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法律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民事诉讼是指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民事关系发生争议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一种解决纠纷的程序。

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基本建立了以审判为中心、多元化解纷机制并存的诉讼制度。

一、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1. 传统模式在我国古代，民事纠纷往往通过斡旋、调解或仲裁等非诉讼方式来解决。

但受限于各种因素，这些非诉讼方式无法有效解决一些复杂的纠纷。

因此，宋代开始出现了专门的民事诉讼制度，设立了官府法院来审理纠纷案件。

2. 大陆法系模式随着现代法治观念的兴起，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逐渐趋向于大陆法系。

这种模式以诉讼为主导，倡导依法审理案件、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辩护权。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于1982年颁布实施，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依据。

二、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1. 审判为中心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中，审判起着核心的作用。

法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负责对案件进行审理，依法公正、独立地作出裁决。

审判程序包括立案、质证、辩论、裁决等环节，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益。

2. 多元化解决方式为了促进纠纷的迅速解决，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也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解决争议。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协助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如果调解达不成，根据需要也可以采取仲裁、裁决等其他方式解决争议。

3. 强化证据制度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注重事实与证据的证明，依法规定了举证责任和举证方法。

原则上，诉讼双方应当自行举证，但在实践中，法院也会对某些事实或证据的提供有一定的指导和引导作用。

这样的证据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 加强司法公正作为民事诉讼模式的核心要素之一，司法公正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充分重视。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依法公正办案，确保法官在决策过程中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此外，我国还逐渐推行庭审公开、网络审判等制度，增强司法透明度。

三、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1. 强化诉讼参与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将越来越加强当事人的参与权。

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之民商法律制度实体法律制度主要是规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或职权和职责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我国的实体法律制度包括：民商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一）民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1.概念：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我国1986年公布并施行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法律的基本制度。

2.基本原则：平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互不隶属，能自主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其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自愿原则（指民事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完全的意志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加民事活动，作出民事行为，并自主的决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与内容，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都不得非法干预、强迫或胁迫。

）、公平原则（是指应当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来调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确定其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形式民事权利或履行民事义务时，应善意无欺，讲求信用，不规避法律和约定。

）、禁止权力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形式民事权利或履行民事义务时，应善意无欺，讲求信用，不规避法律和约定。

)(二)民事主体制度民事主体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和国家。

１．自然人：是依自然规律出生而取得民事主体资格的人。

（１）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贯穿人的一生，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2）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

能以自己的行为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的能力；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① 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② 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的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①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的精神病人法人是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和负担民事义务的团体。

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制度基础知识我国法律制度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对于每个公民来说，了解和掌握主要法律制度的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将介绍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制度基础知识，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方面。

通过深入了解这些法律制度，我们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增强法律意识。

一、宪法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制定和实施宪法是我国法律制度的基石。

宪法对国家政体、政权机构、公民权利和义务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宪法还规定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法律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

同时，宪法确保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保障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平衡发展。

二、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行政行为和组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的是保障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行政法规定了政府机关的权力范围、行政程序和行政责任等。

行政法还规定了公民与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行政争议解决的程序和方式。

通过行政法的规范，能够确保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公正和透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三、刑法刑法是惩罚犯罪行为和保护社会安全的法律规范体系。

刑法规定了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的种类和适用原则等。

刑法还规定了犯罪的种类和刑责、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等。

刑法是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重要法律制度，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

四、民法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和保护民事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民法规定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处理民事关系和民事争议。

民法规定了财产权、合同权、婚姻家庭权、继承权等方面的法律规则。

通过民法的规范，能够维护公民的财产权益、人格权益和合法权益。

五、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体系。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和流程，规定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诉讼的证据和仲裁等方面的规则。

通过民事诉讼法的规范，能够确保公民的诉讼权利得到保障，维护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制度基础知识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方面。

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民事案件所必须遵循的关键性作用的审判制度。

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最早期，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是基本制度是不分的，直至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规定还是混在一起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了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即合议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

一、合议制度
（一）概念
是指有三名或者三名以上的审判人员组成审判集体，代表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权，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制度。

（二）组织形式
（三）合议庭的活动原则和职责
（四）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
二、回避制度
（一）概念
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遇到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退出对某一案件的审理或诉讼活动。

（二）回避的情形
（三）回避的方式
（四）回避的程序
三、公开审判制度
（一）概念
公开审理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活动，除合议庭评议之外，依法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的制度。

（二）内容
（三）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四、两审终审制度
（一）概念
两审终审制度，是指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法院审理就宣告终结的制度。

（二）内容
我国人民法院分为四级，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派出法庭）。

两审终审制的实现是逐渐实现的。

每个案件经历两个审级即告终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除外。

第1篇一、概述民事案件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依法提出抗诉，请求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法律制度。

抗诉制度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规定进行详细阐述。

二、抗诉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以下民事案件提出抗诉：1.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2.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3.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不予受理或者受理后不予答复的；4.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理的。

三、抗诉的提出1. 抗诉的主体：人民检察院是唯一有权提出抗诉的机关。

2. 抗诉的时间：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抗诉。

3. 抗诉的程序：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应当制作抗诉书，并附有关证据材料，报送上级人民法院。

四、抗诉的审查1. 审查主体：上级人民法院收到抗诉书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2. 审查内容：审查抗诉是否属于抗诉范围，抗诉书是否具备法定形式，抗诉的事实和理由是否充分。

3. 审查期限：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

五、抗诉的裁定1. 裁定形式：上级人民法院审查抗诉后，应当作出以下裁定：（1）抗诉成立的，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再审；（2）抗诉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抗诉。

2. 裁定送达：上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送达人民检察院、原审人民法院和当事人。

六、再审的程序1. 再审法院：原审人民法院再审，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其他人民法院再审。

2. 再审的期限：再审案件的期限，适用第一审或者第二审程序的规定。

3. 再审的参加人：再审案件，原审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应当参加，但不得担任审判长。

4. 再审的审理：再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公开进行。

第1篇一、引言代理制度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它通过规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进行民事法律行为，保障了民事主体在法律行为中的权益，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国法律规定的代理制度，是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逐步发展完善的。

本文将从代理制度的基本概念、代理的种类、代理的效力、代理的终止等方面，对我国法律规定的代理制度进行详细阐述。

二、代理制度的基本概念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的一种法律制度。

代理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 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具有约束力，被代理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

代理关系是代理制度的核心，包括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3. 代理行为具有独立性。

代理人独立实施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不受第三人意志的影响。

4. 代理行为具有相对性。

代理行为只在代理人与第三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对其他主体不具有约束力。

三、代理的种类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代理可分为以下几种：1. 普通代理。

普通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独立实施代理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2. 专门代理。

专门代理是指代理人在特定事项上，代表被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的代理。

3. 一般代理。

一般代理是指代理人在被代理人授权的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实施代理行为的代理。

4. 特别代理。

特别代理是指代理人在特定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特定代理行为的代理。

5. 全权代理。

全权代理是指代理人在被代理人授权的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全部代理行为的代理。

四、代理的效力1. 代理行为的效力。

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但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实施的行为，除非被代理人追认，否则由代理人自行承担责任。

民法典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由世界上现行法典中最年轻、最为全面的立法编纂而成，是我国民事法律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对我国私法的整体框架和基本规则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规定。

民法典涵盖了民事主体、权利和义务、财产等领域的规定。

首先，民法典明确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

其次，民法典规定了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一般规则，包括合同、侵权责任、不当得利等方面的规定。

此外，民法典还对财产权利、担保物权、继承等财产法律关系进行了规范。

民法典的出台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民法典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统一我国的民事法律规则，消除地区性、行业性立法的分散和不一致，提高了法律体系的连贯性和可预见性。

其次，民法典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了公平交易、市场秩序和合同自由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此外，民法典还加强了个人权利的保护，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在实施民法典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

首先，要加强对民法典的普法宣传和解读，提高公众对民法典的法律意识和理解。

其次，要建立健全相关机构和制度，加强民法典的执行和监督，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此外，要促进立法能力的提升，适时对民法典进行修改和完善，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总之，民法典的出台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推动了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

我们应当深入学习和理解民法典，提高法律素养，积极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为建设法治中国做出贡献。

论我国民事欺诈制度的基本构成以«民法典»第１４８㊁１４９条的解释为中心时明涛㊀㊀摘㊀要:民事欺诈是民法的基本制度,其旨在保障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自由,对贯彻私法自治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我国民事欺诈制度历经无效的一元模式㊁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模式,最终确立了可撤销的一元模式,但其构成要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确立欺诈的重大性要件㊁因果关系要件和违法性要件在欺诈认定中的构成要件地位.在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的场合,相对人 知道或应当知道 的理解应视不同的交易场景进行具体判断.在未成年人实施欺诈的场合,应视交易的具体场景和交易内容予以区别对待.关键词:故意欺诈;过失欺诈;可撤销;第三人欺诈;未成年人欺诈作者简介:时明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民事欺诈是民法总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决定了法律行为能否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相对人的表意瑕疵是否可以撤销,行为人的私人自治能否实现等,因而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生效之后,新的民事欺诈制度即将迎接审判实践的检验.但由于表述相对简单,新的规则又无实践积累,许多关键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如«民法典»第１４８条所称欺诈 是否包含过失欺诈行为?是否任意信息的欺诈相对方均得以撤销再如«民法典»第１４９条中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 如何理解?如何判定?最后,«民法典»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欺诈行为未设专门规定,如果按照第１４５条认定为无效或可追认,将会使相对人陷于过分不确定的法律地位,现行法的框架内应当如何加以限制?鉴于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务价值,本文拟就其展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一㊁我国民事欺诈制度的规范变迁我国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第５８条规定,一方以欺诈㊁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１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民通意见 )第６８条指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民法通则»所采绝对无效模式受到了学界的批评,多数学者认为其有碍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而不具有合理性.具体而言,一方面因欺诈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并不一定违背被欺诈者的意志,一律无效有时不仅难以体现出对欺诈方的惩罚,甚至对被欺诈者也甚为不便.如在卖方虚构其所售为某名牌球鞋的场合,受欺诈者事后发现该球鞋除并非名牌之外,质量及外观均属上乘,不欲撤销,但依«民法通则»第５８条的规定(受欺诈的法律行为一律无效),买方保留该球鞋已失去合法原因,只能予以退还并请求返还价金.这一处理结果既违背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也不利于对受欺诈方的保护.另一方面绝对无效模式会人为增大交易成本,有悖促进交易之立法意旨.１ 前述所设之例,在标的物为大型机械的场合,由于返还成本巨大,交易双方不得不事无巨细地草拟合同文本,并就标的物的性状㊁功能等进行详细约定后才能防止日后对方以欺诈为由进行撤销而遭受损失,徒增交易成本.顾及上述问题,１９９９年通过的«合同法»改变了前述做法,采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模式.根据«合同法»第５２㊁５４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但不涉及国家利益而只是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受损害方可以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场合,采纳绝对无效主义;在不涉及国家利益的场合,采纳相对无效主义,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变更或撤销.虽然摒弃了绝对无效模式而有利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该二元模式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第一,依欺诈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效果,与通常做法以及民法理论相违,并在裁判实务中徒增操作困难. ２ 比较法上,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因欺诈所为的民事行为均采可撤销之一元主义,只有我国突兀地宣布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一律无效,与普通的民事主体区别对待,有违私法主体一律平等的基本原理.国家既然需要参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就应当与普通民事主体同等对待,国家优位主义与民事主体一律平等的私法理念不相符合.第二,绝对无效主义并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免遭不法侵害.除前述一律无效主义在诸多场合未必有利于受欺诈方的利益保护外,当国家以普通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交易时,其交易关系既然需要受民法调整,则必然要与其他民事主体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若国家处处以特权者的身份出现,动辄以侵害自己利益为由宣告合同无效,不但于建立诚信㊁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十分不利,还将给自己参与普通民事法律关系带来消极影响.第三,可撤销与可变更的二元模式是否合理存在疑问.通常而言,在一方因受欺诈而为意思表示的场合,赋予被欺诈方以撤销权旨在恢复被侵害的意思决定自由.我国«合同法»则更进一步地规定了当事人有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促进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但变更权如何恢复对意思决定自由的侵害需要面对正当性的诘问.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受欺诈的场合,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本就是在受欺诈的情形下作出的,此时若承认变更权的存在,就等于是在强迫当事人接受一个其意志之外的意思表示之变更,侵害受欺诈方的意思自由甚为明显.另一方面受欺诈方对因受欺诈而为意思表示并无过错,但欺诈方的过错却十分明显,承认变更权犹如在保障欺诈方的 合法权益,强迫受欺诈方进入一个其原本不欲进入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矫枉过正之嫌.２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 ２ 参见胡振玲:«受欺诈合同与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参见梁慧星:«读法条学民法»,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１页.２０１７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对我国民事欺诈制度再次作出重大调整.２０２０年最新通过的«民法典»基本沿用了«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其第１４８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１４９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相比«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规定,«民法典»最主要变化在于:其一,删除了«合同法»中受欺诈方可要求变更的规定,采纳了可撤销的一元模式;其二,不再按照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区分法律适用效果,一律采用可撤销主义;其三,增加了第三人欺诈制度的规定.二㊁我国民事欺诈制度的基本构成«民法典»第１４８条对于民事欺诈的认定回归传统民法的立场值得肯定,但该条在表述上仍欠精确,未来适用中会面临种种难题,故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例如,条文中的 欺诈 是否包含过失欺诈与沉默欺诈是否对任意信息的欺诈相对方均得以撤销㊁如何确立相应的裁判标准?欺诈行为与意思表示之间须存在何种因果关系?(一)对 欺诈 本身的理解１ 故意欺诈域外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承认故意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的,可以构成相对方撤销的理由. 故意 在法国民法及其他罗马法系国家中称之为恶意(d o l o ),德国法中称之为故意欺诈(a b s i c h t l i c h eT äu s c h u n g ),奥地利民法中称之为伎俩(L i s t ),荷兰民法中称之为欺瞒(b e d r o g ),均旨在强调欺诈实施者的主观状态为明知. ３ 按照罗马法学家拉贝奥的说法,欺诈是一切为了蒙蔽㊁欺骗㊁欺诈他人而采用的计谋㊁骗局和手段.４ 不过,现代民法意义上的欺诈不但需要行为人使用了欺骗手段,还需要相对人因此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作出相应地意思表示.５ 具体而言,欺诈人的故意区分为两层意思:第一层为使相对人陷于错误认识的故意,第二层为使相对人因其错误认识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二者缺一不可.６ 按照这种理解,故意夸耀自己具有高超的本领,或谎称某件普通物品为价值连城的宝物等行为,虽然有第一层的故意却无第二层故意,相对人因此而为意思表示的,可以构成意思表示错误但不构成欺诈.这一思路在我国审判实践中也有体现.按照«民通意见»第６８条的规定,我国审判实践中对民事欺诈的成立既要求欺诈人有告知虚假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主观故意,还要求相对人因之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也曾明确表示, 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所谓欺诈情形下订立的合同,既要看被诉欺诈的一方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也要看主张被欺诈的一方是否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判断,并基于该错误判断做出了违背自己真意的意思表示,二者缺一不可.７ 这显然是采纳了双重故意说的立场.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按照 双重故意说 的要求,受欺诈方既需要证明欺诈者具有欺诈３ 论我国民事欺诈制度的基本构成３ ４ ５ ６ ７ 参见[德]海因 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４页.参见[意]彼德罗 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５页.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３页.参见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三民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４０４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２５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故意,还需要证明自己因该欺诈行为作出了相应的意思表示,在诸多场合受欺诈方都难以负担如此沉重的举证责任.正基于此,我国司法实务中逐渐出现了缓和 故意 要件的倾向,即法院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越过 故意 要件的证明困难而为相对方提供司法保护.８ 然而,这种规避固定构成要件逃向价值衡量的裁判方法,不但容易造成民事欺诈制度的过分扩张,而且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同案异判的现象大量存在,有碍于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对此,唯有重申构成要件在民事欺诈认定中的重要意义,才能为裁判者提供适当的判断框架.２ 过失欺诈过失欺诈是否构成民法意义上的欺诈一直饱受争议.肯定论者的论据主要建立在缔约过失与欺诈的评价矛盾之上.因为就构成要件而言,成立缔约过失的 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以及 其他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 只不过是欺诈的具体表现形式.然而,相对于欺诈而言,缔约过失的构成却不以行为人的故意为要件,因此至少在合同法领域适用缔约过失的证明责任要比民事欺诈为轻,但二者的处理结果大致相同,评价矛盾十分明显.为了避免故意欺诈在合同法中被架空的危险,肯定说认为只有承认过失欺诈才能在现有的民法体系内保持逻辑的一贯性.９ 否定说则坚持认为欺诈在本质上需要有使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故意并知悉表意人将基于错误而为一定的表示,若欺诈人主观上并无欺诈故意,则即使相对人意思表示有错误也不能认定为有欺诈行为.１０ 还有学者明确指出就恶意欺诈而言只有故意是必要的,这种故意的程度应当是如果没有欺诈行为,表意人就不会作出或者不会以这样的形式作出意思表示.１１ 笔者认为,就其本质而言,上述肯定说与否定说并未产生真正激烈的交锋.肯定说的依据主要建立在缔约过失与欺诈制度的评价矛盾上,否定说的出发点和依据在于欺诈制度的本质要求,因此如何解决缔约过失与欺诈的制度竞合问题成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对此本文赞同否定说,并就肯定说的理由做如下回应:第一,二者的法律依据并不相同.目前我国学说与司法实务的主流见解仍然认为民事欺诈的主要特点在于欺诈人有欺诈之故意,而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前提条件则是一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进行磋商,从而导致合同不成立,二者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较为明显.易言之,欺诈表现为受欺诈的法律行为已然成立,虽然受欺诈方可以撤销,但是在撤销之前双方所为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然存在;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一方因违背诚信原则进行磋商所致的合同不成立,双方所为法律行为不成立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第二,二者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就前述所谓 过失欺诈 而言,其实质仍是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会使表意人陷入错误认识而故意不告知.只是这种不告知在推定规则的影响下有明显 柔软化 的倾向,比如在相关事实对于表意者的表意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场合,相对方的不告知可推定其为故意.再比如对消费者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加以隐匿的行为也可以推定其为故意. １２ 知道 显然是主观上已有认识而构成故意,但 应当知道 则只能是基于４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刘勇:«欺诈 的要件重构与立法课题 以民法典的编纂为背景»,载«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参见刘勇:«缔约过失与欺诈制度的竞合 以欺诈的 故意 要件为中心»,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参见陈荣传:«法律行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４页.参见[德]汉斯 布洛克斯㊁[德]沃尔夫 迪特里希 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３３版),杨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７５页.参见[日]荻野奈緒:«山城一真’沈黙による詐欺と情報収集義務(１)(２ 完)フランス法の展開を題材として」»,载«法律時報»２０１９年第３期.客观情况及现有证据推定行为人是否属于明知,属于证明责任的范畴.正如学者所指出, 应当知道 的第一层含义表明相对人原则上不负有调查义务,第二层含义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欺诈必须显而易见的要求,它旨在减轻撤销权人的举证责任.１３ 故此,尽管过失欺诈论者认为实践中法院有 淡化 故意要件的倾向,但这种 淡化 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法官综合各种客观证据加以佐证以增强自己内心确信的过程,并不必然体现为欺诈者的 过失. １４ 另一方面主观故意的认定只能依据客观证据加以判定,人的内心具有不可确知性,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对这一认识的证明过程只能依靠客观的证据加以证明.第三,就义务来源与法律后果而言,二者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一般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即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参与谈判和磋商的每一方当事人原则上都负有考虑对方的利益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供适当的信息和建议的义务,对这一义务的违反可以构成缔约过失责任.但对于过失欺诈而言,虽然过失是欺诈者的主观状态,但是过失欺诈的构成显然并不以欺诈者主观上有过失为必要,只要行为人违反了法定的㊁约定的或依交易习惯的说明义务均可构成欺诈.此时过失显然并非欺诈认定的构成要件,也即欺诈者是否具有过失在违反说明义务的场合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法律后果来看,欺诈的法律后果主要体现为受欺诈者要求撤销的权利,但在缔约过失的场合合同显然尚未成立,不具备可撤销的基础.此外,缔约过失的赔偿范围以相对方的信赖利益为限,但欺诈并不局限于信赖利益损失,还包括被欺诈人所受其他损失.３ 沉默欺诈对于单纯的沉默在何种情形下才能构成民法上的欺诈行为,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单纯的沉默并不构成欺诈,只有特定情形下的沉默才能构成欺诈,但对于何为特定情形仍存在一定的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他人基于合同关系有理由期待我们进行披露时,我们对他人的错误有意识地保持沉默的行为才能构成欺诈;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在依交易习惯,当事人具有披露义务时,沉默方才构成欺诈.如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以隐瞒的方式实施欺诈仅限于存在说明义务的情形.１５ 弗卢梅则认为欺诈行为可以是明示告知㊁隐瞒或掩饰事实的情形,也可以是不提及某些事实的情形,即单纯的沉默.１６ 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法院都认为沉默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能构成欺诈.我国台湾地区法院认为: 所谓欺诈虽不以积极的欺罔行为为限,但是单纯的缄默,除在法律上㊁契约上或交易习惯上就某事项负有告知义务者外,其缄默并无违法性,即与本条项所谓欺诈不合.１７ 有时候,是否具有明确的告知义务除了法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还需要结合个案中当事人的合同约定或依特定的交易习惯加以判定,如在判断技术开发合同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时,最高人民法院就曾指出: 必须尊重技术开发合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区分技术开发的不同阶段,以合同签订时的已知事实和受托方当时可以合理预知的情况作为判断其是否虚报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标准.１８ 可见,是否具有告知义务不但与法律的明确规定有关,而且与合同的内容㊁性５ 论我国民事欺诈制度的基本构成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德]维尔纳 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４７页.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０１民终１６１３７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沪０１民终４８４３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德]卡尔 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５４页.参见[德]维尔纳 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４４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０９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质㊁交易习惯等因素存在重要关联,是否构成欺诈还须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加以认定.由此,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如何判断相对方是否具有说明义务以及是否存在一般性的判断方法.对此,«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明确持否定见解,认为非但不存在有关说明义务的一般性判断方法,而且这是一个立法者不能提供答案的难题.１９ 实践中,尽管各国法院在个案中均提出过一些重要的参考标准,但是一般性的判断方法总是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如法国最高法院认为欺诈可能是一方保持沉默,向对方隐藏了一个事实,若对方了解这个事实就不会签约了;瑞士联邦法院则认为故意欺诈存在于对商业道德要求说明的事实保持沉默的情形;«欧洲合同法原则»主动回避了这一问题,其第４:１０７条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参考因素,包括当事人是否具有专门技术㊁获取相关信息的费用㊁对方当事人是否可以合理地获得该信息㊁该信息对相对方是否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等等.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特定情形下受欺诈者是否会因受欺诈而为相应的表示行为,只能由裁判者置身于当时的交易场景之内,就该特定情形下受欺诈者是否会因受欺诈而陷入错误认识作出具体判断.尽管如此,明确特定情形下当事人是否具有说明义务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因为特定情形下的沉默是否构成欺诈首先取决于该当事人是否具有说明义务.２０ 在我国现行法上这一说明义务主要来自实体法规范,即当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有就特定事项进行说明的义务时,刻意保持沉默或不告知的行为可以构成欺诈.当事人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具有说明义务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私法自治原则虽然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诸多国家民法典的尊崇,但绝对意义上的私法自治犹如梦幻泡影般从未真正实现过.究其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中看似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却隐含着信息㊁谈判能力㊁知识等诸多方面的实际差异.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平等可能反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立法者在诸多法律领域对说明义务的特别规定可以视为对当事人之间悬殊地位的再平衡,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８条有关出卖人告知义务的规定,«保险法»第１１６条关于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规定等等.在因一方违反法定说明义务的场合,除非有相反证据,否则即可推定其存在欺诈故意.其次,特定合同所明确约定的内容也可构成说明义务的来源.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若当事人就某特定事项有明确约定,违反该约定的行为显然属于刻意隐瞒,可以构成相对方撤销的理由.从司法实践来看,合同内容已成为我国法院认定一方是否构成欺诈的重要依据,如在有关培训机构是否构成欺诈的案型中,未能提供与合同约定内容相符的师资即可以认定为相对方存在欺诈行为.２１ 最后,交易习惯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构成说明义务的来源.我国«民法典»第１０条明确了民事习惯的法律地位.何为交易习惯?依«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７条的规定,我国司法实务所承认的交易习惯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在某一地区㊁领域㊁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第二种是指双方当事人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不过,这两种交易习惯的认定标准似乎均未触及交易习惯的本质特点.因为从根本上来看,交易习惯应指长期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为特定交易主体所普遍遵从的交易准则.交易习惯所欲保障的乃是特定交易主体对于特定交易事项的通常期待.就此而言,是否构成交易习惯的标准在于通常的社会观念或者是特定交易主体的一般交易观念,而非交易主体是否知晓或者是否经常使６ 西部法学评论㊀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９ ２０２１ 参见[德]海因 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８页.参见牟宪魁:«说明义务违反与沉默的民事欺诈构成 以 信息上的弱者 之保护为中心»,载«法律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参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苏０２民终６４０号民事判决书.。

第1篇一、引言民事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的合理措施。

在我国，民事自助行为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本文将从民事自助行为的定义、法律依据、适用条件、限制及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二、民事自助行为的定义民事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在自己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的合理措施。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民事自助行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的；2. 自助行为是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的合理措施；3. 自助行为是及时采取的，以防止权利受到进一步侵害。

三、民事自助行为的法律依据我国《民法典》对民事自助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涉及以下法律条文：1.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七条：权利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的合理措施，不视为侵权行为。

2.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权利人采取自助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并报告有关部门。

3.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权利人采取自助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四、民事自助行为的适用条件1. 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权利人应当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这是采取自助行为的前提条件。

2. 及时性：权利人应当在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及时采取自助行为，以防止权利受到进一步侵害。

3. 合理性：权利人采取的自助行为应当是合理的，即采取的措施应当与侵害行为的性质、程度相当，不得过度。

4. 适当性：权利人采取的自助行为应当适当，即采取的措施应当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不得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五、民事自助行为的限制1. 不得超出必要的限度：权利人采取的自助行为应当限于保护自己权利所必需的限度，不得超出这个限度。

我国的民事诉讼时效制度民事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法律规定保障权利人通过诉讼实现请求权的有效期限。

当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犯时,权利人就有权请求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但是,人民法律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就是人民法院保护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的法定时间。

诉讼时效分为一般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三个时效期间。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有二年的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有一年的时效期间,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有二十年的时效期间。

《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二年、一年和二十年三个时效期间,究竟是一般诉讼时效还是特别诉讼时效,我国法学界对这一个问题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第一种意见认为,一般诉讼时效是指民法典统一规分的、当法律无其他特别规定时,都应遵照执行的时效期限。

而特别诉讼时效是由法律、法令、单行法规等特别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

因而他们认为《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二年、一年和二十年的时效期间都是一般诉讼时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时效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时效才是一般诉讼时,而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一年时效则是特别诉讼时效。

第三种意见认为,《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二年和一年才是诉讼时效,而第一百三十条中规定的二十年期间,既不是一般诉讼时效,也不是特别诉讼时效,它根本不是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在上述的三种意见中第二种意见是较为可取的。

一般诉讼时效通常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因为民法典是普通法,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一切民事法律关系。

特别诉讼时效通常在法律、单行法规中加以规定,因为单行法律和法规属特别法,只能适用特定范围的民事法律关系。

但判别一般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应该按照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来加以确定,而不宜按照诉讼时效是在何种法律文件中规定来进行区分。

我国历次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我国历次民法典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每一次的修改和修订都契合了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不断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变革。

下面将概述我国历次民法典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民法典：1954年第一次民法典于1954年颁布实施，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民法典。

它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特点而制定的，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私权制度。

第一次民法典规定了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原则，确保了人民的基本权益。

第二次民法典：1985年第二次民法典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对于原有民法典进行了修改和添加。

该法典明确了个人财产权、合同权利、物权法等内容，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三次民法典：2020年第三次民法典于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是新时代我国民法典的最新版本。

这次民法典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综合吸收国内外发展成果而制定的。

该法典强调了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加大了合同权利的保障力度，也规范了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内容。

通过这次修改，推动了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第四次民法典：未来发展展望第四次民法典对于我国民事法律的发展以及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的民法典将根据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变化，进行不断调整和优化，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此外，新技术的发展对民法典的制定也会产生影响。

总结我国历次民法典的发展经历了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现代化的演进过程，每一次的修改和修订都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新一代民法典将继续健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我国实体法律制度我国实体法律制度实体法（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概念：一.我国法律制度(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1 合法性2 合理性3 程序正当性(二)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1.行政主体(国家机关或政府)由公务员具体实施;公务员不是行政主体,只是以其名义行动2.行政相对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三)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制定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1.行政处罚(声誉罚财产罚能力罚人身自由罚)2.治安管理处罚:九类3.行政许可由行政相对人申请4.行政征收必须依法5.行政检查(四)行政救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五)我国的几项行政管理法律规定二.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一)民法的基本原则(1.地位平等2.自愿3.公平4.诚实信用5.保护合法权益6.禁止权力滥用)(二)民事主体自然人1.民事权利能力2.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由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个要件:1.依法成立2.必要财产3.有自己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三)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行为)民事行为称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1.行为人有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真实3.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四)民事权利财产权:物权债权(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知识产权(著作专利商标) 继承权非财产权:人格权身份权(五)民事责任三大归责原则:1.过错责任原则2.无过错责任原则3.公平责任原则民事责任分为:1.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法律责任(1)继续全面履行(2)支付违约金(3)赔偿损失2.侵权民事责任侵害(1)财产所有权(2)知识产权(3)人身权的民事责任3.构成的要件：（1）违法性（2）造成损害事实（3）违法性和造成损害事实有逻辑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4．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方式：免责的条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三．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一）经济法的概念和体系（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七个权利五个途径（三）税收法律制度1．税法：（1）税收体制法:（2）税收征纳实体法a商品税法（增值消费营业关税）b所得税法c财产税法（资源税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3）税收征纳程序法（税务管理税务征收税务检查税务代理）四．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一）刑法的基本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2．刑法面前一律平等原则3.罪刑法定原则(二)犯罪1.概念与特征 (1)深惠危害性 (2)触犯刑法性 (3)应收刑法处罚性2.犯罪构成 (1)犯罪客体是一种社会关系(2)客观方面 (外在表现危害的行为结果和对象时间地点方法 )(3)犯罪主体自然人或单位(4)犯罪主观方面(罪过犯罪目的动机) 故意犯罪(直接间接) 过失犯罪 (疏忽大意过于自信)3.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其损失必须要小于所要保护的财产)4.犯罪预备未遂中止5.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无特殊组织犯罪集团有较固定的犯罪组织主犯从犯教唆犯胁从犯(三)刑罚制度1.体系与分类主刑:管制拘役有期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3.刑罚的具体运用量刑累犯自首数罪并罚缓刑 (战时军人的戴罪立功 ) (四)犯罪种类十大类危害国防利益罪军人违反职责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