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论文】中医诊治疫病学术源流探究

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文献综述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三十年来中医疫病相关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与分析，搜集中医疫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的相关论述，初步整理了目前中医药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及其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化情况的研究成果，初步拟定了本研究的主体内容与研究目标。

关键字：中医基础理论，疫病，学术源流，综述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疫病史鉴》，从西汉中后期到公元1840年，中国至少发生过314次疫病[1]。

据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公元前674年~1840年间，中国古代有史志记载的疫病发生998次；据梁峻《清史·医药卫生志·卫生防疫篇》，从1840~1911年有疫病流行39次。

中医药不断抗击疫病，也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确定中医疫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研究中医药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及其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化情况，对于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无论是面向过去，了解中医药诊治疫病的历史全貌，以史为鉴；还是面向现实，构建中医疫病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中医药防治疫病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1、疫病的概念和研究范围1.1疫病概念什么是疫病，这是做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只有弄清疫病的含义与范围，才能在研究中紧扣主题。

《中医疫病学》[2]的观点是：“疫病是由疫疠病邪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和广泛流行性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的总称。

”《现代中医疫病学》[3]认为：“疫病又称‘瘟疫’，是指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较大范围流行的一类疾病。

”而《中国疫病史鉴》[4]指出：“在一些先秦的著作中如《礼记》、《淮南子》、《吕氏春秋》等等，均提到“疫”字，但没有明确的定义。

从《礼记·月令》：“民殃于疫。

”“民必大疫，又随以丧。

”等条文来看，疫病的伤亡损害是比较严重的。

许慎《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

”“皆”字说明疫之发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是否与传染有关？在当时的著作中找不到更充足的理由来肯定或否定。

只能这样理解，传染病的发病也具有广泛性，所以疫病包括了传染病在内，但并不局限于传染病。

……较早提出“疫”之传染性的是隋代《诸病源候论》，认为疫疠乃“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如明吴有性《温疫论》说：“时疫能传染于人。

”“病偏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

包括的病种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可能包括某些非传染性流行病。

因为古代的记载相当笼统，要把它们再作区别是相当困难的。

”与此类似，《带您走进<温疫论>》[5]认为：“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病死率较高的一类疾病。

”上述几种通行定义的争议主要在于：疫病同时兼具传染性和流行性，还是只具备其中一个特征。

笔者支持后者：首先，从继承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思想这一角度看，我们应当尽可能依从前人对于“疫病”的理解，尊重他们的智慧，提炼其学术精华，充分发掘其理论与临床价值，从而让这些经验更好地运用于我们今天的中医诊治；其次，从还原中医诊治疫病的历史原貌这一角度看，古代相关记述较为笼统，在研究疫病相关学术理论的历史演化脉络过程中，我们需要搜集更为广泛的资料，尤其是在探究伤寒、温病之争历史真相等时，如果完全用现代视角强行区分，将会肢解历史，遗漏许多重要信息。

当然，笔者在选择相关历史资料时，将尽可能注意兼顾传染性与流行性二者。

此外，对于“急性发热性疾病”、“病死率较高”等关键词，笔者认为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可以不在疫病定义中明确表述，但在资料选取时，在尊重原始文献的前提下，应尽量体现出来。

1.2疫病研究范围关于疫病研究范围，笔者较为认同《中医疫病史鉴》的观点：①文、史、医籍中以“疫”、“疫疠”记载的资料均属考查范畴。

②已被确认是传染病的其他名称或具体病名记载的资料，如“痘”——天花、“吊脚痧”——霍乱等等均属考查范围；不确定者，如“伤寒”、“时气”等等，则当资料中注明了传染或流行、伤亡较重等特点时，属于考查范围。

③具有地方病特征的记载，一般不属疫病考查范畴。

同时笔者参考《现代中医疫病学》等的观点，考虑在疫病防治史范例研究部分，细致考察虫媒（疟疾）、动物源性（鼠疫）、性传播（梅毒）、消化道（霍乱）、呼吸道（白喉）和其他（天花）这6类传染疫病。

同时笔者注意到方药中先生等[6]认为：“《内经》中所论述的‘中风’，‘伤寒’，‘温病’，‘湿病’，‘热病’，‘暑病’，‘疟’，‘肠澼’，‘霍乱’，‘疫疠’，‘痉’，‘瘈瘲’，‘疸’……等等，如以今天的认识来加以分析，其中绝大部分疾病都属于急性传染病的范围。

”等等，其观点也极具参考价值。

有研究者认为：古代人物的疫病只是指那些口鼻而入的疾病，而梅毒、鼠疫、疟疾之类的都不属于疫病。

而我们按照现代的疫病范畴，同时考察古人对疫病认识的发展演化，经研究认为：口鼻而入，称为“天受”；而历代所谓“传染”，则主要指接触传染而言，如《诸病》所说的多种“注”，上述类型的基本均属于疫病范围。

可以参考方药中先生《谈中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病机学认识——兼论伤寒与温病学辨证的理论基础》一文。

万友生先生认为“伤寒之邪不仅可以外从毛窍而入卫分以及于肺，同时也可以上从口鼻而直入肺胃，既可见肺气失宣的咳喘等症，又可见胃气不和的呕逆等症。

我们不应偏执伤寒邪从毛窍而入和温病邪从口鼻而入之说，而主观派定其入侵途径”[7]。

2、中医诊治疫病的源流研究在目前的研究中，从疫病学史的角度，张志斌[8]系统考察了中国疫病流行的相关情况，编制了《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她在疫病流行与中医温疫理论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和中医瘟疫理论的辨病与辨证方面的思考颇有见地。

中研院《中国疫病史鉴》的中国古代防疫资鉴部分对历代疫病防治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刘景源[9]对先秦至清代有关疫病学与温病学的主要文献及专著进行了评述，介绍了中医疫病学的历史沿革。

除此之外，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邓铁涛《中国防疫史》、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顾植山《疫病钩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温病学发生发展的角度，刘景源[10]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温病学文献的版本源流进行探讨，对研究明清时期疫病学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聂广[11]通过对宋代伤寒补亡的研究，探讨了伤寒学与温病学的源流关系，而张志斌[12]研究了两宋时期的温病理论创新，两人都考察了庞安常、韩祗和和郭雍对温病学概念、因机和辨治所做出的创新。

《温病大成》前四部书目提要及第六部的“温病理论发展源流研究”[13]部分有较为明晰的温病理论源流。

此外还有宋乃光《中医疫病学》、袁长津《现代中医疫病学》、刘平《带您走进<温疫论>》从疫病学学科建构角度简述了疫病学史。

上述著作从不同视角考察了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和中医药防疫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开展中医诊治疫病的学术源流研究和理论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中医诊治疫病历史的主要脉络，提示其中的重点人物、著作与学术观点。

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以下论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1先秦两汉时期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三部著作。

王永庆[14]、陈倩亮等[15]先后论述了《内经》对温病学的贡献，并对《内经》中涉及的疫病病名、证候特点、诊断方法、病因病机、防治方法、预后转归等进行了阐释。

吴华芹等[16]研究认为《伤寒论》不仅论述了伤寒病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论述了瘟疫证治,其对瘟疫的认识及治疗预防调护思想对后世疫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张正昭[17]探讨了伤寒、温病与疫病的关系；任应秋[18]、黄煌[19]则将后世对《伤寒论》的继承和发展做了系统考察。

此外，刘金华[20]分析了周家台秦简医方，发现其中已有了颇多疫病内容。

2.2晋唐时期这一时期的《肘后备急方》、《小品方》、《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和敦煌卷子都受到了较多关注，尤以《千金方》为最。

程磐基[21]系统考察了南北朝前外感热病学理论和治法，蔡定芳[22]则重点关注了王叔和、巢元方、孙思邈和王焘四人的工作。

朱广仁等[23]、李延平[24]先后论述了孙思邈在传染病方面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刘祖贻等[25]则探讨了孙思邈的温病观。

张登本等[26]研究了《外台》对仲景学术的继承和发展，着重考察了伤寒、温病分论的问题。

2.3宋金元时期宋代的《局方》、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类证活人书》及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受到关注较多的医著。

王雅丽[27]系统考察了宋金时期寒温之争及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影响；董正华[28]研究了庞安时《伤寒杂病论》对温热病的认识；王大鹏[29]较早地系统研究了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朱氏研究伤寒，除狭义伤寒之外，实包括了多种温热病；王兴臣[30]研究认为郭雍之学术源于《内经》、《难经》及庞安时、朱肱，采撷诸家之论，创立新说，突出类证鉴别以补仲景缺略，充实发展了外感热病的理论体系。

易法银[31]系统考察了金元四大家对温热病学说的贡献；曹洪欣等[32]认为金元时期是中医温病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了金元时期温病学病名、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的基本情况。

田思胜[33]较早研究了刘完素伤寒学术渊源和学术思想，认为“疫病的流行是完素变革伤寒的根本原因”；李凤莲[34]认为张从正的攻邪学说为明、清温热学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华安[35]参考历史资料和李东垣自述，认为李东垣所论的并非内伤、外感，而统统是外感，大概包括感冒、流感、传染性肝炎或钩端螺旋体等，皆属疫病范围。

2.4明代明代，伴随着温病学说之形成，《伤寒论》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等为之一变，由广义伤寒病之研究，转而为针对《伤寒论》原文之研究，使得后世《伤寒论》研究深化、兴盛。

明及明以前的《伤寒论》研究，是温病学说形成之基础；寒温分化，标志着外感热病认识上的飞跃。

这一时期的王履、汪机、李时珍、万全、武之望、缪希雍和张介宾等医家受到了较多关注，而以吴有性为极。

研究者认为元末明初的王履在温病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如柴中元[36]、丁光迪[37]等。

对吴有性的研究主要从其对温病学建构的贡献、戾气学说、膜原学说、温疫诊断、辨证、治疗（汗下二法为主）、方剂、药物、调摄和学术影响方方面着力，如李洪涛[38]对吴有性的温病传染观进行探析，程宜福[39]、彭锦[40]等对戾气学说的解读，张再良等[41]从温疫与伤寒、杂气与六淫、攻下与承气等方面对吴有性学术观点和历史贡献的探讨，雍履平[42]等对吴有性下法治疫的剖析，朱立鸣[43]则发现吴有性认可补正为疫病治疗的必要手段，姚伟[44]对《温疫论》方剂药物进行了统计分析，张之文[45]分析了《温疫论》对温疫学说、卫气营血学说、湿热学说、伏邪学说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