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文艺运动进一步深入，17世纪至19世纪先后出现过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狂飙运动、现代主义等一个个文艺创作流派，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和优秀文学作品；政治经济方面，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英法两国率先在海外开辟殖民地，国家实力强大，特别是英国，圈地运动的实施，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方面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激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翻译的发展。与此同时，翻译继续发挥其先遣作用，翻译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一方面各国翻译家继续主导西方近代翻译史，为各民族文学体系的确立提供原动力，另一方面，当时优秀文学作品也得到不断翻译，特别是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西方各国得到翻译，成为西方近代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主题。在17世纪后翻译活动在英、法、德、俄等过形成西方翻译史的高潮的同时，翻译家们还展开对翻译理论的探讨，出版多部翻译理论专著，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这是西方近代翻译史最显著的特色。
17世纪
（1）概论
17世纪是法国翻译重要的发展时期。此时法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受教育的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有从事写作、阅读、翻译的欲望，这为翻译实践的开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地理之便，加上与语言、文化的联系，意大利文艺思想在法国影响深远。这一时期主导法国文学界的是古典主义思潮，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以古希腊、罗马为学习典范，思想上附庸于宫廷的需求，创作为皇室歌功颂德，追求华丽的文体和美丽的辞藻；在文艺理论上，出现了“古今之争”，以贝洛为代表的厚今薄古派认为，人类是进步的，今人可以超越古人，对古典作品和泥古主义展开抨击；从波瓦洛为代表的崇古派坚持古人的作品是创作的典范，今人可以模仿古人的创作，不应超越。这一思潮自然影响到翻译家们的思想、作品选择和翻译原则。为适应宫廷需要，他们大量翻译古典作品，在翻译过程中，或忠实于原文，坚持准确翻译，或改变原文，增加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形式，追求华丽的文字表达和优美高雅的译文风格；在理论上他们和作家们一道参与“古今之争”。崇古派认为译著应尊重原文，视不忠实的译者为读者的敌人，坚持忠实准确翻译原则，厚今薄古派认为文学创作与翻译应随时代进步而发展，译者在必要改变原作，超越原作，坚持意译方法与不准确的翻译。佩德罗·德·阿布朗古尔是一位崇古派翻译家，但他在翻译过程中同样不忠实原作，在《伊尼特》译本序言中声称给原文本“穿上了法国骑士的衣裳，自己带上了华丽的羽毛和金银箔”，难怪翻译论家梅纳日称他的翻译为“美而不忠的翻译”。由此可见，不准确翻译仍是17世纪法国翻译的主流。（2）代表人物及其翻译理论
17世纪法国最有名的翻译家当属佩罗德·阿布朗古尔（Perrot d’blancourt,1606-1664）。他有高超的语言天赋，精通拉丁文、希腊文，译过不少古希腊罗马作品，最有名的是塔西坨的《编年史》。他也是一位古典主义作品的欣赏者，译笔典雅、流畅，可读性强，适合读者需求，但由于不太顾及原作风格，过多增加注释，删减文本内容，被梅纳日视为“不忠实的美人”。阿布朗古尔使用自由翻译原则，一方面他的思想是法国17世纪意译与直译的之争主要围绕他的翻译原则而展开的。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介绍他的翻译思想及特点如下：“拿一篇原作，抓住大意，不管原来风格如何，只要译文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能使当代读者爱看，受到欢迎，就不惜牺牲一切地任意增删内容，能修改就修改，能发挥就发挥，而丝毫不顾及译文的准确性。”据巴拉尔介绍，德·阿布朗古尔曾在吕西安的《真正的故事》一书译文序言中指出：“我并不时时都完全忠实原作者的语言，也不完全忠实原作者的思想，我只是按其宗旨，以我们今日的方式和装饰来处理，不同的时代不仅需要不同的方式，也需要不同的思想。”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阿布朗古尔的翻译有明确的翻译
目的，同时将读者需要以及语言的发展观置入他的翻译视野，能够辩证地看到了翻译家的两难境地。为了读者，译者必须改变原文本的文体特点及语言风格；为了作者，译者又必须固守传统，战战兢兢，不能越雷池半步。当然也必须指出，阿布朗古尔的翻译选择是为了尽量忠实的原则，受时代、社会、读者、流行诗学的影响，其翻译风格目的是为读者的需要而定位。
18世纪
（1）概论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虽然古典作品翻译仍有市场，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如让·雅克·卢梭、狄德洛、伏尔泰等都到过英国，接触牛顿的科学成就、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的文学成就，并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1745年拉普拉斯（Laplace）出版《英国戏剧》（Theatre Anglais）译作，实际是莎士比亚部分戏剧的第一个法译本。由于译者有时用散文体翻译，有时用诗文，文体不统一，中间对话部分有笼统叙述，实际上只是一种“编译”，正如林纾的译品一样，起到媒介作用，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要。之后，让·弗朗索瓦·迪西（Jean Fransois Ducis,1733-1816）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哈姆雷特》等名剧，致力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戏剧”系统法国化。由于译者不懂英语，他的翻译象林纾一样，根本不可能忠实，对原文删减歪曲，操纵改写原剧，算不上忠实的译本；1776-1782年间勒图尔纳首先注意到莎士比亚的写作风格，提倡忠实的翻译，给法国读者译介了第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与此同时，18世纪法国翻译家还推进了民族语言与科技翻译在法国的深入开展，主要译家有拉瓦锡·谢波德等等，他们大量翻译有关军事理论、经济理论的书籍，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情形与中国晚清时期翻译有极大相似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传入欧洲，有些译家从事中国文化作品的译介，如伏尔泰根据元曲《赵氏孤儿》的素材写出悲剧《中国孤儿》，由此推进第一个汉学潮。
（2）代表人物及其翻译理论
夏尔·巴特（charles Batteux,1713—1780）是18世纪法国及欧洲最富于影响的翻译理论领军人物之一。曾编辑出版过多种翻译丛书，译过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等人的经典作品，并于1750年出版《论文学原则》一书，对翻译问题的种种思想和想法都予以分析，观点新颖，论述精当，是西方18世纪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论文学原则》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五部分探讨翻译问题。他从哲学家、语言学家的背景论述文学翻译的特点，指出语言的排序取决于人的思维，事物排序取决于人的共性，而不取决于民族的个性。语言中普遍存在一种自然语序，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思想先后顺序应予以保留；同时一个句子是一个思想，句子中的不同成分联结成一种和谐原文中的句子长度、连词、副词、对称句式、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段和言语形式、谚语等在译文中都应予以保留，而且译文尽可能用同样篇幅表达原文同样亮丽的思想。出于表达意思的需要，译者可以采用释义手段，也可以放弃和谐表达形式来换取译文赏心悦目，译者可以使用天平，对译文形式做改变，但必须保存原作的思想实质、同样的生命。巴特的思想为当时的准确翻译与不准确翻译找到了一种平衡，同时为译者重写、装饰译文提出一种限度。在巴特这里，翻译可以定义如下：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得对原文做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文的意思，在思想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色彩、程度和细微差别；在风格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激情、风趣和生气；在用词上，译文要自然、形象、富有说服力，要选用丰富的、优美的、雅致的词句；原作者是思想、用词的主任……（谭载喜，2004：100）
19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