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文化

养生文化一、概述祖国传统养生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的因素，集中华民族数千年养生文化于一身，以独特的理论体系为基础，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特点，在世界传统养生文化中举世无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保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养生一词，原出《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

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

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二、起源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确切性而言，中国养生文化的萌芽大概只能上溯到殷商时代。

从已经出土的甲骨文的考证中可以发现，殷商时的人们在生病、分娩时都祈祷祖宗神灵佑助；对日常生活中的吉凶祸福与健康状况也不时卜问，进而举行各种形式的祭祀活动以清除不祥。

此外，甲骨文中还出现了有关个人卫生（如沐、浴）和集体卫生（如大扫除称“寇帚”）之类的记载。

逮至西周，养生思想进一步发展。

周代还设有食医专门掌管周王与贵族阶层的饮食，指导“六饮、六膳、百馐、百酱”等多方面的饮食调理工作，提出饮食调理要与四季气候相适应；并有了专职主管环境卫生的职官，如“庶氏掌除毒蛊”；“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薰之”；“壶涿氏掌除水虫”，使水清洁。

中国养生文化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首推春秋战国。

当时的史书对养生的记载已经十分具体，例如《左传》就记载了秦国医和为晋侯治病，指出晋侯之疾是“近女室，疾如蛊”的结果，已经注意到了房室起居与健康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法、道、墨四家，而在养生问题上贡献最大的又属其中的儒、道两家。

三、特征养生一词，原出《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健康与长寿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美好愿望，因而养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遍布世界。

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

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

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终于以自己的聪明睿智创造出了一系列与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独特理论方法，逐渐使养生成了一种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文化研究的最重大意义就在于探求各种文化现象的内在目的和特征。

就感应的中国养生文化而言，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与长寿，但健康和长寿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及其自然环境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提醒我们，研究和探求中国养生文化的基本特征决不能仅仅囿于人体生物模式之中，而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哲学，乃至艺术的诸多层面加以综合考察。

中国养生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产物，其理论体系本身具有这种学科所具有的双重特征。

具体来说，中国养生文化的社会科学性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养生文化的自然科学性质则主要体现在它的传统医学发生一种血肉相联的关系。

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睿智的实践方法。

四、养生健康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都离不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但人为的力量可以促进生长发育，增强体质、延缓衰老，以至避免夭亡，其关键就在于积极的预防和及时的治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曾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也就是说没病的时候要预防疾病的发生，若已经得病则应尽早治疗，阻断疾病的发展，善于养生的人，常先处理没有发病时的隐患，驱除潜伏于体内外的种种危险因素。

祖国医学以整体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全身各系统组织的协调统一，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理论为主导思想，认为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先防，有病防变“的原则，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通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判断，来探索生命的奥秘。

健康就是长寿的基础，而健康是指体内没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与毒素存在。

人们把人群分为三类，一类是健康者占有5%，一类是患者占有15%，而约80%的人群是亚健康人群，这种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就是没有发病前时常体内有所隐患，却无大碍的危险状态，在这个时期人们需要的是清、调、补，清理脾胃肠道；调节气血阴阳；补充营养不足；从而达到预防保健的目的。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阴阳平衡的失调会影响脏腑功能紊乱，如果有一个脏器受损，其他的脏器都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人体平衡的失调，因此要提早清理体内不利因素，调节平衡、补充营养，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是指人体正常的功能活动和抗病能力，而邪气是指各种致病因素，当病邪作用于人体，正气奋力抗邪，引起邪正相争，破坏了人体的阴阳平衡或使脏腑功能失常，气血运行紊乱，而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变化，若正气强盛，邪气消退，则疾病趋于好转、痊愈。

若正气虚弱，邪气强盛，则疾病日趋严重，甚至恶化、衰亡。

由此可见人们在平时的养生保健是何等的重要，往往致病因素已在体内潜伏而未发病的状态下，很容易忽视，认为自己处在健康状态，谁知身体犹如大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把潜伏病灶祛除，才不至于身体受损，而人们往往是得到疾病的信息后才开始补救，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想体质犹如冰块般坚实，必须平时注重保养、保健，而在遇到流行病灾时，就可轻松避过了，那么在平时应该如何保健养生呢？首先要明白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要靠阴阳五行的作用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平衡，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时节、地域、时间的状态下要有不同方法进行调补，方能达到“天人相应”。

五、文化渊源道教养生除了《黄帝内经》之外，与老庄哲学有着理论渊源关系的道教养生家，更是直接从“道法自然”的观点出发，丰富和发展了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与方法。

道教养生家大多认为人体只有能够仿效天地运动的形式和时机来进行养生活动，就可以长生久视。

元代著名道教理论家俞琰就说过：“人受冲和之气，生于天地间，与天地初无二体。

若能悟天地之妙，此心冲虚湛寂，自然一气周流于上下，开则气出，阖则气入；气出则如地气之上升，气入则如天气之下降，自可与天地同其长久。

”（《周易参同契发挥》上卷）作为上述理论的具体实践，道教养生气功十分注重选择炼功时机与天地自然同步。

“天道自然”作为中国古代一条影响极广的哲理，它就盘根错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不但与养生理论和实践有着渗透交叉关系，而且艺术审美领域也同样为其根须所及。

“天道自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而涉足艺术审美领域，是大概最早出现在《庄子》中。

作者在该书的《达生》篇中讲述了一个名为“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

说的是一位名叫“庆”的木工制作了一副雕刻有鸟兽等图案、用来悬挂钟鼓的木架子，工艺十分精美，众人见了非常惊异，认为简直是鬼斧神工之作。

当鲁国的国君询问梓庆凭借什么制造出如此精致的工艺品时，梓庆回答说，这是“以天合天”所致。

它所崇尚的同样是一种“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此游》）的顺应自然的审美原则。

庄子之后，不少中国文学艺术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顺应自然的审美原则，而且把它具体贯彻到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天趣自然之妙”的独特艺术风格。

自然养生中国传统艺术中崇尚自然为极则的风格，虽然是庄子“以天合天”艺术观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但其理论源头则应该追溯到老子的“道法自然”这一哲理上。

也就是说，艺术上的崇尚自然与养生领域中的顺应自然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而理论渊源的相同，势必造成整体特征的相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吕氏春秋·先己》篇中提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

《黄帝内经》作者接受了孔孟的上述养生观点，认为那些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长寿者，大多因为他们能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即所谓“德全而不危”。

其后中国的养生家基本上依循这一思路，强调养生必须与道德修养相协调。

汉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就说过：“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驻百年。

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物，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嫉”。

道德养生事实上，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

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

”（《春秋繁露》）必须明确的是，在古代儒家的学说中，“养性”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养生，倒不如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早就提出过“修其身而天下平”的口号，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存心养性”。

在修身养性问题上，《中庸》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诚”的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所谓“诚”，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即指“养生”，又指“养性”，其基本含义是精神专一和恭敬无欺，前者偏重养生，后者偏重养性。

倘若精神驰乱，意识不能专一，势必造成气散身亡，这就是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所说的：“今之人，但知禁欲即为养生，殊不知心有妄动，气随心散；气散不聚，精逐气亡。

”（《类经》卷一）养性倘若说，儒家学说只是通过“养性”为中介，间接地把“养生”与“”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道家学说则无须任何形式的中介物，便直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首先，在道家学说中，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

老子就说过：“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