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的目录学家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也对目录学的重要作用作了论述。
他指出经史图籍纷繁驳杂，面对浩繁卷帙，为学者不能遍览，常为其多所苦，若无分类编次、叙明源流的目录书，为学者就会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逐日”，反之如果有好的目录书，“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锐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就会“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一语既赅，毋庸多言。
目录学对于学术研究的功用，仁者智者各有所论。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总结了目录学在考辨古籍上的六种作用：
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疑；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来新夏在《古典目录学》中总结了古典目录的功能和作用有：
一、掌握古籍总的基本状况；
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
三、粗知学术源流；
四、考辨古籍的依据；
五、指示门径和辅导读书。
综合各家观点，目录学知识于学术研究之功用可归纳如下：
一、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典籍，卷帙浩繁。
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不得其门者，则终身无得，著名学者也不例外。
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开创于汉代，到清乾隆时代，目录学始为显学，更为学术界所重视。
目录学的发展和引起学术界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研究目录形成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还因为它是一门读书治学入门的学向，它可以告诉人们，关于某一个向题，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已经进展到何种程度，又可提供查找文献的必要线索与方法。
凡从此入们读书治学成就卓著者，屡见不鲜。
梁启超九岁曾到广州应童子试，名落孙山，第二年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找出门径。
第三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到广州院试，考中秀才。
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进一步学习目录学，研究文史，成为中外闻名的学者。
目录学对于高等学校学生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搜集资料，利用文献撰写论文等科研能力的培养，更有深远的意义。
二、了解学术源流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从事学术研究，必须了解学术源流，了解其某些图书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
古今史学家，在治史，治目录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目录即学术史，学术源流得力于目录学。
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
我国目录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揭示书籍内容，表现它的价值，学术源流，表现作者的学术成就，流派、师承等。
目录书有三种类型：
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是有小序，解题都没有，只著书名。
无论是有小序，有解题还是无解题者以及小序、解题皆无的目录书都可起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这一作用。
有小序有解题的对图书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来达到“辨章学术，改镜源流”的作用。
有小序无解题者是充分利用小序使读者先从学术上得一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书。
小序和解题都没有的目录书，主要靠“类例分明”，使学人能窥视学术之源流沿草。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近代著名文史学人都极为重视利用目录这个“工具”，以书目了解学术源流，辨别一书的学术流派和学术价值。
许多学者对目录学这一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
目录学过去曾在我国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日，继承我国目录学的光荣传统，总结它在治学中所起的作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谁，治学都离不开目录学。
撰写论文，完成某一科项目时首先是根据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确定归属的时代地区与范畴;其次分析课题涉及的科研的范围;再次，明确课题拟采用的类型，检索图书馆的目录和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开始翻阅图书目录中有关的标题与款目，查找期刊论文索引中的有关类目。
这样便省掉许多的暗中摸索之苦，在最短时间查找到课题所需要的文献资料。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治学之道在得门,得门而学,事半功倍,并认为书目即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
古今凡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成就者,没有不是在积累,消化理解和利用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苦心探索之后获得成功的。
但是许多学人终其毕生奋斗不息,竟然一无所成,原因在不明目录学的缘故。
一、目录学是读书治学入门之学我国的图书资料浩为烟海。
要进行某一学问的研究,需要读哪些书、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这些问题是每个初学者都要遇到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
“凡读书,最初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又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深,方能得其门而入”。
目录学是研究书目的编制、利用并使其在科学文化事业中有效发挥作用的一门学问。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录学的作用，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就撰有《别录》、《七略》等书，开创了我国图书目录学之先河。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氏父子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艺文志》，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专著。
从汉以后，历代学者无不重视目录，如《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等，至清代，章学诚著成《校雠通义》，更总结了目录学的丰富经验。
反映我国古代著述规模最大、最全的目录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现代各科著作的目录更是众多。
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作用，了解目录可以使我们“览录而知者，观目而悉词”，进而可以“周知一代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
”读了《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先秦诸子的学术观点及流派的演化情形；从魏晋人目录学著作中附录的佛、道两录中可以窥见佛法东来和古代道家演变成道教的情形。
因此，一部好的目录学著作，实际上便起到了学术史、文化史的作用。
其次，目录学可以指示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
正如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所说：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
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目录学，可以担负指导读者阅读的任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目录可帮助读者挑选自己需要阅览的书籍，解决如何读书，先后缓急的问题，所以说目录学的运用是做学问的基础工作，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治学之道。
遍观古今中外巨子硕儒，其研究无不从目录出发。
目录学在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它可以告诉学者某论著出于何处，如何去查，提供治学线索；第二，它可以告诉学者，某问题已有哪些著作，及从哪些角度作过研究，可以少走弯路，避免犯重复性的错误。
例如：
自己在选出题目后，查看目录，若发现此题别人已经做了很详细的研究论证，那么自己便可放弃此题，另择它题进行研究；第三，它可以告知学者，对某问题以前学术界研究的大趋向，供治学者从宏观上掌握。
如看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仔细阅读后提出新的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深的研究。
因此，目录学是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一个学科的目录，如果按时间编写，将是该学科的发展简史；如果分类编写，也会成为各类的专题研究纲要。
它起始于学科的科研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目录学对于博物馆学的研究也是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它既是研究博物馆学的重要工具，也是航标。
在当时便已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为我们研究博物馆学，做了极有价值的工作。
科学研究本来便是一代接一代不断延续的过程，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
目录所给予人的启示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