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西晋元康三年“苻信”考释-最新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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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简考释拾遗**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自主科研项目“汉代丧葬文献写本特征及其礼俗研究”、湖北省教育 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楚简与楚文化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中心” (13zd001)的资助。
(D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第2页。
② 本文第一条至第八条简号均沿用《敦煌汉简》。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第240页。
④ 张德芳:《敦煌马圏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第518页。
⑤ 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242页。
下文简称“《校释》”。
陈晨【摘 要】敦煌汉简残简数量较多,備文释读还存在一些可以继续讨论的地方。
我们在已有研 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汉简的若干文字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如简546的“华”、简828的“镜敛”、 简1078A 的"勾”、简1453的“複”、简1550的“丹”、简1593的"枚”、简1906的“雄”、简 1916 - 2的“裾”等。
【关键词】敦煌汉简;文字;考释【作者简介】陈晨,武昌理工学院文法与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出土文献。
(湖北 武汉 430223)“敦煌汉简”是指20世纪初以来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因最先发 现于敦煌而名之。
自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今甘肃省敦煌市境内发现第一批汉简以来,百余年 间,敦煌及其附近地区又有多批次、数以万计的汉简出土。
敦煌汉简的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西 北边郡的社会状况及河西疏勒河流域的边塞事务提供了重要参考。
①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 敦煌汉简若干文字的释读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一 释“华”大奴华丿元年七月食麦二石七斗。
(546②)简文“华”字原文写作《敦煌汉简》释为“莘”,③《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改释为“笔”,④《敦煌汉简校释》认为改 释“亦可疑”。
⑤该字似可释为“华”,常见于汉简。
作者: 陈勇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100081
出版物刊名: 民族研究
页码: 74-85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2期
主题词: 敦煌秘笈;十六国春秋;辑佚
摘要:�敦煌秘笈》中题为《十六国春秋》的三页卷子,记淝水战后慕容垂脱离苻坚称王复燕之事,应是根据十六国、南北朝(甚至可能还有唐代)的各种史籍汇集、改写而成的文本,大约包括范亨《燕书》和萧方等《三十国春秋》等十六国国别史的内容。
其成文或成书在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确切的时间则无法判定。
该卷子超过一半的内容为其独家所保存,是对传世十六国史文献的重要补充,其出处虽难以识别,目前仍可作为史料使用。
该卷子原文、释文中均有若干讹误,本文对其逐条加以考释,并对史料的来源或性质,做了一些初步的推断。
敦煌瑰寶:河西簡牍遺墨河西地區的主體地貌是荒漠戈壁,南面是東西走向綿延千裏的祁連山脈,北側是騰格裏大沙漠。
祁連山冰川在春、夏、秋季有季節性徑流滋潤著走廊地區的低地,形成了富饒美麗的綠洲。
戈壁綠洲幹燥少雨多風沙,相對嚴酷的地理條件形成了保護古代遺物的良好環境。
西漢武帝時期爲解除匈奴在西北的長期威脅,出兵河西屯邊、屯田,隨著漢代對這一地區的經營,出現了大量的簡牍文書,這些文書在河西這種特殊的自然條件下得到良好的保護。
今天,河西地區成爲了中國古代簡牍最豐富的蘊藏地之一。
河西漢代簡牍的最早發現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他第二次中亞之行時(一九○六—一九○八),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遊三角洲地區,發現了漢代烽燧、城障遺址。
後隨漢代烽燧沿著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尋至敦煌東北處,找到了由塞牆、烽燧、城障組成的漢代長城,並在漢代烽燧遺址中發掘得漢簡七○五枚,其中有紀年簡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九八),最晚的是東漢順帝永和二年(一三七)。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進行第三次中亞探險考察,他沿著敦煌漢代邊塞烽燧遺址向東,穿過安西、酒泉至金塔,並在這一段漢代烽燧線的遺址中獲得漢簡一○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間,西北科考團在額濟納河流域居延地區發掘出土簡牍一萬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沿著斯坦因的考察路線對玉門關、陽關以及漢代邊塞的沿線烽燧進行再調查。
夏鼐、閻文儒二先生對敦煌西北的小方盤遺址發掘得到漢代簡牍四十九枚,並考證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盤便是漢代的玉門關。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地區和當地駐軍聯合組成居延考古隊對額濟納旗內漢代時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關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獲得漢簡二萬余枚。
這批簡中紀年最早的是西漢武帝天漢二年(前九九),最晚的爲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
一九七七年,嘉峪關市文管所對位于玉門花海農場附近的一座漢代烽燧遺址調查清理,獲得漢簡九十一枚。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石室出五代后晋天福十年(公元九四五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卷子,首尾完整,今藏敦煌某氏。
余于三十一年冬至敦煌,即闻此书,而藏者始终閟不视人,仅从窦萃五、吕少卿两先生处得见钞本,据以录副。
石室所出瓜、沙古地志,散在中外无虑十余种,大都残缺不全,似此卷之首尾完整者尚不多觏,因亟以所录副本刊布于世。
以未见原卷,是以行数以及长短,俱付阙如,钞本误字,未由校正,亦悉仍其旧。
原本文辞简略,误文脱句不一而足,因刺取他书,间予疏释,著之篇首。
僻居边裔,书籍甚少,讹误在所不免,方闻君子有以进而教之,幸甚幸甚。
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向达谨记于敦煌鸣沙山下。
) 寿昌本汉龙勒县地。
《地境》谓魏正光六年始改为寿昌郡,属瓜州,伦敦藏石室本S.788号残《沙州志》亦作正光六年,两者皆是本土人纪载。
《太乎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三沙州寿昌县条谓在正光三年,疑所据有误,应以《地境》及《沙州志》为正也。
周、隋俱为瓜州地,唐武德五年改瓜州为西沙州,徙瓜州于常乐,改常乐为晋昌县。
别于故广至地置常乐县。
贞观七年改西沙州为沙州。
《地境》“后帝因为南沙,改为西瓜州”云云,文有脱误,以《元和郡县志》及两《唐书·地理志》证之可知也。
《新唐书·地理志》又谓寿昌“开元二十六年又省”,《地境》失纪,当缘陷蕃以后,文籍阙遗,致有脱漏耳。
敦煌唐改燉煌。
唐沙州领燉煌、寿昌二县。
自今敦煌出西门,过党河,西南行百四十里至南湖,清于其地置巴彦布剌汛。
未至南湖四五里,有古城,东北西三面城垣犹有存者,南面塌毁略尽,其西有村庄,居民百余家,即南湖也。
古城,土人相传为寿昌城。
据《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寿昌县因县南寿昌泽得名。
寿昌泽,《地境》作寿昌海,巴黎藏石室本P.269l号残《沙州土镜》及又一残《沙州图经》同,俱谓在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莫测,即渥洼池水也。
唯残《沙州图经》谓在县东南十里,与此稍异。
今古城南数里有大泽,为南湖水源所自出,当即古寿昌海,则其北古城为唐寿昌、汉龙勒县故址,可以无疑。
ʌ中医多学科研究ɔ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著录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考❋葛㊀政1,万㊀芳2ә(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北京㊀100700;2.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㊀100700)㊀㊀摘要:隋唐时期的医籍因科技不发达㊁战乱㊁年代久远等因素多已亡佚,敦煌与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医药文献极大地弥补了此空白㊂其所记载著录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计10首,涉及韦慈藏㊁张文仲㊁崔知悌医家3人及‘古今录验方“医书1部㊂本文将其与传世医书中的亡佚隋唐医方进行比对分析,探索后世流衍㊂考察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著录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对研究亡佚医籍㊁扩充隋唐时期医籍内容㊁校勘传世医籍㊁深化丰富传统中医理论㊁拓宽临床用药思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㊂㊀㊀关键词:敦煌医学;吐鲁番文书;出土文献;亡佚医方㊀㊀中图分类号:R222.19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6-3250(2021)04-0595-03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Lost Medical Prescriptions Markedwith Sources from Dunhuang and Turpan Unearthed Medical LiteratureGE Zheng 1,WAN Fang 2ә(1.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and Medical Literiture,Beijing,100700,China;2.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Beijing,100700,China)㊀㊀Abstract :The medical book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d been ruined due to factors such as under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and age.The medical literature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and Turpan has greatly compensated for this gap.It was recorded there were 10Sui and Tang Dynasties'lost medical prescriptions marked with sources involves WEI Ci-zang ,ZHANG Wen-zhong ,CUI Zhi-ti three doctors ,and one medical book of Gu Jin Lu Yan Fang .This article compares it with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lost medical prescriptions in the handed down medical books ,and explores the spread evolution in the descendants.The examin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lost medical prescriptions marked with sources from Dunhuang and Turpan unearthed medical literature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studying the lost medical books ,expanding the medical content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collating the medical books ,deepening and enrich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broadening the clinical drug ideas.㊀㊀Key words :Dunhuang medicine ;Turpan documents ;Unearthed documents ;Lost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ZZ110512)-‘万安方“和‘幼幼新书“亡佚古医籍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科研基本业务费自主选题(ZZ140522)-亡佚唐宋医籍学术源流研究作者简介:葛㊀政(1992-),女,北京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㊂ә通讯作者:万㊀芳(1961-),女,北京人,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Tel :010-********,E-mail :2038632360@ ㊂㊀㊀隋唐时期印刷术尚未广泛应用,限于写本的传播数量与方式,加之战乱㊁灾害㊁时间久远等因素,众多医籍亡佚是为憾事㊂19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与新疆吐鲁番地区古遗址㊁墓葬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保存了部分医药文献,我们可将其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㊂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主要记录南北朝㊁隋唐五代时期的医学发展,内容涉及医经医论㊁针灸㊁脉诊㊁本草㊁医方㊁佛道医药等多门类㊂据统计,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中的医方有1240余首[1],多为经效验方,其内容广泛,内㊁外㊁妇㊁儿㊁五官等各科皆有分布,还有部分佛道医方㊂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医药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隋唐时期的医籍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㊂亡佚隋唐医方系指出自于亡佚的隋唐医方书(如唐㊃刘禹锡‘传信方“㊁唐㊃甄权‘古今录验方“等)中的中医方药,具体佚文内容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 马继兴古佚医籍基础文本手稿整理 ㊂目前已有学者对敦煌医方中署有医家姓名的医方进行了组方探讨[2-3]㊂本文是对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中著有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重点选取,计医方10首,涉及医家3人㊁医书1部,将其内容与传世医书中保存的亡佚隋唐医方进行比对分析,并通过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医典“等数据库探索其佚文流衍,于此展开相关研究㊂5952021年4月第27卷第4期April 2021Vol.27.No.4㊀㊀㊀㊀㊀㊀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Journal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本文所引敦煌吐鲁番医籍原文参考马继兴著‘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简称‘考释“,下同)㊁沈澍农著‘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简称‘新辑校“,下同)的校注,除 表示缺一字, 表示缺多字外,限于篇幅,其他如脱字㊁异体字等不再作标注说明㊂1㊀韦慈藏医方韦慈藏,唐代医学家,中宗景龙中历官光禄卿[4]407㊂史书㊁医籍中,未言其有著录医书传世㊂目前仅于‘外台秘要方“(简称‘外台“,下同)卷第三十二 头发秃落方一十九首 收录‘近效方“转引韦慈藏两首医方,分别是 近效韦慈氏疗头风发落并眼暗方 及又方 防风蔓荆子丸方 ,经比对此两方亦未见于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之中㊂表1示,敦煌卷子P.2565无标题㊁撰者,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卷中有武周新字,可证其为唐代武则天时写本[5]268㊂该卷收录韦慈藏两首养生补益方剂,是‘外台“所未见者㊂表1㊀敦煌卷子P.2565引韦慈藏医方2首方名韦慈藏医方佚文四时常服方菟丝子三升,酒浸茯神五两人参三两远志三两桂心二两右捣筛为散,以酒服之二方寸匕㊂日再服,服別渐加,至三匕㊂日忌大酢热面,余并无妨㊂韦慈藏常服补益方干地黄六两苁蓉三两牛膝三两菟丝子二升,酒浸七日,别捣巴戟天五两,去心远志二两桂心二两五味子五两右捣筛,蜜和为丸,丸如梧子㊂以酒服三十丸,日再度服,服别稍稍加至六七十丸,无所忌㊂韦慈藏㊀㊀通过方名㊁药物组成进行多方检索,上述 四时常服方 常服补益方 在其他传世医书中均未载㊂ 四时常服方 方名见于‘外台“卷第十二引‘广济方“及‘普济方“卷一百七十五,但药物组成相异,非同方㊂ 常服补益方 无同名方㊂虽然‘外台“中引韦慈藏医方仅两首,敦煌医书中对其记载亦仅有两首方剂,但在发现新的文献记载前,这两处内容可作为碎片线索存在,以期日后会有所补充㊂2㊀张文仲医方张文仲,唐代医学家,历任侍御医㊁尚药奉御等职[4]407㊂撰有‘疗风气诸方“‘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随身备急方“三卷㊂后又有明㊃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载: ‘救急方“十三卷,唐张文仲著㊂[6] 以上四部医著均已散佚,目前在‘外台“‘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下同)‘医心方“‘证类本草“中可见其部分佚文㊂此外,‘外台“中有部分佚文注明为 张文仲 ,又称为‘张文仲方“,此部分方药中有疗风类方剂㊁有与 备急同 的方剂等,由此推断,‘张文仲方“应泛指张文仲所撰医书中的部分内容㊂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中载有张文仲医方的卷子有三种,分列于下㊂2.1㊀敦煌卷子P.2565载张文仲医方两首敦煌卷子P.2565(卷子介绍同上)收录张文仲医方两首,一首缺名,一首名石龙芮丸㊂此两首方剂未载于‘张文仲方“‘随身备急方“‘救急方“佚文,亦未见于其他传世医书,可作为辑佚张文仲医方的补充资料㊂限于篇幅,在此不列原文,详见‘考释“[5]271‘新辑校“[7]25㊂2.2㊀敦煌卷子P.2662载张文仲医方一首敦煌卷子P.2662无标题㊁撰者,馆藏情况㊁抄写时代同P.2565[7]31,卷中载张文仲医方一首如下㊂ 疗黄㊂身体黄,唯心下硬,方:右取萱草根捣取汁,一升五合,煎㊂又方:取栝蒌子中黄汁一小升,和暖水五合㊂又方:取蔓菁子一小升捣末,用水一大升和,每日平旦服一升,三日服尽,小便色㊂又方:服蔓菁子油一升,亦佳㊂张文仲 ㊂‘外台“卷第四 诸黄方一十三首 中载‘崔氏“疗黄兼主心腹方: 蔓荆子一大合拣令净㊂右一味,捣碎,熟研,以水一升更和,研,滤取汁,可得一大盏㊂顿服之,少顷自当转利,或亦自吐,腹中便宽,亦或得汗,便愈㊂‘备急“㊁文仲㊁‘深师“同,并出第一卷中㊂[8]66 此方为张文仲同方,内容与卷子P.2662中的又方内容有部分相似㊂又见‘外台“卷四 急黄方六首 中载‘近效“疗急黄方: 取蔓荆子油一盏,顿服之㊂临时无油,则以蔓荆子捣取汁,水和之吃亦得㊂候颜色黄或精神急,则是此病㊂[8]67 此方非张文仲同方,但其内容与卷子P.2662中的又方内容大致相似㊂检索其流衍,见‘证类本草“卷二十七载‘伤寒类要“治急黄 服蔓菁子油一盏 ,‘普济方“卷一百九十六载 治酒疸,黄色通身者 用萱草根捣绞汁,与上述内容相同,但二者未标注引自张文仲医方㊂卷子P.2662所载张文仲医方内容有缺字,不能完全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医家内容,而‘外台“中收录两方内容与其相似,其中一方并未标注为张文仲医方㊂由此推论,该方内容或为多家医书引用,张文仲亦引之㊂2.3㊀吐鲁番卷子Ch1036V(TⅡT)载张文仲医方三首卷子Ch1036V(TⅡT)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现藏于德国普鲁士学士院㊂原卷子首尾均缺,无书名标题及撰者㊂‘考释“据该书内容所记 文仲 字样,属唐人选辑唐以前医方而成,称其为‘唐人选方第二种“[5]300㊂原卷载三方,两首全方一首残方,前者见于‘外台“卷第十四 张文仲疗诸风方九首 ,后者未见㊂表2示,‘考释“与‘新辑校“均据‘外台“内容对该卷进行了校注,为了更直观地进行比对,此处除异体字,其他如缺字㊁字序颠倒等情况不作改动(下同)㊂695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Journal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㊀㊀㊀㊀㊀㊀2021年4月第27卷第4期April2021Vol.27.No.4表2㊀吐鲁番卷子Ch1036V(TⅡT)与‘外台“引‘张文仲方“佚文吐鲁番卷子Ch1036V(TⅡT)‘外台“枝煎:疗一切风及偏风㊂不用全新嫩者右以水一大斗,煮取二大升,夏月井中沉,恐坏㊂每日空腹服一盏,尽㊂桑枝一大升切㊂并无所忌,常㊂桑枝煎:疗偏风及一切风方㊂桑枝(锉,一大升,不用全新嫩枝):右一味,以水一大斗,煎取二大升㊂夏月井中沉,恐酢坏㊂每日服一盏,空腹服尽㊂又煎服㊂若豫防风,能服一大升,终身不患偏风,无忌㊂疗一切风文仲四时服有效神方:防风六分羌活六分茯神六分桂心六分牛膝六分人参六分枳壳六分,炙五加皮六分芍药六分㊀丹参六分薏苡仁六分麦门冬六分松子仁六分㊀干地黄六分大黄六分青木香六分磁石十分,研㊀槟榔仁六分右捣筛为散,蜜和丸,丸梧子㊂空腹以清酒口服十五丸,日再,加至三十五丸,忌猪㊁鱼㊁油㊁酥㊂又文仲云ʒ四时俱服神方,十九味丸:防风,羌活,五加皮,芍药,人参,丹参,薏苡仁,玄参,麦门冬(去心),干地黄,大黄青木香各六分,松子仁,磁石各八分,研,槟榔子十分,枳实炙(八分),牛膝(八分),茯神八分,桂心(八分)㊂右十九味捣筛,蜜和为丸如梧子,以酒服十五丸㊂日再服,稍稍加至三十丸为度,忌猪肉㊁鱼㊁蒜㊁生葱㊁酢㊁芜荑㊂Ѳ镇心丸:疗人五藏风虚惊悸神四分当归四分人参四分赤药四分远志四分桔梗四分苁蓉三分巴戟天五分仲杜四分炮原缺㊀㊀吐鲁番卷子Ch1036V(TⅡT)中 桑枝煎 疗一切风 二方与‘外台“引 张文仲疗诸风方九首 佚文内容高度相似,二者对比,前者行文较后者明显简略,如 桑枝煎 的服用㊁ 疗一切风 的用药禁忌㊂再观其内容, 桑枝煎 较‘外台“有明显的字序颠倒㊂ 疗一切风 的方名较‘外台“少 十九味丸 四字,方药组成㊁用量也略有不同㊂如缺玄参一味;茯神㊁桂心㊁牛膝用量‘外台“为八分;枳壳(六分,炙)于‘外台“作枳实(炙,八分);用药三十五丸,后者作三十丸㊂检索二方的后世流衍, 桑枝煎 见‘证类本草“卷十三引‘外台“ 治偏风及一切风 ,但 桑枝煎 中的 不用全新嫩枝 在‘证类本草“作 用今年新嫩枝 ,疑为抄写错误㊂ 疗一切风 见‘普济方“卷一百十四 防风羌活丸 ,言其 宜四时常服,永无风疾之患 ,但未标注其文献来源㊂若以‘外台“引张文仲的医方为基准,以上吐鲁番卷子Ch1036V(TⅡT)内容情况或为行文简写,或抄录错误,不似为临床发挥㊂ 镇心丸 原卷残缺较多,就现有的文字进行检索,未见于传世医书㊂此方主治为 疗人五藏风虚惊悸 ,与前两首同属于 疗风方 ,虽于‘外台“中未见,但很有可能亦为 张文仲疗诸风方 的内容㊂3㊀‘古今录验方“医方敦煌卷子P.3596首尾均缺,无书名标题及撰者,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㊂‘新辑校“据避讳字认为,该卷抄写年代为五代[7]117㊂卷中载‘古今录验方“医方一首,‘旧唐书㊃经籍志“中载‘古今录验方“为甄权撰[4]157,‘旧唐书㊃甄权传“附‘甄立言传“则记载作者为甄立言[4]407㊂甄权与甄立言为兄弟,因母病而学医㊂高文铸[8]931-932通过考证‘外台“引‘古今录验方“佚文,初步认定该书的作者为甄权,其弟甄立言应该是协助编写或进行补充修订㊂‘古今录验方“已有谢盘根辑校的辑佚本,敦煌卷子P.3596载‘古今录验方“ 虎眼汤 未见于其辑佚本,可补充‘古今录验方“佚文㊂经检索,‘千金“卷十四载有 虎睛汤 ㊂二者相较,‘千金“ 虎睛汤 较敦煌卷子P.3596 虎眼汤 行文略简,组方缺当归一味,药量小异㊂‘千金“成书于公元652年,‘古今录验方“具体成书年月不可考,然其撰者甄权卒于公元642年,可知‘千金“成书晚于‘古今录验方“㊂此 虎眼汤 或原出于‘古今录验方“,后孙思邈引之(原文见表3)㊂表3㊀敦煌卷子P.3596 虎眼汤 与‘千金“ 虎睛汤 比对敦煌卷子P.3596 虎眼汤 ‘千金“ 虎睛汤虎眼汤㊂疗邪病暴发无常,跳踯大别,被头张眼,恒持臂杀人,有时大走,或投赴山涧,不避水火,凡此病悉主之方出‘古今录验“㊂虎眼一具,无新者,干亦得茯苓三两露蜂房一具,炙独活二两石长生Ѳ两飞鸱头并脑一两防风三两甘草三两桂心三两人参二两寄生五两天雄三两,火炮当归二两上十三味,以酒一斗二升,煮取三升㊂三服㊂日一,夜二度㊂虎睛汤㊂主狂邪发无常,被头大叫唤欲杀人,不避水火方:虎睛一具,茯苓㊁桂心㊁防风(各三两)鸱头一具,露蜂房一具,人参㊁甘草㊁天雄㊁独活(各一两),石长生(十分),枫上寄生五分上十二味口父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分四服,日三夜一㊂㊀㊀4㊀崔知悌医方崔知悌,唐代医学家,唐高宗时任中书侍郎[4]196㊁户部尚书[4]217㊂撰有医著‘崔氏纂要方“十卷㊁‘骨蒸病灸方“一卷㊁‘产图“一卷,其中‘崔氏纂要方“在‘旧唐书㊃经籍志“载著者为崔知悌[4]157,‘新唐书㊃艺文志“言著者为崔行功[4]583,新旧‘唐书“中均载崔行功传记,未言其通医理,或为传抄错讹㊂敦煌卷子P.3596(卷子介绍同上)中载崔知悌医方一首,‘新辑校“据‘外台“卷十五 五邪汤 校注该方[7]133,而‘千金“卷十四中亦载此方,故列表4以比对三者原文㊂(下转第649页)[J].山东化工,2017,46(18):59-60.[4]㊀李乃谦.探讨白芍的药理作用及现代研究进展[J].中医临床研究,2017,9(20):137-138.[5]㊀唐亚芳,杨岸新.中药川芎的有效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8,12(10):219-220.[6]㊀董庆海,吴福林,王涵,等.延胡索药学研究进展[J].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9,38(1):48-53.[7]㊀杨豆,张卫波.甘草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J].湖南饲料,2017(3):21-23.[8]㊀陈志坚,胡璇,刘国道.香附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36):113-115.[9]㊀付国辉,杜鑫.地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中国医药科学,2015,5(15):39-41.[10]㊀董艳,姚魁武,王阶.辨姜及其炮制品药理和临床运用特点[J].中国中药杂志,2018,43(10):2020-2024.[11]㊀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8.[12]㊀薛轩.坤元是保[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46.[13]㊀万全.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妇科卷㊃万氏妇人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34.[14]㊀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38-39.[15]㊀龚居中.女科百效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63.[16]㊀叶其蓁.女科指掌[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61.[17]㊀齐仲甫.女科百问[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7.[18]㊀吴谦.妇科心法要诀[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10.[19]㊀叶其蓁.女科指掌[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62.[20]㊀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17.[21]㊀陈佳园.妇科秘书八种㊃妇科秘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99.[22]㊀神农本草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148.[23]㊀陶弘景.名医别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93.[24]㊀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156.[25]㊀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224.收稿日期:2020-06-17(上接第597页)表4㊀敦煌卷子P.3596㊁‘千金“‘外台“引崔知悌医方敦煌卷子P.3596‘千金“‘外台“邪气啼泣或歌哭方出崔知悌㊂禹余粮二两 口 防风桂心二两㊀芍药二两甘草二两远志皮二两㊀秦艽二两独活二两白术二两㊀人参二两石膏二两牡蛎二两㊀木防己二两菖蒲二两茯神二两㊀蛇蜕皮一尺,炙右,以上十六味捣,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再沸,去滓㊂服之,日再㊂五邪汤治邪气啼泣或歌或哭方禹余粮防风桂心芍药㊀远志独活甘草人参白术㊀石膏牡蛎秦艽各二两防己㊀菖蒲茯神雄黄深师作黄丹㊀蛇蜕皮各一两右十七味口父咀,以水二斗煮取四升,分四服,亦可如煮散法服之㊂‘古今录验“五邪汤,主治邪气啼泣或歌或哭禹余粮(研)㊁防风㊁桂心㊁芍药㊁远志(去心)㊁独活㊁甘草(炙)㊁人参㊁石膏(碎,绵裹)牡蛎(熬)秦艽各一两,白术㊁防己㊁菖蒲㊁雄黄(研)㊁茯神㊁蛇蜕皮(炙)各一两右十七味捣粗筛,以水一升半,纳三方寸匕,煮二沸,去滓服之,日四服㊂忌生葱海藻菘菜桃李雀肉饧醋等,深师用黄丹不用雄黄,余同㊂㊀㊀表4示,‘千金“与‘外台“所引 五邪汤 基本一致,应为同方㊂二者与敦煌卷子P.3596引崔知悌医方相比,行文略有差异,组方均多雄黄1味㊂敦煌卷子P.3596标注 邪气啼泣或歌哭方 出自崔知悌,‘千金“未注该方出处,而‘外台“则标注该方出自‘古今录验方“,该书作者为甄权㊂检索该方后世流衍,见‘普济方“ 禹余粮饮 ㊁‘古今医统大全“ 五邪汤 ㊁‘医学纲目“ 五邪汤 ㊁‘证治准绳㊃类方“ 五邪汤 ,前三者均标注引自‘千金“,未提及崔知悌或‘古今录验方“㊂见‘千金“‘外台“在雄黄下的小字,可知此方是深师(南北朝僧医)的同方,即此方在南北朝时期已见成方㊂又察崔知悌㊁甄权㊁孙思邈所处年代相近,为初唐时期,由此推论此方或为一方多书同引㊂5㊀结语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十分丰富,保存着大量的经验医方,至今拥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及临床价值㊂其所记载著录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很好地完善了亡佚隋唐医方书的内容,也使我们进一步印证传世医书中亡佚隋唐医方的真实性㊂同时,传世医书中著录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为完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残缺医籍提供了校勘线索,二者可互为补充印证㊂考查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著录出处的亡佚隋唐医方对研究亡佚医籍,校勘传世医籍,拓宽临床用药思路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化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口,古老的亡佚隋唐医书会因科技的推动焕发出新的光辉㊂我们应进一步整理研究,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与临床实践意义㊂参考文献:[1]㊀李欣瑶.让敦煌医学古为今用[N].甘肃日报,2016-8-2(9).[2]㊀李应存,柳长华.敦煌医方中署有医家姓名的医方析要[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第十五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2012:6.[3]㊀李应存.唐代著名道医韦慈藏及其敦煌医方考析[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年会论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2013:2.[4]㊀李学勤.二十六史(第三册)[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7.[5]㊀马继兴.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6]㊀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上)[M].崔仲平,王耀廷,主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56.[7]㊀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8]㊀王焘.外台秘要方(校注研究本)[M].高文铸,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收稿日期:2020-06-15。
125敦煌市博物馆藏汉晋简牍解要邓天珍张俊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摘要:敦煌市博物馆将其收藏的全部汉晋简牍以《玉门关汉简》出版,是研究汉代的敦煌与西北史地的重要资料,也是敦煌汉简与中外关系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惜一些重要信息因为释读的缺漏,不被人们所重视。
本文通过列举实例释文涉及的人名与管理制度说明这些简牍资料的重要性。
关键词:简牍学敦煌汉简西北史地中外关系中图分类号:K877. 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6252 (2020) 02-0125-06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全部汉晋简牍以《玉门关汉简》之名,由中西书局出版,®这 是学术界的一大幸事,为我们全面掌握汉代敦煌郡出土的简牍文书提供了可能。
因为汉 代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简牍文书“汉晋遗简”是二十世纪初“四大发见”之一,其中的中外关系史料对《史记》《汉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为了甄别其涉 及的中外交往资料,对简牍的全面掌握势为必然。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非常重 要的资料,因为简牍文字释读存在的问题显得不是十分完美。
有必要将这些资料进行再 整理。
试举数例,以期引起学界同仁重视。
简1.玉门都尉府以亭行 _三月乙丑东门卒垄以来 II98DYT1: 17本简右残,木质纹理细腻,普通将之看作松木。
但是当有朋友问我们是不是杉木 时,因为没有经过鉴定,确实不好说。
依照书后所附的简牍档案,本简长14.6、宽2.3 厘米,没有厚度。
而实际上宽度因为右残也是不完整的,现有的尺寸只是残存的宽度而 已。
从所附的彩色图版来看,本简下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封泥匣痕迹,惜残而原书未收稿日期:2020-03-1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子课题“敦煌汉简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作者简介:邓天珍(1965-),女,甘肃兰州人。
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物保护与研究。
敦煌文献中的姓氏与郡望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百家姓”中的诸姓,如赵、钱、孙、李等姓,实质上按姓的本意来说只能叫作“氏”,而不能称为姓”。
姓的成因只有一种,即“女生为姓”郑樵《通志》)。
真正意义上的姓(古姓)是不多的,见于《春秋》的有22 个,顾炎武说:“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
” 但相传最初的古姓只有12 个,《国语》卷十二段注曰:“许书自女部姬、姜等十二字而外,未有云姓者。
”不管是12 姓还是22 姓,总之古姓是极少的。
“氏”,《左传》隐公八年云:“胙之土而命之氏。
”可见“氏”以所居之地为名,无土则无氏,有土才能有氏。
郑樵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子称姓……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姓实质上已是姓氏合一的姓了,是已被氏所吞并的姓了。
古姓实是图腾(主要是动物)的化身,图腾也就是古姓的原形。
现在我们所说的12 生肖也许就是古人所崇拜的12 个图腾的遗痕。
三代以后各族人民交往日益加深,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加上族际通婚的影响,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进而也导致了血统的同化,此外历史上尚存在“改姓”、“受姓”、“赐姓”、“避讳”、避仇”、“音近”、“音讹”、“冒姓”等情况。
一些少数民族汉化后,也把本姓改为汉姓,年世久远以后,汉姓与非汉姓杂合以致难以区分,因而我们不能把某一姓氏的人,如李氏、杨氏等,就称作是汉族后裔或少数民族后裔。
如此姓氏就变得纷繁复杂,使人难以窥其真相。
正如王命新在《奇姓通序》上所说:“或亲而收之,或乱而更之,或养而冒之,则姓其姓,不姓其姓,又奚辨欤?”有鉴于姓氏的乱杂,汉王符《潜夫论》说:“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
”的确如此,随着姓氏的发展、演变、散布的空间日益扩大,所谓一源的姓已如凤毛麟角,普遍的姓总是多源的。
许多人仍认为“同姓即同宗”,现实中所说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即使同姓,五百年前也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分支。
郑樵《通志?氏族略》所载“同姓异实”和《古今图书集成》所引“同姓异派”认为:(1)同姓异实有二者有110姓。
敦煌出土西晋元康三年“苻信”考释2004年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于敦煌小方盘城遗址西南65km处发现一处烽燧遗址,将其命名为一棵树烽燧遗址。
2008年,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①。
据发掘者称,此次发掘出土了十余枚简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完整的封检(2008DYF5:1,图1)。
该封检出土于编号为F5的房屋建筑遗址内,系胡杨木质,长44.3cm,宽6cm,厚2.2cm。
正面为竖长方形,上半部中间挖有供缠绳打封泥用的凹槽,凹槽略呈方形,外长、宽6.1×5.5cm,内长、宽3.2×2.5cm。
凹槽上端正面竖书三行,下端并排竖书五行,上端字体较大,下端字体稍小,字迹清楚。
封泥保存完整,呈暗红色,上有篆书阳文钤印①。
凹槽底部横向刻等距离的三道小槽,为封泥结绳头处,制作得极为精致、规矩。
现三道缠书麻绳保存也完好。
李永平的《敦煌出土西晋“元康三年侦候符信”考略》[1],李正宇的《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汉简释文》[2],均对该简进行了考释③。
杨俊认为,文末所书元康三年是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
但此简文字书体与汉隶有明显区别,而与楼兰、尼雅出土魏晋简纸文书相似。
李正宇和李永平均已指出,此元康当为晋惠帝元康年号,并非汉宣帝元康年号,元康三年即公元293年。
一“苻信”正名杨俊将此简定为“封检”,并认为此简“是重要的檄书,还有封泥钤印,为的是引起重视和传递保密。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杨俊认为,封检的作用“类似今日的信封”,“是夹在文书外面的两面简牍”。
但此简仅有一件,且已经缠绑编绳,加盖封泥,中间无法再夹藏文书。
其实,还有一种封检是用一枚木牍制成的,用来捆系在囊橐的端口,其上加盖封泥,以防其中物品泄漏。
但这样的封检一般较小,不会长达40cm多。
楼兰简纸文书中“马厉印信”(L.A.Ⅱ.ⅱ—孔木119)④封检为我们提供了西晋封检的实物例证(图2),与此简有明显的差别。
此外,封检的作用是为了保密,而此简的文书内容径直写于其上,即使有封泥钤印,也无法起到保密的作用。
其实,封泥槽之上的文字“领扳龙勒令印至煎都南曲苻信”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此简当为“苻信”。
其上加盖封泥,并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为了证明“苻信”的真实性。
“苻信”上缠绳是为了增加摩擦力,防止封泥风干后遗失。
“苻信”即“符信”,汉代多称作“符”。
符有许多种类和用途,其中一种专门用作吏卒日迹,陈直称作“缴巡省查之符”[3],李均明称作“日迹符”和“警候符”[4]。
如:1.十二月戊戌朔博望隧卒旦徼迹西与青堆隧卒会界上刻券\≠1392A⑤十二月戊戌朔青堆隧卒旦徼迹东与博望隧卒会界上刻券\显明1392B2.■平望青堆隧惊候符左券齿百13933.四月威胡隧卒旦迹西与玄武隧迹卒会界上刻券22964.九月辛亥步昌候长持第七符过田 15795.八月庚申候史持第卌符东迹16026.正月乙卯候长持第十五符东迹 17637.第廿三候长迹符左 E.P.T44:218.第廿三候长迹符右 E.P.T44:229. 第六平旦迹符E.P.T49:6910.第□□□□ 旦符刑朝文山迹持出入(简截面为半圆形)E.P.T49:70A、B11.鉼庭月廿三日隧长日迹符以夜半起行诣官以上几符按照形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刻齿符,如简2、3。
简1虽无刻齿,但简文也明确提到“刻券”,可能是未经使用的符。
简1、3是戍卒巡查时所用。
相邻两座烽燧戍卒在各自辖区尽头会面,合符后刻划契口,即所谓“会界上刻券”,以备核检,证明二人确实完成巡查。
简2是戍卒候望时所用,其下有圆孔,穿有绳索,当是当值吏卒佩带使用的。
第二类,无刻齿符,如简4—8。
持这种符的人身份多是候长或候史,地位稍高。
第三类,有封泥槽之符,如简9—11。
这类符的形制与这件“苻信”最为接近(图3)。
其上没有刻齿,但有封泥槽,使用时其中加盖封泥,以作凭证。
以上我们在汉简中找到了形制上与此“苻信”类似的符,在与该“苻信”年代相近的楼兰魏晋简纸文书中,我们又找到了与该“苻信”文书格式类似的材料:温?伯?兵张远马始今当上堤到具粮食作物12.将诣部会被时不得替留设解(正面)五月三日未时起(背面)L.A.Ⅵ.ⅱ.0204—沙木769柳洪亮将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下行公文书分作教、符、敕三类[5]。
侯灿、杨代欣以为西晋的制度也与此类似,简12“将”即是“敕”的实物例证[6]。
本文所论“苻信”的文书格式与“将”大致相似,简首为公文书类型,其下详述公文书内容,最后标注公文书发送时间。
综上所述,敦煌“苻信”形制与汉代的符类似,文书格式符合西晋下行公文书的特征,当是西晋边县将民巡查时所用的凭证。
二封泥及简文考释因封泥字迹模糊不清(图4),不易释读。
李正宇释作“龙勒令信”,误。
现对该封泥文字加以释读。
仔细辨别图版可知,此封泥当为四字,自右上至左下竖读为“塞曹印信”。
右上“塞”字大致作“”,宝盖下“”部分的横画依稀可辨,右下“曹”字大致作“”,下部的“”依然清晰。
左上“印”为“”形,是汉晋玺印习见的字形,下半部的“”依然清晰。
左下“信”字为“”形,也是汉晋玺印习见字形,左半“”字,右半下部“”字,尚可分辨。
“印信”的文字组合,也是当时常见的形式。
下面将传世和出土玺印中的“塞”、“曹”、“印信”几字举例如下①:“塞”(图5):“曹”(图6):“印信”(图7):敦煌简封泥可大致复原如下(图8):封泥上的“塞曹”二字,正可与简文末尾“元康三年三月廿三日子时,起塞曹”对应,是说此“苻信”在元康三年三月廿三日子时由塞曹发出。
明确了封泥上的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该“苻信”所反映的晋代边塞巡查制度(详见下文)。
杨俊的释文发表后,曾引起简帛网论坛网友关注,指出其中误释之处。
现据各家意见重新释读如下:今遣将张鲜、民吕埋子至煎都南曲,将张廖、民赵靖至且会五亭诸领扳龙勒令印水泉要道南北,□所过之处。
鲜等当兼道速行。
若有纵迹入出,便□至煎都南曲侦靡速还白消息;若无纵迹,取前苻信,以所赍苻明作封□。
狸诣营侯苻信白消息,还会月廿八日,廖还会廿七日。
明如莭度奉行。
元康三年三月廿三日子时,起塞曹。
“领扳”,杨俊释作“领报”,张俊民释作“领护”,凌文超、李永平释作“领拔”,分歧都在“扳”字上。
该字字形为“”,明显不是“护”、“拔”二字。
属于魏晋时期的楼兰简纸文书中,“报”字写作“”(L.A.Ⅱ.ⅱ—孔纸7)、“”(L.A.Ⅵ.ⅱ.016—沙木762),与该字也不相同。
关于“领扳”之意,李正宇认为,“扳”与“板、版”相通。
谓板授之官,非出自朝命。
并以为版授“领龙勒令”者为赵王伦,而身任“领龙勒令”者,其人原官固在县令之上[2]。
李永平将“领扳”释作“领拔”,认为“拔”或为“绂”,并举敦煌汉简“持校尉印绂”(981)为例,认为“领拔”为领官印或持官印之意[1]。
以上解释都显牵强。
李正宇将“领龙勒令印”与“领扳龙勒令印”等同,并不合适,简文也与任授官职无关。
李永平将“领拔”与“持……印绂”等同,解释也不能贴合文意。
笔者以为,“扳”可读作“返”。
“扳”、“返”皆据“反”得音,可通假。
“扳”,又与“攀”通。
《公羊传·隐公元年》:“诸大夫扳隐而立之。
”何休注:“扳,引也。
与攀同。
”《楚辞》所载严忌《哀时命》:“往者不可扳援兮,俫者不可与期。
”洪兴祖补注:“扳,与‘攀’同。
引也。
”《续汉书·郡国志五》临泾条刘昭注补引《谢承书》曰:“宣仲为长史,民扳留”。
《梁书·良吏传》载:“(民)或卧其辙,或扳其车,或图其像,或式其闾。
”这里的“扳”均可理解为“攀”。
《新唐书·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故扳公议立之。
”《汉语大字典》[7]、《辞源》[8]皆引此例,释“扳”为“扭转”。
由此可知,“扳”、“攀”都是反向发力,与“返”类似,都有回还的意思。
“领扳”,即领返,领回之意。
“龙勒令”,汉代称龙勒长,敦煌汉简和悬泉汉简皆有“龙勒长印”(1975A、V1611(3):308)的简文,是为明证。
《晋书·职官志》载:“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
”与汉制相同。
看来,西晋时龙勒县的规模有所扩张,故改称龙勒令。
“侦侯”,杨俊释文不误,张俊民释作“侦候”,凌文超释作“值侯”。
从“侦”字字形来看,该字右下两点连为一条直线,但并不平直,释作“值”不妥。
“侦侯”即“侦候”,侦查候望之意。
“领扳龙勒令印至煎都南曲侦侯苻信”,即从出发地到煎都南曲沿线侦候,并从那里领回带有“龙勒令印”封泥的苻信。
“□所过之处”,“□”,凌文超、李永平释作“贼”,李正宇释作“贱”,张俊民认为该字字形为“贝+多”。
在楼兰文书中,“贼”写作“”(L.K—橘木西图史图版(1)2),与该字字形不同。
但从文意来看,释作“贼”较为合适。
“便□”,杨俊释作“使之”,张俊民释作“便白”,李正宇释作“便回”。
据文意疑为“便当”。
“封□”,杨俊释作“对□”,张俊民释作“封表”。
据图版,“封”字无误,“封”下一字模糊不清,凌文超以为当作“差”,与下文“吕埋子”连读。
“吕埋子”,凌文超以为即下文出现的“狸”,当是。
“营”,《汉书·李广传》:“广行无部曲行陈”,颜师古注引《续汉书·百官志》云“将军领军,皆有部曲。
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
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
”可见“营”是汉代军队的建制。
尼雅文书有“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到如书罗捕言会十一月廿日如诏书律令”(N.ⅹⅴ.328及75)[9],可见西域长史之下设有营。
有学者指出,楼兰文书中的“营”也是西域长史下属[6]95。
据楼兰文书,营下又有属吏及将、兵。
此“苻信”中的“营”当受塞曹节制。
从“民”吕埋子要“诣营白消息”来看,西晋的营可能有征调平民的权力。
“明如莭度奉行”,当如汉代公文书中常见的“如律令”一样,是固定的文书格式。
“元康三年三月廿三日子时,起塞曹”,楼兰文书中有:“泰始五年五月一日辛卯起仓曹”(L.A.Ⅵ.ⅱ.047—马木229)。
泰始是晋武帝年号,泰始五年(269)与元康三年(293)年代接近,其句式与该“苻信”文末的句式也十分相似,可见也是西晋签发文件的习用格式。
“塞曹”,目前所见与塞曹相关的资料并不多,现将目见资料布列如下:13.……故贼曹史王授文博。
」故金曹史精畅文亮。
」故集曹史柯相文举千。
」故贼曹史赵福文祉。
」故法曹史王敢文国。
」故塞曹史杜苗幼始。
」故塞曹史吴产孔才五百。
」 (10)14.元始三年八月甲辰朔丁巳累虏候长□塞曹史塞曹史塞曹史兼仓曹塞曹史并再再拜言肩水都尉府 155.14A、B15.塞曹言守候长赵嘉劾亡卒杨丰兰越塞移龙勒□□ 51816.(正始)八年,(带方)太守王颀到官。
……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
[11] 其中,材料13引自汉《曹全碑》碑阴,曹全曾任郃阳令,塞曹史与贼曹史、金曹史、集曹史、法曹史并列,当都是他的属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