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行为和道德判断过程的外语效应：现状与展望

应用心理学　２０１７年第２３卷第１期，８Ｏ一９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Ｖｏ１．２３．Ｎｏ．１．８０—９１　

决策行为和道德判断过程的外语效应：现状与展望　

关旭　张锋　周　楠　尹军Ｈ　

（１．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宁波３１５２１１；２．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最近研究者发现，人们对决策任务的加工随表述的语言形式（母　

语／外语）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即出现外语效应，并基于双加工模型提出了　直觉（即情绪）加工被弱化和审慎（即认知）加工被增强两种理论解释，且　

均获得部分研究结果的支持。本文概述了外语效应及其心理机制的主要　研究文献，并指出由于既往研究范式无法分离情绪与认知加工两个子过程　

的效力，未来研究应利用加工分离程序以及负性情绪与认知加工阻断技　术，深入考察外语对直觉加工和审慎加工的影响，以阐明外语效应的形成　机制。　关键词　不确定决策　道德判断　外语效应　双加工模型　加工分离程　序　中图分类号：１３８４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０２０（２０１７）一Ｏ１—００８０—１２　

１　引　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随时要进行是非或　对错判断，也需根据对象或行动的利弊做　出抉择，这种对备选对象或方案进行评估　

和选择的过程即为决策（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决策或判断过程是基　于母语实现的。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时代　背景下，人们的交流越来越多地发生于以　不同语言为母语的人群之间，甚至也需要　在外语环境下完成决策任务（例如，通过阅　读外语产品说明书而决定是否购买该产　品）与道德判断任务（例如，在跨国企业中　通过外语交流判断公司偷税行为的道德合　

适性）。那么，对于同一决策或道德判断任　务，分别以母语和外语表述时，人们的决策　

过程一致吗？直觉上说，同一事件以不同　语言表述时，人们做出的决策和判断不会　

因语言形式的改变而违反一致性原则。然　而，近期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决策与道德判　

断任务的认知加工随表述的语言形式（母　语／外语）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研究者称之　

为外语效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外语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１６ＹＪＣ１９００２６）。　通信作者：尹军，男，博士，宁波大学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ｙｉ

ｎｊｕｎｌ＠ｎｂｕ．ｅｄｕ．ｃａ。　决策行为和道德判断过程的外语效应：现状与展望／关旭等　８１　

效应最早见于Ｋｅｙｓａｒ，Ｈａｙａｋａｗａ和Ａｎ　（２０１２）的研究，随后许多研究表明，该效应　在权衡选项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决策领域　（Ｃｏｓｔａ，Ｆｏｕｃａ￣，Ａｒｎｏｎ，Ａｐａｒｉｃｉ，＆Ａｐｅｓｔｅｇ—　ｕｉａ，２０１４；Ｇａｏ，Ｚｉｋａ，Ｒｏｇｅｒｓ，＆Ｔｈｉｅｒｒｙ，　

２０１　５；Ｈａｄｊｉ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Ｇｅｉｐｅｌ，＆Ｓａｖａｄｏｆｉ，　２０１５；Ｋｅｙｓａｒ　ｅｔ　ａ１．，２０１２；Ｗｉｎｓｋｅｌ，Ｒａｔｉｔａ—　ｍｋｕｌ，Ｂｒａｍｂｌｅｙ，Ｎａｇａｒａｃｈｉｎｄａ，＆Ｔｉｅｎｃｈａｒｏ—　ｅｎ，２０１６），以及道义规范与结果代价的道　德判断决策领域（Ｃｉｐｏｌｌｅｔｔｉ，ＭｅＦａｒｌａｎｅ，＆　

Ｗｅｉｓｓｇｌａｓｓ，２０　１　６；Ｃｏｓｔａ，Ｆｏｕｃａｒｔ，Ｈａｙａｋａｗａ，　

ｅｔ　ａ１．，２０１４；Ｇｅｉｐｅｌ，Ｈａｄｊｉ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Ｓｕｒｉ—　ａｎ，２０１５ａ，２０１５ｂ，２０１６；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２０１５）具　有相当的普遍性。本文针对决策行为和道　德判断过程的外语效应及其潜在机制概述　了近期研究的主要进展，并提出未来研究　

的基本设想。　

２决策中的外语效应　

２．１　决策行为中的外语效应　Ｋｅｙｓａｒ等人（２０１２）首先以“亚洲疾病　

问题”为风险决策情境，对决策过程的外语　效应进行了考察。实验中，告知被试美国　

正遭受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冲击，有６０　

万人可能死亡，需要在不同的治疗方案间　进行选择。在“获益框架”下，方案Ａ：２０万　

人获救；方案Ｂ：有１／３可能性６０万人获　救，有２／３可能性无人获救。在“损失框　

架”下，方案Ｃ：４０万人死亡；方案Ｄ：有１／３　

可能性无人死亡，有２／３可能性６０万人死　亡。当上述问题及选项以母语呈现时，被　试表现出典型的框架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即在获益框架中倾向于选择确定方案Ａ，　

表现出风险厌恶（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而在损失　框架中则倾向于选择风险方案Ｃ，表现为风　险寻求（ｒｉｓｋ　ｓｅｅｋｉｎｇ）。然而，当上述问题　

及选项以外语呈现时，框架效应减弱甚至　消失，被试在获益与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偏　好趋于一致。Ｋｅｙｓａｒ等人（２０１２）的研究还　发现，当面对５０％可能赚ｘ元钱，但也有　

５０％可能亏Ｙ元钱（ｘ总是大于Ｙ）的赌注　时，被试在母语决策条件下倾向于不下注　

以回避损失，表现出损失厌恶（１ｏｓｓ　ａｖｅｒ－　

ｓｉｏｎ），但使用外语决策时，该现象被削弱，　被试更倾向于做出期望价值最大化的选　

择。　随后，Ｃｏｓｔａ，Ｆｏｕｃａｒｔ，Ａｍｏｎ等人　（２０１４）采用亚洲疾病问题及其变式（如：将　

“人员伤亡”替换为“财产损失”）重复验证　了Ｋｅｙｓａｒ等人（２０１２）的研究结论，且在其　

他不确定决策情境中也发现了语言表述形　式对决策偏好的影响。例如，在Ｈｏｌｔ—Ｌａｕｒｙ　测验任务中，被试需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彩　

票组合中选择，类型Ａ：１０次中有６次机会　

获得２元，４次机会获得１．６元；类型Ｂ：１０　次中有６次机会获得３．８５块，４次机会获　得０．１元。在该任务中，彩票类型Ｂ（２．３５　

元）的期望价值大于类型Ａ（１．８４元），但　彩票Ａ可保证最少获得１．６元，而彩票Ｂ　最少获得额仅为０．１元。如果被试倾向于　

风险厌恶，将选择彩票Ａ；否则将选择Ｂ。　研究发现，在上述决策任务中，被试使用母　语决策时，往往表现出风险厌恶，即更倾向　

于选择彩票Ａ；但在外语表达条件下，被试　

的决策趋于理性，更倾向于选择期望价值　高的彩票Ｂ。再如，对于Ａｌｌａｉｓ悖论任务，　

向被试呈现两类不同的选项组合：（１）选项　Ａ，１００％赚５００元；选项Ｂ，１０％赚２５００元，　

８９％赚５００元，１％赚０元。（２）选项ｃ，　１１％赚５００元，８９％赚０元；选项Ｄ，１０％赚　

２５００元，９０％赚０元。在母语表达条件下，　由于风险厌恶，被试的选择并不符合一致　性原则（从理性计算出发，若选择Ａ应选择　

Ｃ，若选择Ｂ应选择Ｄ），在前一选项组合中　倾向于选择

Ａ，而在后一选项组合中倾向　８２　应用心理学・２０１７年第２３卷第１期　

于选择Ｄ；但在外语表达条件下，被试选择　

一致的比例更高，且更倾向于选择期望价　

值更高的Ｂ与Ｄ选项，揭示使用外语削弱　

风险厌恶倾向。类似地，对于Ｅｌｌｓｂｅｒｇ悖论　任务，要求被试在两个各装有１００个小球　

的盒子（Ａ和Ｂ）之间选择抓球，告诉被试　盒子Ａ装白球和黑球各５０个，但盒子Ｂ白　

球和黑球各自数目不确定。该游戏的规则　为抓到白球为赢，抓到黑球为输。研究发　

现，在母语决策条件下，被试更倾向于选择　从非模糊的盒子Ａ中抓球，即被试主观上　

认为盒子Ｂ白球出现的概率是小于盒子Ａ　白球出现的概率（０．５），表现出模糊厌恶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但如果将游戏规则换　

成抓到黑球为赢，抓到白球为输，被试仍然　选择从盒子Ａ中抓球，即被试主观上认为　盒子Ｂ黑球出现的概率是小于盒子Ａ黑球　出现的概率（０．５）。被试为规避盒子Ｂ的　

不确定性，而忽视对盒子Ｂ黑白球比例估　计的前后矛盾，研究者称其模糊效应（ａｍ—　

ｂｉｇｕ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然而，在外语决策条件下，　

上述模糊效应被削弱，被试前后选择逻辑　

一致的比例更高。Ｉ－Ｉａａｊｉｃｈｒｉｓｔｉｄｉｓ等人　（２０１５）最新研究发现，在评估具有潜在危　

险的事件时（如，乘飞机旅行），相对于母语　

表达，外语表达可降低被试对该类事件的　风险感知，表明外语效应可能出现于决策　认知加工的早期，即对事件的知觉阶段。　决策行为不仅表现为某个不确定情境　

中的一次性选择，而且也表现为连续的序　列性。例如，在若干副隐含随机性收益（或　

损失）结果的扑克牌中进行连续性选择，即　为序列性决策。那么，先前选择的结果（收　

益或损失）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随后的　选择模式呢？以往针对序列性决策的研究　

（Ａｌｔｅｒ＆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２００６；Ｃａｒｕｓｏ，Ｗａｙｔｚ，　

＆Ｅｐｌｅｙ，２０１０）表明，如果先前选择时连续　出现“收益”结果，被试会认为这些结果问　存在正相关关系，预期下一次还会出现类　似的“收益”，从而倾向于维持先前的选择　

模式，研究者将该倾向称为热手效应（ｈｏｔ　

ｈ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由于收益（或损失）选项出现　的顺序是随机的，即事实上选择前后选项　的结果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与框架效应　

一样，热手效应同样反映了决策过程的非　理性特征。那么，当同一决策任务以外语　描述时，热手效应是否同框架效应一样会　

被削弱甚至消失呢？最近，Ｇａｏ等人　（２０１５）在母语和外语条件下，考察了先前　

决策的结果对后继决策行为的影响。该研　究依次向被试呈现输赢被随机设置的赌博　任务，被试每次做出投注选择后，给予反馈　

（输钱／赢钱），反馈形式分为母语反馈与外　

语反馈两种。除首次选择外，被试可根据　先前选择的反馈信息（即历史性信息）决定　

本次是否继续投注。研究结果发现，以母　语反馈时，先前赢钱的反馈信息可提高随　

后投注的比例（即出现热手效应），但以外　语反馈时，先前赢钱的反馈信息不影响随　

后投注的比例。这一结果说明，外语反馈　削弱了决策中的热手效应。　综上所述，在经典的决策研究中，研究　

者认为，无论是框架效应、风险厌恶、损失　厌恶、模糊厌恶，还是热手效应等决策倾　

向，均偏离了决策的理性原则，其认知过程　更多地体现了对启发式（而非分析式）策略　

的使用，统称为启发式偏差（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ｂｉａｓ；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２０１１）。然而，支持该观点的实　验依据均来自对基于母语的决策情境，最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同样的决策任务在以　外语表达时，经典研究所发现的启发式偏　

差趋于削弱甚至消失，即决策过程更符合　基于分析式加工的理性原则。　

２．２道德判断中的外语效应　外语效应不仅表现于决策过程，也存　

在于道德判断过程。例如，对于经典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