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综述

摘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妥善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纠纷、稳定社会秩序，而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有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文章从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入手，对不同学者关于刑事和解的内涵、价值、思想基础、制度构建的论述进行总结分析，并进行简要的评述。

关键词：刑事和解 价值 思想基础 制度构建

一 概述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解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犯罪人直接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基层司法实践代。世界上第一个刑事和解案例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认定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的占75%。①

二 研究动态

（一） 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

高铭暄教授和张天虹教授在合写的《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一文中指出“所谓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是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印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②

陈光中教授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一文中指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的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以赔偿、道歉达成谅解协议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对其从轻处罚的案件处理方式。”③

黎宏教授在《刑事和解：一种新的刑法改革理念》一文中通过新旧刑事司法观的对比，对刑事和解提出独特而深刻的见解。“首先，是对传统犯罪概念的颠覆。传统刑法观认为,犯罪就是个人或者团体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或者说是侵犯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就是违反国家所制定的刑法规范,其认定和被害人个人基本无关,不受被害人个人的意思左右。相反地,刑事和解论则认为,犯罪是通过对个人的具体生活的侵害,破坏现实存在的和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属于人际交往之中所发生的纠纷或者说是冲突,因此,在犯罪的认定上,被害人个人的意思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违反国家规范只是其伴随效果而已。应当说,刑事和解论这种关于犯罪概念的理解,对于传统的犯罪观而言,确实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之感。其次，刑事和解论有关刑事责任的理解,对于从传统的道义责任论向现代的社会责任论的转变,极富启发意义。刑事和解论者认为,人本来就不是完全自由的,在个人行为的选择上,难以排除社会(社区)和被害人对其选择的影响;行为人实施恶行,就对特定的被害人欠下了债务,这种债务,可以通过理解行为的恶劣影响,恢复损害的方式来清偿,并不一定要以剥夺自由，打上罪犯烙印的服刑的方式来偿还,因此,刑事和解论提倡提供悔悟和请求宽恕的机会,鼓励相互之间达成和解。最后，关于刑事司法的理解。刑事和解论认为,现行的司法是以恶制恶、恶恶相报的报应观念为中心的司法,而刑事和解是以善制恶、追求和谐的修复理念为中心的司法。”④

（二） 刑事和解的价值

高铭暄教授和张天虹教授在合写的《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解析》一文中通过分析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关系，提出“刑事和解虽然与其它刑事程序一样具有其独立的价值，但将其视为实现实体法的价值工具也不为过。”文章指出“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的刑事实体法，具有两方面的价值。其一是秩序价值。其二是安全价值。所谓和解，并不是、也不能就犯罪人所犯罪行的性质部分进行讨价还价，而仅仅是对量刑及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协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制度不会对刑法价值的实现构成威胁。从对被告人的量刑上看，刑事和解制度住户脏对被告人判处轻型，这是基于被告人已经就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达成协议，并已经履行了经济补偿的一种审慎、合理的选择，符合现代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从被害人的安抚看，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保护为中心，极大地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从而在传统的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模式中增加了被害人利益的考虑，是现代刑事诉讼开始追求公共利益、被告人利益与被害人利益的三方平衡。从对罪犯的改造可能性看，犯罪人在权衡自己行为法律后果与同被害人协商以换取更有利的结果之间的利弊后，选择和解方式，从形式上表明其接受法律对他评价和社会对他的监督改造；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对自己被害过程的叙说，足以使犯罪人的心灵受到震撼，从内心世界促使其改过自新。综上，形势和解制度反应并体现新的刑事法观念，有利于贯彻和推动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等轻刑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价值目标。”⑤

陈光中教授认为“应当将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体长在刑事诉讼中尽量运用刑事和解。”理由是“一，刑事和解释综合吸纳中西文化。西方文化中有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司法实践中调解结案方法。这些中西文化的综合吸收，可以成为建设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二，刑事和解是一种多元价值的平衡体现。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我们讲多种价值的平衡，应该有相对的合理性。不能因为人力物力财力的有限，而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刑事和解照顾到各种价格取向，是以公正为首要价值，综合平衡各种价值而形成的制度。三，刑事和解释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处理，社会效果更好，使判决和案件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⑥

周光权教授在《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一文中指出：一，走出绝对强制的误区。刑事和解制度试图在刑罚制度之外探讨有回旋余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工具性,有助于软化刑法的强制性。二，通过达成“交易契约”终局性地解决纠纷。刑事和解制度的推行可以通过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平抚被害人的情绪,使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从而实现纠纷的终局性解决,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在于有助于“交易契约”的达成。在笔者看来,刑法是一种“契约”这种观点可能更为可取。在刑事法律关系中,随着被告人、被害人地位的提升,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中开始引进一些私法领域才有的概念(如当事人主义、个人意思、协商、契约、交易等)。因为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市俗社会和人类的七情六欲之上、全知全能的“超人”式立法者代表全社会进行对所有集团和个人都有益的“最大化”选择。无论如何,刑法本质上都是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人的善恶本性或智慧心术的产物;任何刑法制度和刑事政策,事实上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或组织结构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冲突下最终达成的某种结果。三，强调刑法的宽容性。刑法宽容有助于使刑事控制手从强制走向诱导型强制,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刑法宽容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在沟通过程中,犯罪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国家和犯罪人之间的对抗状态也得到消除或者缓解,这就既确立了被害人的宽容心态,也确立了国家的宽容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和解是社会冲突的及时、有效回应,它不是与社会冲突相对抗,而是与之达成妥协。在和谐社会构过程中,强调对于犯罪这种特殊的、极端的社会冲突的宽容必须被多数人所认同和接。而对冲突的宽容,不仅是指不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且包括鼓励冲突双方放弃对抗,实行让步和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刑事和解的运作,可以实现冲突解决的制度化。⑦

贾贞、陈静在其合写的《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中指出刑事和解的价值在于：一，刑事和解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中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刑事和解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二，刑事和解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在社会化。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犯罪人避免了进一步的侦查、起诉、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造成的影响，犯罪人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社会化。三，刑事和解是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在一些案件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原本是邻居、亲属，因生活琐事发生纠纷，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低。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纽带未被打破，双方一般都有维护原有和睦关系的愿望。刑事和解程序以保护被害人利益为中心，注重发挥加害人与被害人在推动刑事矛盾解决中的作用，努力营造二者之间沟通、对话的氛围，促进双方谅解，在相互磨合中解决问题。四，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刑事和解能使某些案件的处理绕开起诉、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较大的案件,全面提高诉讼效率。⑧

（三）刑事和解的文化和精神基础

赵琳琳博士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中指出“中国文化的比较崇尚和平，中国人深受其文化洗礼，注重和谐出事，遇有纠纷常用协调、商量的方式圆满解决。刑事和解制度可以说与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不谋而合，符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诉讼观念和期望。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成一个具体的原则就是‘无讼’。‘和合’是儒学的价值理想，强调天人合一。这种哲学推及社会生活就是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犯罪人往往注重自身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不希望成为‘公敌’，而被害人在自身权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希望平定安稳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生活在处处担忧和设防当中。因而，通过犯罪方的悔罪和受害方的谅解化解或修复矛盾，籍以重新建立一种和谐关系。”⑨

孙万怀、黄敏在其合写的《现代刑事司法和解精神的基础》指出，“刑事和解之所以得到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包含着基本的理论渊源。一是权力的不可推定的逻辑。权力的不可推定性理论的直接结果是公权力的相对性、有限性和权利的可推定性。公权力的这些属性决定了在现代刑事司法的基本原理必须以此为基础进行建构,在赋予权力的必要的张力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防止公权力过分扩充其边界,防范出现难以纠正的错误,尽管权力的扩充行为可能是出于善意。和解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与权利之间达成的和谐。这种和解的结果在人类有限的认知和智力的前提下,避免了两种极端的出现———或者权力出现严重错误致使权利被干涉,或者权力无所作为致使社会有序受到破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和解精神成为现代行事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其主要通过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化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化的方式加以体现。二是国家公权力与个人刑事权利之间的和谐化。在现代刑事法治领域,冲突已经不再主要展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权力和权利之间的斗法。同样,和解表现的不是被告人承担的责任与被害人之间利益的等同,而是司法权力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二者在追求矫正正义的平台上如何达成妥协。三是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当事人权利关系之间的和谐化。国家在刑事司法中所扮演的角色决不应是矛盾的激化者和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能用调解解决,就不要用暴力解决,能息事宁人,就不要去挑开伤疤;能皆大欢喜就不要两败俱伤。 和解就是通过在公权力的框架之下,寻求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种结果应体现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一定的意志,并且互相获得了一定的满足,从而出现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