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之死

“郁达夫之死”之谜

2006年5月8日东京出版的《日本新华侨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本报记者”的长篇报道:《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这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从事郁达夫研究人士的关注。也许有人会说:郁达夫死了还让我们不得安宁;倘若郁达夫地下有知,也许会抱怨:你们怎么搞的?本文围绕“郁达夫之死”的若干谜团及曲曲折折作一些介绍,也许对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有所裨益。

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

1945年8月29日夜晚,天上下着霏霏细雨。蛰居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巴耶公务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家里和几个侨界朋友商量他们共同投资兴办的农场结束一事,朋友们都劝郁达夫暂时躲避躲避,或者干脆回到国内去,因为日本虽然投降了,但在联军(同盟国军队)未到之前仍由日军负

责维持当地治安,郁达夫仍处于危险的境地。郁达夫此时正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思想上未免放松了警惕;他的妻子何丽有又正待分娩,所以即使想走事实上也走不开。晚8时许,突然从外面进来一位印尼青年,郁达夫就从藤椅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和那个人讲了几句话,又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道:“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请诸位少候,我就回来。”

郁达夫穿着睡衣,踏一双木屐,跟着那个印尼青年走了。从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霏霏细雨中一个颀长的身子撑着一张伞渐行渐远融入浓浓夜色,是他留给朋友和家人的最后的影像。

郁达夫在南洋消失了……

有几种传言:一是他出于同情并支持印尼人民而参加了印尼的独立军,或是因为替日本人作“通译”而被视为“亲日派”,被印尼独立军杀害了。二是他回到了国内,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并秘密处死。这种说法可能源自于郁达夫生前曾对友人讲过:“国民党会杀我的。夺去了我的老婆(指郁王婚变),正好没有借口,这会有借口了(指他为日本宪兵充当翻译),还不会杀我。”三是被中共方面杀害了。王任叔20世纪

50年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期间,对“郁达夫神秘失踪”这件事本可以调查清楚而未做调查,甚或消灭了有关证据。这几种流言后来证实都属无稽之谈,后一种说法更是荒谬之至。

郁达夫的下落究竟怎样了呢?

胡愈之的报告

郁达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于1942年2月4日同胡愈之、邵宗汉、王任叔、张楚琨、汪金丁等一批文化人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为了便于长期隐蔽,他蓄起了胡子,并化名“赵廉”,开了一家酒厂谋生,身份是一个“商人”。日军南下攻占了印尼苏门答腊岛,郁达夫由于精通日语,被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分队强征为“通译”。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虽然自己身陷虎口,但暗中保护了不少当地印尼人、华侨和进步文化人士,博得了“赵胡子是一个大好人”的口碑。

有一个叫洪根培的人,过去在新加坡曾听过郁达夫的抗日演讲,后来也到了武吉丁宜为日本宪兵队做翻译。日本战败投降以前不久,“赵廉”的

真实身份——“一个爱国的著名的中国作家郁达夫”——由于洪根培的告密终于暴露了。为防日本宪兵搜捕,胡愈之当即用隐语“达夫的梅毒发作了!”电告各地友人分散躲避。郁达夫本人虽被日本宪兵严密监视,但敌人并未马上对他下毒手。郁达夫在虎口里得以逃生,这也是造成他战后思想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

然而,日本投降不久郁达夫却神秘地失踪了!

年纪较长的胡愈之是他们那一批文化人的领导者。郁达夫失踪之后,胡愈之怀着异常沉重的心情,立即从棉兰赶到巴耶公务展开调查,并发现了诸多疑点:

那天晚上郁达夫和印尼青年走进了一家咖啡店,两人用马来语交涉着。女招待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从语气和手势上猜测,似乎是年轻人托中年人办一件事情,被中年人拒绝了。

离开咖啡店不远是一条小路,相当偏僻、荒凉,只有一间当地农民的茅屋孤零零地卧在路旁。晚9时左右,一位农民看到有一辆小汽车驶到这里,停了许久。里面坐着两个日本人。

过了一些时候,又有两个人(郁达夫和印尼青年)走来,一前一后相跟着进了汽车。小汽车旋即开

足马力开走了……

郁达夫没有再回家,但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却派了许多侦探到巴耶公务,挨家挨户搜查他的踪迹。宪兵队长还亲自到他家中向何丽有表示慰问。这是不是狐哭老鼠呢?

对日本人心存怀疑的胡愈之,紧紧皱起了眉头,由以上种种疑点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从我在巴耶公务调查所得的事实看来,我最初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巴耶公务是一个小市镇,没有人能够把达夫隐匿起来,而且在那里也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当时日本虽投降了,而武吉丁宜与巴耶公务依然在日军和日本宪兵的严密管治之下。要说达夫不是被日本宪兵绑架失踪,是没有人能相信的。”

流亡巴耶公务的文化人和当地侨领,共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办理有关善后事宜。联军接管以后,胡愈之等将郁达夫失踪一事分别报告给了主持救治工作的一位英国军官、英军政府华民事务顾问官巴素博士、新加坡政治部丁尼少校,还以书面报告形式致送东南亚联军总部,要求查究郁达夫失踪的真相。

上述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为日本虽然投降

了,印尼独立军又乘机活跃起来,一些不甘心投降的日本兵加入了印尼独立军与联军作对,在苏门答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一些印度尼西亚候补士兵(日军因为兵力不足征用当地人作候补士兵)受到日本兵的挑唆,袭击并杀害前来调查战犯的联军官员,因此不少证据被消灭,有些战犯得以逃脱。郁达夫出事的那个地方联军未能接管,自然更难以对事实真相调查清楚。

“郁达夫失踪”有如泥牛入海。好像是要冤沉大海了。

一直到了1946年8月,即郁达夫失踪一年之后,才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一个消息:联军当局在审讯日本战犯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是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几名欧洲人,他们的遗骨埋在丹戎革岱,那个地方距离武吉丁宜大约有7公里。

棉兰的《民主日报》和《巴城新报》发表了这一消息,中央社记者也从巴城传出了报道。胡愈之1946年9月9日在写给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报告书中,正式报告了这一调查结果。“虽然这个消息不够完全,而且郁先生的尸体至今依然无法发掘,不过无论如何,郁先生遭日本宪兵杀害的这件事

是已被证实了。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成为千千万万的法西斯牺牲者之一了。”

胡愈之的这个报告书题为《郁达夫的流亡和

失踪》。由于它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发表之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自此关于“郁达夫之死”(其死因、时间、地点等等)都以胡愈之的报告为准,很少有人怀疑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整整40年之久。

铃木正夫

有一位日本学者对胡愈之的报告打了大大的问号。

他的名字叫铃木正夫,系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上一世纪50年代,铃木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看到了胡愈之的报告,他们那一代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罪行知之甚少,所以铃木初读之时,对胡愈之报告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倾向感到不快,因而连带着对其中的内容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仅仅凭这些证据就把郁的失踪与日本宪兵联系在一起,不是有些牵强吗?”

郁达夫同鲁迅、郭沫若一样,都是曾经在日本留学并为日本人民所熟悉和敬重的中国大作家。60年代末,铃木正夫和伊藤虎丸、稻叶昭二一起编辑《贿达夫资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并找到了好几位当年在苏门答腊和赵廉(即郁达夫)相识的日本人。铃木将他们的谈话作了笔录。这几位日本人的谈话对胡愈之的报告虽有所补充,但在决定性的事实上却与胡愈之的报告不同。这引起了铃木正夫的极大关注与兴趣,他决心要把“郁达夫被害”的真相弄个水落石出,那可是深深埋藏在大海下面的冰山之一角,是已经被尘封了许多年的历史之一页啊!不过铃木起初的目的,大概不是为了证实而是想要推翻胡愈之报告中关于“系由日本宪兵杀害”的结论。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他毕竟不愿意让自己的同胞承担这一罪责。

铃木正夫开始了长时期的艰苦而又细致的调查工作。当年和郁达夫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或知道一些郁达夫失踪、遇害情况或线索的人,无论宪兵、军医、商人,凡是能找到的,他都不辞辛苦、不嫌麻烦、不顾奔波劳顿,尽可能地找到了,总计寻访的人数有近百人之多。铃木还三次赴印

尼苏门答腊和新加坡进行实地调查,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证据。

这项工作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有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人虽然健在却缄口不语,拒绝交谈;有的被访问者言不由衷,避实就虚,出尔反尔。要真正获得一些真实的、准确的、可靠的材料,谈何容易?然而铃木正夫锲而不舍,一往无前,在他身上表现出了日本学者孜孜以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铃木正夫首先将那几位日本人的谈话笔录整理出来,概要地写入一篇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驻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词》,作为《郁达夫资料》的附录公开发表。他在肯定“郁达夫确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有好几名宪兵参与了这个事件”的同时,着重指出:“从盟军那儿来的关于郁达夫被杀害的情报是为了使被害者的亲属和朋友得到满足而造出来的,是和事实相反的。8月29日绑架郁达夫,而让他活到9月17日,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日本战败后,欧洲人即使有一个人被日本人杀害,也是震撼苏门答腊全岛的大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连战犯的辩护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显而易

见,这样就从“源头”上推翻了或者说拦腰斩断、一笔勾销了胡愈之报告中关于“郁达夫之死”若干具体情节的说法,因为那些说法来自联军总部情报处提供的消息,而消息本身又是编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铃木正夫的这篇长文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一些报刊也予以介绍,但正处在“文革”高潮的中国大陆对此却无暇顾及。

铃木正夫又用“今西健夫”的笔名,在1972年5、6月号新加坡日本人俱乐部机关杂志《南十字星》上,发表了《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再次确认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并且提供了郁达夫失踪与日本宪兵有关的几个旁证。

是冰山就总会浮出水面,哪怕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铃木正夫最后锁定了个关键人物——

宪兵班长D

这个人战争时期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担任班长,由于不便于公开其真实姓名,铃木正夫用D来称呼他。也就是说:D是这个宪兵班长的符号。

60年代末铃木正夫开始调查与“郁达夫失踪”有关的人员时,曾经访问过D,并与之谈过话。据D讲他是1943年5月到武吉丁宜担任宪兵班长职务的,直到战争结束。班长这个职位虽在队长以下,但能够直接指挥队员,官小权力不小。D在任班长期间郁达夫已经离开了宪兵队,但遇到重要的事情,有重要的人物,仍要把能讲一口标准江户(东京)音的赵廉叫来,让他进行精确无误的翻译。日本战败后,D于1946年夏天,由军医安排,用了一个假名字,作为曾患过肺病的人,乘医院的船只回到了日本。

铃木正夫最初并未觉察到这个宪兵班长是事件的当事人,但调查愈深入,就愈是觉得这个人可疑,最后终于判明了D是“郁达夫被害”事件的主谋。

突破口是这样打开的

D回到日本后日子并不好过,精神负担很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