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一、近代的含义 二、东洋的近代 三、西洋与东洋 四、重复与发展 五、优等生文化 六、人道主义与绝望 七、在场外观看的看客与奋力奔跑的选手 八、回心与转向 九、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 十、第三样时代

一、 近代的含义 鲁迅是建设了近代文学的人。我们无法把鲁迅视为近代文学以前的人物。无论怎样对诸多条件打折扣我们都难以这样称谓他。(为了避免从概念出发，这里我们将保存近代这个词所具有的暧昧性)在鲁迅那里包含了很多前近代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能说他的文学是以包含了前近代性的形式而存在着的近代性的东西。通过对鲁迅出现以后和那之前进行比较，这一点将清晰了然。在鲁迅之前，虽然产生过一些先驱性的开拓者典型，但他们都孤立于历史之外。因孤立于历史之外，他们作为开拓者未能得到历史性的评价。使得这些先驱有可能被视为开拓者，盖始于鲁迅出现以后。就是说，原因在于，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故新的人之诞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意识上之全面更新的现象在历史进程中发生，而自觉到这一点总是要在历史的一个时期过去之后。

二、东洋的近代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或者说是这一结果引导出的后果，对此我们应给予大致的承认。所谓近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如果不在历史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就将引起混乱。东洋在很早以前开始，欧洲尚未入侵之前，就产生了市民社会。市民文学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宋(甚至唐代)，特别是到了明代，就某一方面而言，市民权力的发展几乎到了足以打造出与文艺复兴时期相近的自由人类型的程度(明代的市民文学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江户文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断言这种文学与今天的文学之间不存在中介环节而直接地前后相续。今天的文学是建立在这些过去的遗产之上的，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但是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对这些遗产的拒绝构成了今日的文学的起点。，毋宁说，这些遗产得以被作为遗产加以承认，即传统得以成之为传统，是需要经过某种自觉的，而催生了这种自觉的直接契机，乃是欧洲的入侵。当欧洲将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的意识带进东洋时，在东洋此前不曾存在过的新事物得以诞生。恐怕欧洲并非为了这个新事物的诞生而将其生产方式等带进东洋(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但结果却变成了这样。欧洲对东洋的入侵，是出于资本的意志，投机性的冒险心理，还是出于清教徒的开拓精神？或者是什么自我扩张的本能所使然？对此我并不清楚，但是，欧洲有着支撑这一切扩张理由的根本性的要素，它使得入侵东洋成为必然，这一点毫无疑义。我感到这根本性的要素似乎与我们称之为“近代”的这个东西的本质深深纠缠在一起。所谓近代，乃是欧洲在从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里(就生产方面而言是自由资本的发生，就人的方面而言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人格的成立)获得的自我认识，近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要求主体把区别于封建性质的自我作为自我来对待，并在历史中把这个自我相对化。说起来，欧洲之所以得以成之为欧洲，是因为它处于这样的历史过程；而历史本身之所以得以作为历史而成立，也是因为它在这样的欧洲里面。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如果欧洲仅仅是欧洲，它就不再是欧洲。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历史上的诸多事实昭示了这一点。“无法怀疑怀疑着的自我”这个近代精神的根本命题之一，正是植根于自我被置于这一紧张状态下时人们的心理，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欧洲在根本上是自我扩张性的(暂且不论这个自我扩张的内容是什么)，一方面它作为对东洋入侵的运动而得到体现，我们可以确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又生出了美国这个逆种。)这是欧洲自我保存运动的表现。资本欲求市场的扩张，传教士自觉到扩展神圣之国的使命。他们试图通过不断的紧张而成为自己。欲确立自我的永不间断的运动使自己无法局限于自己之内。为了使自我成为自我，必须甘冒失去自我的危险。一旦获得解放的人，很难再回到以往那个封闭的硬壳中去，他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存在。这正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精神在向时间与空间扩展的方向上来把握自己。就这样，进步的观念，与此相关，还有历史主义的思想，到了近代欧洲才开始建立起来，它们直到19世纪末都不曾受到过怀疑。欧洲为了得以成为欧洲，它必须入侵东洋，这是与欧洲的自我解放相伴随的必然命运。遭遇到异质的对象，自我才能得到确立。欧洲对东洋的憧憬虽然古以有之(不如说欧洲自身本来是一种混沌不清的存在)，而这种入侵形式的运动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欧洲对东洋的入侵结果导致了东洋资本主义化现象的产生，它意味着欧洲的自我保存＝自我扩张，因此，对于欧洲来说，它在观念上被理解为世界史的进步或理性的胜利。入侵的形态最初是征服，接下来变为要求市场的开放，或者人权与信教自由的保障，以及借款、救济、教育和对解放运动的支援等，这些形式本身象征着理性主义精神的进步。在这样的运动中产生了旨在无限趋向于完善的向上心态，以及支持这种态度的实证主义、经验论和理性主义，以等质为前提的量化观察事物的科学：所有这些都具有近代的特征。

如果是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不会这样来写“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寓言吧。他们只会写奴才被聪明人所拯救，或被傻子所拯救，或者奴才自己起来打倒主人，自己解放自己。就是说，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只会把被叫醒的感觉描写为喜悦，而不是痛苦。在这种人道主义者的眼中，鲁迅之阴暗，是解放的社会性条件还不具备的殖民地落后性的表现。但是，正是这种日本文学的先进性使得它不可能设想和理解，在鲁迅那一面看来，视鲁迅为阴暗落后的“先进的”日本文学却恰恰是聪明人的文学，即幻想解放的文学。在我看来，与鲁迅相比，日本文学中的所谓阴暗的东西亦是通透明亮的。鲁迅的阴暗来自缺乏解放的社会性条件的殖民地落后性，这一点不能否定。但是，鲁迅拒绝幻想，憎恶聪明人，忍受着“被叫醒“的痛苦状态，摸索着与黑暗斗争。他不是把解放的社会性条件作为“被给予”的东西来追求。这是在过去不曾，现在、将来也不会被给予的环境中所形成的自觉。因为抵抗，所以不能得到，因为不能得到，故拒绝得到的幻想。如果放弃抵抗便可以得到，可是为此，对于得到的幻想加以拒绝的能力也将同时失去。这中间的区别，乃是因保守所以健康，与因进步所以堕落之间的区别。日本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者们，全都堕落了。(少数拒绝堕落的诗人则失败了。)拒绝了人道主义的鲁迅，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他堕落。

奴才拒绝意识到自己为奴才。他觉得自己不是奴才时，才是真正的奴才。当奴才自身成了主人的时候，将发挥出彻底的奴性。因为，那时他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奴才。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还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奴才成为奴才的主子，这并不等于奴才的解放，然而，在奴才的主观上，它却是解放。如果以此衡量日本文化，日本文化的性质就会一目了然。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这正是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使然)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于是，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解放运动的主题，不具备自己是奴才这一自觉，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而欲将作为奴才的劣等生人民从奴才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在自己完全感受不到觉醒者痛苦的状态下唤醒对方。因此，无论怎么做也产生不出主体性来。就是说，无法获得觉醒。于是，便去外部寻找应该得到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的缺失，是主体并不具备自我所造成的。主体不具备自我，是因为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即放弃了抵抗。从开始的起点上，这种可能性就被放弃了。对于抵抗的放弃正是日本文化优秀性的表现。(因此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乃是奴才的优秀性，是堕落方向上的优秀性)放弃抵抗的优秀性，因了自己的先进性而视未放弃抵抗的其他东洋各国为落后，视鲁迅那样的人为落后的殖民地类型。以日本文化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文学是落后的，而偏偏同为未放弃抵抗的俄国文学却并不落后。就是说，只看到俄国文学吸取了欧洲文学的一面，而无视抵抗欧洲文学的另一面。他们无视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中顽强的东洋式抵抗的契机，至少，在陀氏的这种抵抗还没有反射到欧洲文学上来时，便不会直接映入日本文学的眼中。陀斯妥耶夫斯基无论怎样痛苦地自我折磨，在没有体验过这种痛苦的日本文学眼里，那都是他人瓦上霜，无法成为自己内部的问题。所以，对于为同样的痛苦所折磨的鲁迅，也根本不想进行内在的理解。日本文学缺乏将陀氏和鲁迅共通的抵抗之契机统一起来理解的眼光。

对于从等质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欧洲而言，欧洲的这一自我实现运动的趋势，是被以客观法则的形态加以理解的：它理所当然地是一个高层次的文化向低层次文化的流动过程，它带来同化，或者造成对历史发展阶段落差的自然调节。欧洲对东洋的入侵，使东洋产生了抵抗，这种抵抗自然又折射到欧洲自身去，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动摇欧洲彻底的理性主义信念：所有事物在终极意义上都可以对象化并被提炼。他们预想到了抵抗，并洞察到东洋越抵抗就越将欧洲化的宿命。东洋的抵抗不过是使世界史更加完整的要素而已。在欧洲这一自我实现运动中，到了19世纪的后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恐怕与东洋的抵抗有关，因为这是在欧洲对东洋的入侵将要完成的时候发生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使欧洲走向自我扩张的内在矛盾本身的存在。通过把东洋包括进来，世界史几近完成，与此同时，以内在化了的异质性的因素为媒介，世界史本身的矛盾露出水面。人们开始自觉到，导引出进步的矛盾同时也是妨碍进步的矛盾。于是，在这个自觉发生之时欧洲的内部失去了内在的统一。我们大概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欧洲分裂的要因。而分裂的结果，则从欧洲内部划出了与欧洲对立，并且相互之间亦对立着的三个世界。作为物质性基础的资本之矛盾将自己导向否定资本本身的方向，而以俄国的抵抗形态表现出来。原为欧洲殖民地的新大陆从欧洲独立出来而超越了欧洲式的法则。它以超欧洲的形式与欧洲相对立。第三个则是东洋的抵抗，从整体上看，东洋通过不断的抵抗，一面以欧洲为媒介一面超越它从而逐渐产生出非欧洲的东西来。东洋的抵抗也折射到了欧洲。所有的事物只要是处于近代这个框架之内，就无法逃脱欧洲式的视野。每当欧洲自觉到自己内部的矛盾而产生危机时，浮现到欧洲意识表层的总是自己潜在地拥有的对于东洋式想象的眷恋。欧洲对东洋抱有乡愁大概是欧洲之矛盾的一个形态吧。矛盾越明显化，他们就越发不能不想到东洋。东方主义者总是存在的，但只是到了所谓世纪末危机之际，才在欧洲如此明显地出现了东方主义者。这个危机即是至今持续着的欧洲之分裂的危机。欧洲虽然包容了东洋，但看上去它也感觉到有些不能包容进来的部分是保存在它的外部的。这就是使欧洲感到不安的根源。我觉得似乎东洋之持续不断的抵抗刺激了这种不安。不过，欧洲是否如同我想像的那样以上述逻辑面对这些基本状况，？这还是一个疑问。恐怕不一定是我想象的那样吧。。不管怎么说，对欧洲来说东洋是自己的背面，用自己的眼睛是无法看到的。我觉得，正像我使用理解俄国的方式(我对俄国的理解是通过二叶亭四迷（１）获得的)无法理解欧洲一样，欧洲只有通过一半是欧洲的俄国才能理解欧洲的另一半。俄国革命是欧洲矛盾的产物，但是欧洲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无法看到的另一面而对俄国感到恐惧的吗？不也正因为如此，而使他们在对比之下承认了美国(纯粹的欧洲)的优越位置的吗？ 当今，美国与苏联对立的问题，确实具有作为在欧洲内部的东西方对立这一历史遗产在深层次上之再生产的性质。不管欧洲怎样理解这些状况，东洋的抵抗乃持续不断。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欧洲通过东洋的抵抗，在将东洋纳入世界史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的胜利。这种胜利被理解为是文化，或者民族，或者生产力的优越所致。东洋则在同样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的失败。这失败是抵抗的结果。不经过抵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