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税收竞争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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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税收竞争战略分析
摘 要：中原经济与我国各经济区建设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是富民强省，动力是深化改革，方法是统筹兼顾。税收管理如何适应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内、外日趋激烈的税收竞争，如何加强区域经济建设中的税收政策管理，把中原打造成新型工业化的试验区、新型城镇化的示范区、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区，在支撑中部地区崛起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成为新时期全国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税收竞争 区域经济发展 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46-03
税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扭曲作用。实际税率的降低减少了扭曲效应。税率降低带来的税负减少从整体上削弱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使资源配置在全国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的总体竞争力；扭曲作用的削弱有效地扩大了税基，而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的调节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的不足。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看，一国内的税收竞争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国家的实际税率，使得该国的投资环境相对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只要不达到oecd规定的恶性税收竞争的界限，就不会引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复性税收竞争，区域性税收竞争实际上增强了我国整体经济对外资的吸引力。
当前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优惠税率或定期减免税，税收先征后返，人情引税、买卖税款、折扣收税，税收自由裁量权滥用，对具有税收性质的规费减少收取等。
随着区域经济竞争的加剧，通过税收竞争已获取利益的地区会想法首先保住已获取的优势，进而想法提升税收竞争力去获取更多的资源；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区也会采取更进一步的竞争措施，争取扭转不利的局面。这样税收竞争的范围会越来越广，程度会越来越深，初期适度有序的竞争终被过度失控的无序竞争所取代，税收竞争的正面效应会被负面的效应所代替。
一、发挥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促进城乡区域及早实现统筹协调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既是各经济区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在此时期将会长期存在，如何化解诸多矛盾“碰头”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发展中存在的长期风险，最为根本的在于发挥好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落实和完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创新分配手段，搞好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把促进“三化”协调发展作为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在协调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促协调。我国目前最大的发展差距是城乡差距，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是城乡二元结构，这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体制障碍。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10%，但城乡差距却从1998年的1.26：1升至2011年的3.13：1。2011年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少477元，比全省城镇居民少近12000元，农村80%的耕地仍旧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农民增收之难的心结挥之不去。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是发展，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应有之义。
1.围绕主题主线，明确统筹协调经济区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城乡统筹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体现，更是落实对“三农”“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夯实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要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为提高农民收入创造条件。城市经济发展是城乡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统筹城乡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城乡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
2.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有效破解城乡利益二元结构。我国的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就河南如此近亿的人口大省，城乡衔接、城乡协调发展，理应成为与城市化并行的，并用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而城乡衔接、城乡协调发展既非消灭村庄，也不是城乡隔离，而是确立一种有机联系城乡经济和城乡社区的衔接带，实现村庄新生。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总是向高收益高回报的产业和区域配置，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更易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流入城市。
今后一个时期应稳定集体土地承包权，让农民获得土地资本收益。应强化承包权的继承、抵押、转租、转让、互换等功能，使农民充分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益。坚持农民自愿原则，不能强行收回农民土地，设定农民退出土地条件，保证农民退出土地时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
3.有效落实和完善涉农税收政策，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1）“三农”问题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最大难题。工业化、城镇化越是加快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越是显得更为重要。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种城市与农村有别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税制上表现为二元税制特征明显，就是对农村居民剩余的索取远高于城市居民，政府的税收再分配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在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背景下，这种利益分配模式有违现代公共财政的公平性，不利于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难以实现城乡间的包容性增长。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在于统一城乡税制，实现城乡居民税负公平，避免税负向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的不合理转嫁。（2）实施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税收政策。税务部门要重视税收政策对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正效应。要树立科学的税收管理观，深入分析研究减免税政策效应，拓展税收优惠的作为空间，主动服务好中央的农业现代化战略部署，在权限内科学调整、合理适用税收政策，最大限度发挥各项税收政策的积极效应：对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减征企业所得税。（3）发挥税收优惠引导作用，促使金融为“三农”和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为加大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增加农村信贷投入，完善涉农信贷税收激励政策。（4）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其吸纳更多城乡劳动力就业。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细胞，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和高新持术产业，承担着全国数亿人口的就业。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小微企业对改善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国小微企业数量约为4000多万家，提供了全国近78%的就业岗位。中小微企业中请的发明专利占全国的66%，研发的新产品占全国的80%，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力量。
4.创新分配手段，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当代中国从沿海到内地城市，从古代名都到现代新兴城市，大体上都循着相同的结构、功能、样式发展，正在失去自我、失去自然和地方性。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城乡发展失衡格局，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其要害在于发挥新型城镇化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孕育着社会的未来，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中原城镇化发展滞后，严重牵制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之一，更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城镇化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促进城乡区域发展的强劲动力。要在城乡平等互利、城乡优势互补、城乡协调发展原则的基础上，统筹谋划城乡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城乡互动发展；构建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协调机制，做大县城、乡镇所在地城镇化规模，大力发展县城、乡镇经济，促使中小县城走内涵式发展、乡镇走集聚式发展规模经济之路。中原城市化已形成居高不下的高耗能城市化模式，应有针对性提出对资源高消耗城市化的化解之道，走可持续的生态化的城市化模式，创造本土化的充分就业和公共服务场等化城镇化模式。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升城乡协调发展的承载能力。要把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作为提升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建设集约紧凑、绿色低碳、和谐宜居、富有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努力走出一条不以牺牲粮食生产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5.加快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税制，构建中小城镇“土地生财”机制。城乡统筹，城镇化加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城镇化”趋势强化。这是基于城市建设用地存量不足的难题，不得不将土地征用和开发扩展到农村。
如何破解小农生产与集约化、产业化的矛盾事关“三化”协调的大局。而目前的问题是在大区域都市圈内的城市之间，在省城城市行政区间，在县与县城镇之间、在县域内的乡镇区域间，在街道与村组间，存在大量或大或小的“区域性结构空间”，存在多类型、显性化的“三不管”地带，成为不同类型的落后区域和被遗忘的“社会角落”，造成就业、居住、生产、生活和消费空间的不合理区隔，其结果是城市化发展越快，传统乡村和乡镇发展越相对落后，城乡二元结构更加固化。2011年河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94.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04.3元，城镇几乎是农村的3倍，二者分别培长8.4%和12.7%。
推进城镇化，涉及社会财政投资、城市规划等一系列制度问题，而其核心是鼓励发展中小城镇和农村社区，鼓励民间投资创业，扩大农民进城镇就业，以此提高农村土地比较收益，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进而为农民进城镇、社区提供财力支撑。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也造成了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形成了城市“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模式，使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风险。
二、抑制税收竞争消极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各区域既要逐步缩小区域间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更要努力实现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税收竞争的双重效应，需要加强各级政府和经济区域税收协调，将税收竞争的各主体限定在中央政府设置的秩序框架内开展竞争，从而建立和维持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竞争规则体系，以达到趋利避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1.规范省以下财政分权秩序。中国自1994年以来基本确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但基于国有经济、国有资源、国有土地大量存在的国情，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分税制，中国的分税制在财权划分体制上应考虑分税与分租、分利的适度平衡。尤其是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经济）所带来的大量租金收入、产权收入、分红收入需要进一步规范。应将这些收入纳入财权划分体制，减少因收入主要归地方所带来的对中央财政宏观控调的负面影响，或因收入主要归中央而带来的大量转移支付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因此建议建立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财政间的分租与分利体制，进一步完善财权划分体制，减少因收入监管不力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财政分权出现了无序化行为，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严重。
2.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区域之间、区域内行政分割突出现象并未因经济区域规划的出台而减弱，资源整合和区际协调的任务仍任重道远。消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引导人口和产业合理集聚，是中国各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如何在竞争中促进合作，在彰显区域比较优势的同时，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避免各区域恶性竞争显得尤为关键，为此应优化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促进区域内部经济的横向合作与竞争，培养和提升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和能力，增强省级政府深化区域合作管理的职能。建立规范统一的市场秩序，开展有序的政府间税收竞争，须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地方政府是否享有宏观经济调控权，在现行宪法中规定不明确。分税制的不彻底性也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现象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