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胡远鹏《山海经》研究有年矣。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余年间，《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
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范围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开始接轨。
以上三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山海经》，特征，世界圈，信史，接轨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胡远鹏摘要《山海经》研究有年矣。
自晋郭璞注《山海经》以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余年间，《山海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只限于浅表层次上，正如袁珂先生所言，“山而在山川古今异同”。
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从地理范围上说扩展到世界圈，从内容上说则提出了“信史”说，从研究方法上说则与其他学科开始接轨。
以上三方面，则构成了现阶段《山海经》研究的特征和重点内容。
关键词《山海经》特征世界圈信史接轨中图法分类号Ｋ２０３近年来，《山海经》这一有重要价值的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当前，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加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新成果，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合力，为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今天，揭开它的奥秘成为有志于发掘它的学者的重要课题，而且，其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现在，这些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和内容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进而扩展到世界圈。
《山海经》记载的地理范围究竟有多大？换言之，《山海经》记载的究竟是中国文化圈、亚洲文化圈抑或世界文化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古今中外学者都没有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堪称“世界难题”。
但是，有这样几种基本观点。
《山海经》特别是其中的《山经》记载的主要是中国本土上的事物，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持此说，而吴承志则认为超越了现今国界到达了朝鲜、日本、前苏联、蒙古、阿富汗等邻国，法国学者维宁则更进一步认为到达了北美洲、中美洲。
———这是关于《山经》。
关于《海经》部分或整个《山海经》，也是异说纷呈。
云南省测绘局扶永发工程师于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出版了一本专著《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他认为：《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远古时期的地理和历史，是我国远古时代云南西部东经１０１度以西、北纬２３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就在今日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的横断山脉地区。
但是，王左生在该书《序》中写道：“正象有的学者专家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古代云南是中国人原始发祥地，直至夏朝仍在云南，自商汤前八迁才大规模外迁，实物证据在哪里？说轩辕国、大禹治水、西王母住地等都在古代云南，证据又在哪里？如果《山海经》记述的是殷商以前的云南地理，那时是用什么文字，又何以是今日都认得的汉字？凡此种种，不只是扶永发，就是再众多的学者，甚至几代学者，恐怕都是难以回答清楚明白的。
”这是《山海经》“云南圈”，聊备一说。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青年学者喻权中在其专著《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的《绪论》中指出：“《海外经》对人文历史地理的记载，当时与殷墟卜辞及商末周初金铭中对人文历史地理的记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则其‘海外’，也必是‘相士烈烈，海外有截’意义上的海外，意指商末周初时中国以外的地方。
”———这基本上是《山海经》“中国圈”说。
但是，正如王士俊先生在《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上的一篇文章《上下求索巧辟奇径———读〈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中所指出的那样：“然而，登上中国上古文化新大陆的喻权中，也应该看到，他是从方国名、族徵符号入手揭开《山海经》神秘面纱的。
于是，《海外经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国徵、族徵符号的自证。
也就是说被看成族徵、国徵的符号由什么证明？……此外，由《山海经》传递给我们的古文化信息是否仅仅是方国图和族徵符号？在方国、族徵的方位已经弄清的前提下，是否能够探索更深层的华夏民族融合、华夏文化萌芽的原因和初始状态？”凌纯声先生在《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昆仑丘与西王母》中认为：“《山海经》乃是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南亚洲，北到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
记述古亚洲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许多丰富宝贵的资料。
”（台北经联书局，１９７９年，下册，第１５７７页）１９６２年３月１７日，蒙文通先生在《光明日报》撰文《研究〈山海经〉的一些问题》，指出，《山海经》，“它所记载的地域，在西方和南方都远远超出了祖国今天的版图。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研究我国以及中亚、东亚各族人民上古时代生活斗争和民族关系的重要作品。
”苏雪林先生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里也说过：“《山海经》的地理并非中华地理———有些是的。
有些则系后人混入———我怀疑它是两河流域地理书。
”（台北，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７页）１９９４年，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王兆明先生在《东北师大学报》第５期上发表文章：《〈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
他指出：“我们从《山海经》中看到，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其认识领域是相当广大的。
在东方已达日本、库叶岛和南太平洋诸岛；西方达到中亚和西亚地区；北达西伯利亚乃至极圈以内，南至今中南半岛。
这一广大的认识领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后来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域。
”以上为诸家《山海经》“亚洲圈”说。
看法最大胆的当推宫玉海先生，他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古代的世界地理书，亦即“世界圈”。
１９９５年１月，宫先生在其专著《〈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中提出：“现在肯定地说，《山海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理书，它又是一本博物志，一本不可再得的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
”宫先生主要是运用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去考证《山海经》的。
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课题；连公木先生在为宫玉海先生专著所作《序言》中也这样说：“作者宫玉海同志，治学好穷究，尚新异，富奇想。
……余于些固不敢遽信，亦乏胆识相与月旦。
但观其神志，聆其言谈，确若刹那真如，颇似破玄妙之禅机，生神奇之领悟，体现出思维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
人生中果有一刻达到这般自信，也就可以称得‘生得其所’，实亦有足多者。
”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最早的观点是“世界西欧中心”说，二战时又是“中欧中心”说，认为日耳曼是最优秀的民族，应该主宰世界。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中心”说和“中欧中心”说已不攻自破，这时，英国又推出“两河流域中心”说，不愿肯定世界最早的文明中心在中国，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文明，当成欧洲文明的发源，这无疑是个误会。
因为现代的欧洲人，出现在欧洲东部的时间，最早不早于公元１世纪。
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着，他们的祖先，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又是从哪里迁徙到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无论如何也是不清楚的。
然而，在中国的史籍中，却明确地记载着这些民族的祖先，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参与过中原逐鹿的历史片断。
即使现今西方学者所一致公认的人类最早文明中心之一的苏美尔文明，也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
《全球通史》说：“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
这一点很奇怪。
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这“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中可以得到印证。
《山海经探原》的作者、年届八旬的英山徐显之先生，在其论文《〈山海经〉原貌及其本质的探讨》中也写道：“在研究《山海经·大荒经》和最后一部分《山海经·海内经》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远方绝域的先民与中华民族的祖先，有着同宗共祖的关系。
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就与世界一些地方有着密切关系。
真的，《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说的冰夷，正是今日爱斯基摩人的形象，《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的寿麻国，正是今非洲赤道沙漠人的形象。
……至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见日月所出之山六，恰是今南北美洲的地理情状。
从以上所述种种，就对《山海经》的地理原貌，有了清楚或比较清楚的认识。
”（二）改变了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是信史、是一部上古世界大观。
在《山海经》研究中，“神话”说则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方面，而袁珂先生则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力。
袁珂先生曾师从许寿裳先生治小说史，１９４６年随许先生到台湾，开始研究中国神话，写出《山海经里的诸神》，发表在《台湾文化》上，从５０年代至今，陆续有关于《山海经》“神话”说的论文和专著问世，著作等身，其中著名的如《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中国神话史》、《山海经全译》、《神异篇》等，一以贯之四、五十年，锲而不舍。
袁珂先生对神话所作的初步界说是：“神话是非科学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
”当然，《山海经》演变成今天的“神话说”，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渊源有自。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
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这大概就是《山海经》“神话”说的源头了，袁珂先生正是这样看的，他说：“从这条佚文可以看出，它（指《禹本纪》———引者）仍然是幻想性的神话记述，而不是客观的科学叙写。
说它和《山海经》性质相类，当不为过。
”明代学者明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称它为专讲神怪之书，即“古之语怪之祖”到了清代，纪昀修《四库全书》，又把《山海经》改列在子部的“小说家类”。
《提要》述改列的理由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
……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
”这就进一步把《山海经》视为“神话”之作了。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沈雁冰先生在研究中国神话时也一再说道：“我们认为《山海经》是周人杂抄神话之作”，“这是一部包含神话最多的书，但形式上又极像地理书”，“作者（沈雁冰先生自谓———引者）相信《山海经》的神话价值很高”，“只有《山海经》是一部怪书，既非哲学，亦非文学，亦非历史，也不像地理，（虽然古来之目录家曾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可是所含神话材料独多———几乎可说全部是神话；这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
①诸如此类，便是把《山海经》目定为神话之作。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过：“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
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
”到了袁珂先生研究《山海经》之时，则更是把《山海经》铁定作为一部“神话总集”来对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