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与他的功臣

刘秀与他的功臣一、刘秀本身的素质刘秀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

他的四世祖刘买为春陵节侯，曾祖刘外曾任郁林太守，祖父刘回为钜鹿都尉，父亲刘钦任南顿县令，家庭的条件比较优越。

刘秀在28岁起兵反王莽前，已有很丰富的社会经历。

曾在家经营过田业，“勤于稼穑”〔1〕，故“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2〕。

还经过商，“曾卖谷于宛”〔3〕，并打过官司，为其季父春陵侯家“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钱若千万。

”〔4〕而更重要的经历是他曾去长安入太学，“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

”〔5〕但刘秀在太学并没有死啃书本，而是“太义略举，因学世事。

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

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且知间里奸邪、吏治得失。

”〔6〕这就说明刘秀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关心时事政治，并且还喜欢交结游侠之士，南阳的上层人物来长安，刘秀都热情接待，“为之邸，闇稽疑义。

”〔7〕这都说明刘秀与“能为产业”〔8〕的刘邦哥哥刘仲不可同日而语。

从以上的经历来看，刘秀是一位社会经验丰富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是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具有大学学历的人，这就塑造了刘秀是一位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具备了创造出中兴汉业的杰出素质。

谈刘秀的素质，不能忽视他的“柔”与“刚”的两面性。

先谈刘秀的“柔”。

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间的一次家族宴会上，刘秀的伯母婶娘喝的酒酣耳热异常高兴，相互间都提到刘秀青年时的情况，说：“文叔（刘秀字）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听后笑着回答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9〕刘秀的宗室诸母所说的“直柔”，就是正直、柔和，是作为人的性格、品行来说的，刘秀所说的“柔道”，则是指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指导思想来说的。

所谓“柔道”，实质就是“儒道”，也就是儒家所行的“仁政”。

在刘秀的一生政治生涯中，确实始终贯穿这种“柔道”精神，这与他在太学生时期所受的儒家思想熏陶是分不开的。

刘秀对儒学的重视，虽在战争期间也没有改变。

史称“及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

”〔10〕又说：“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

”〔11〕还说“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

”〔12〕刘秀在当了皇帝之后更加重视儒术。

他“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

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群臣争上前，常连日。

”〔13〕刘秀这样不辞辛劳地宣扬儒道，使太子刘庄感到“有失黄老养性之道”，劝他“少省思虑，养精神”，刘秀回答说：“我自乐此。

”〔14〕这就说明刘秀对“讲经听诵”已到了乐而忘疲的程度，与刘邦侮辱儒生、贱视儒术形成显明的对比。

刘秀讲经重道并不是崇尚空谈，而是“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

”〔15〕即重视实践。

刘秀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一贯坚行柔道、坚持仁政。

如刘秀初到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势力强大，对他很有威胁。

刘林对刘秀说：“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

”〔16〕刘秀并没有接受这一灭绝人性的建议，而离开邯郸，另谋发展时机。

另外，刘秀“制御臣下，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也应是柔道的体现。

还有，刘秀在建国后多次下诏减免租赋，释放奴隶和禁止虐待奴隶，也都是坚持以柔道治理天下诺言的实现。

再谈刘秀的“刚”。

“柔”是刘秀的“软”的一手，“刚”则是刘秀的“硬”的一手，刚柔相济，才是刘秀治理天下的真正手段。

从历史事实考察，刘秀在起兵以前，也并不像宗室诸母所说的“唯直柔耳”，更不像《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记》所说的“在家慎重畏事”，倒是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道出了刘秀的另一面真象。

她说：“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到门。

”〔17〕看来刘秀在参加反对王莽斗争前，在地方上就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物。

湖阳公主的话应该是可靠的，这与“慎重畏事”的刘秀判若两人。

其实这正是刘秀“刚”的一面、“硬”的一面的真实表现。

在昆阳之战中，刘秀一马当先，英勇杀敌，就是刚的表现。

有人评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

”〔18〕其实并不可怪，见小敌怯是刘秀的谨慎，是柔的表现，见大敌勇，是刘秀的果敢，是刚的表现。

在刘縯被杀之后，刘秀在刘玄面前引咎自责，而不敢宣扬昆阳的战功，则是其柔的表现；到河北后独立行动，不听刘玄的调遣，又是其刚的表现。

如在进行统一战争中，对东方的刘永、秦丰、李宪、张步等，则采取刚的一手，硬的一手，坚决用武力解决，一一消灭之，而对西方的隗嚣、公孙述则采取优容、安抚的态度，这又是柔的一手，软的一手的表现，及至消灭东方割据势力以后，马上就调转兵锋，坚决平定陇蜀，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又是刚的表现。

这也就是汉武帝所确立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只是由于刘秀具有家庭出身、社会经历、文化素养等优越条件，使他对这一套统治术运用的更纯熟，更得心应手罢了。

刘秀的柔，是为了以柔克刚，刘秀的刚，则是无坚不摧。

柔与刚的两手相互为用，使刘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二、刘秀笼络部下的策略刘秀在起兵反莽之初，在群众中的威望并不很高，但是，由于有三次机遇，显示出刘秀治军、治政的卓越才能，才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崇敬。

第一次是昆阳之战。

由于刘秀的运筹帷幄及敢打敢拚的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少胜多，打垮了王莽的百万大军，使起义军转危为安，取得了反莽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胜利。

从此刘秀初露锋芒。

第二次是洛阳入城式。

刘玄迁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如妇人之袿衣），绣（半臂、坎肩之类），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

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19〕更始政权迁都洛阳的入城式，又一次显示刘秀的领兵治政才能，使人对他产生了向心力。

第三次是刘秀到河北。

刘玄定都洛阳后，乃以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镇慰河北诸州郡。

刘秀一到河北，即“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20〕刘秀在河北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符合了“人心思汉”，反莽苛政的要求，再一次显示刘秀的政治才能，并赢得了吏民的信任，给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昆阳之战，洛阳入城式，在河北的种种措施，都显示出刘秀治军治政的杰出才能，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追随他的部将中，树立起对刘秀值得依托、敬仰的光辉形象。

这些可以说都是由刘秀本身素质所决定的。

当然，刘秀单凭本身素质，还不足以扩大实力，还要有一些“帝王之术”以笼络部下，才能团结住一大批人，为他复兴汉业竭尽忠诚。

刘秀笼络人的手段，主要是一个“诚”字，对人豁达大度，不计前嫌，以此得到部下的真诚拥戴。

如刘秀攻下邯郸诛王郎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

曰：‘令反侧子自安！’”〔21〕刘秀这一招确实高明。

他绝对不能看那些反对他、毁谤他而暗中投靠王郎者的信，一看真象大白，那些人也就无法自容，必然叛逃离散，刘秀的军队就会倾刻瓦解，他不看，就不知道哪些人暗投王郎，从而使那些人可以感到安心而又自愧，促使他们幡然悔悟，并感激刘秀的宽容大度，甘愿为刘秀出力卖命。

刘秀这种以“诚”待人的态度，大大增加了凝聚力、向心力，使自己的势力迅速得到扩大。

还有刘秀在濮阳大败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军，并受降收编了这些军队，而封其渠帅为列侯，但降者仍不自安，刘秀深知其恐惧心理，于是命令诸渠帅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至各营巡视，此举深深感动了诸营降将，都说：“萧王（指刘秀，此时被刘玄封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22〕刘秀轻骑巡营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但不如此，不能消除诸营降将的疑惧之心，正是由于这种军事家、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才使铜马诸军心悦诚服。

刘秀收服铜马军，势力大增，“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

”刘秀对马援的态度，也说明刘秀对人的坦诚气概。

马援原为隗嚣部下。

隗嚣曾派马援出使公孙述。

马援与公孙述原有旧交，但公孙述见马援却戒备森严，马援对此深感不满。

隗嚣又派马援出使洛阳。

刘秀则是另一种态度，于宣德殿接见马援，笑着说：“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有责备马援来迟之意）。

”马援回答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

”马援的回答态度真诚，符合当时的情况。

接着马援又说：“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

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刘秀笑着说：“卿非刺客，顾说客耳。

”刘秀与马援初次见面，就谈得这亲切轻松，随便而真诚，一下子就抓住了马援的心。

所以马援就盛赞刘秀说：“恢廊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24〕经过这次接触，刘秀给马援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所以回到陇西后，就在隗嚣面前极力赞颂刘秀。

下面就把马援向隗嚣汇报见到刘秀的情况及马援与隗嚣的对话摘录如下：（臣）到朝廷凡数十见，自事主未常见明主如此也。

材直惊人，其勇非人之敌，开心见诚，与人语，好丑无所隐讳，图讲天下事，极尽下恩，兵事方略，量敌较胜，阔达多大节，与高帝等，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嚣曰：“如所言，胜高帝耶？”曰：“不如也。

高帝大度，无可无不可。

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不饮酒。

”嚣大笑曰：“如卿言，反复胜耶。

”〔25〕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马援对刘秀的钦佩已是五体投地，赞誉备至，致使隗嚣听后感到不太可信，因此才诘问一句“如卿言，胜高帝耶？”马援虽答复说“不如也。

”实际借机对刘秀的优点又赞颂一通，所以隗嚣大笑说：“如你所说，不是更胜过高祖刘邦了吗！”马援对刘秀的赞颂固然有拔高之处，不过，也应该肯定马援对刘秀并无阿谀奉承之意，因为他不是在刘秀面前说的，而是对着他主人说的，不能不有所顾忌。

事实上隗嚣对马援赞颂刘秀已经有些不满。

只是没有怪罪他罢了。

应该承认马援对刘秀的称颂自有其真实一面，如以刘秀与刘邦相比，在待人接物，经学博览，政事文辩等方面，刘秀确实优于刘邦，这也是勿庸讳言的。

刘秀以诚待人的态度，确实博得很多人的拥戴。

可以想见，如果刘秀对马援不是坦诚相见，而是傲慢猜疑，马援回到陇西，就会对隗嚣发泄不满，隗嚣也不会遣子入侍，向刘秀称臣，那样刘秀就会两面受敌，至少要推迟刘秀平定东方的进程。

当然刘秀对人以诚相见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他是对于能够争取并能为己所用的人，才以诚相见，而对于反复无常的李轶，对于难以驾驭的彭宠，就要或用计除之，或用武力消灭之。

总的来说，刘秀对人诚不诚，主要是看能否为我所用。

能为我用，就推诚相待，不能，必除之而后快。

从这个角度讲，刘秀的以诚待人，还属于策略问题，但他的策略是成功的，他的以诚待人，也换来了部下的忠诚，使一大批杰出之士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他竭诚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