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国兴衰与末代滇王的下落

博物馆文物介绍——古滇国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五期，云南省博物馆第一件闪亮登场的馆藏文物就是古滇国的存钱罐——“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贮贝器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

它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仅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

石寨山等地是滇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所有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它们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利。

可以说，贮贝器是滇文化的独特代表，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有些类似。

贮贝器出现后，逐渐取代铜鼓成为滇国重器。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青铜贮贝器贮贝器的出现，是以大量海贝的出现为前提的，而大量海贝的出现，是滇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历史必然。

贮贝器至迟在战国时期的云南地区已经出现，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是贮贝器发展的高峰，汉武帝开滇之后，贮贝器在云南逐步没落，西汉晚期迅速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

贮贝器的盛衰与滇王的政治命运相联系，随着汉文化的深入，滇王失去了统治滇国的权力，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也未能逃过“大一统”的命运。

叠鼓形猎场面铜贮贝器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其最重要的艺术舞台，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

表现题材十分广泛，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鹿、猴、兔、狗、飞鸟等。

人物形象常与墓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等场景。

主角一般形象高大，表面夔金，标志出其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骑士、有狩猎的贵族、还有肩舆上的妇女等，它们是滇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生动再现，承载着滇青铜文化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

贮备器用真观、感性的立体雕塑群像，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以具体入微的写实手法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大事件，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更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出现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消亡于东汉时期的贮贝器是古代滇池地区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其制作工艺集青铜文化之大成，显示了极高的水平，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也为后人研究青铜文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不知有汉”的国度――滇国璀璨的滇文化，是滇国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

它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

今天，抹去尘埃的它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呼之欲出的滇国“夜郎自大”这一成语可谓妇孺皆知，但是提起“不知有汉”，夜郎王却并非第一人。

在他之前，滇王就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当时，中原与溴国这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称霸的国度，彼此相邻却互不相知。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汉朝发滇国之后没几年，这个古国就消失了，只在《史记》中留下只言片语。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后代人都不能确定滇国是否真的存在过。

在云南昆明南部的江川县李家山，有一片低矮的山丘，被发现有古墓群。

考古专家在两个月时间内共清理发掘古墓27座，出土1300多件文物。

这些文物大多是精致的青铜器及玛瑙、玉石等装饰品，均属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之间。

也有壶、尊、锄、凿、纺织工具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鼓、葫芦笙等乐器。

当时就有人推澍，这些古墓群的主人可能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滇国人。

但自从《史记》提到滇国后便再无历史记载，许多人由此怀疑司马迁的记述并不符合史实，认为滇国并不存在。

仅凭发掘出来的墓葬和文物，人们无法作出任何断言。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曾赐给滇王一枚王印。

如果能找到这枚王印，那么一切谜底就都可以揭开了。

但这枚王印真的存在吗?它又在哪里呢?在1956年进行第二次考古时发掘了20座古墓。

其中，第一座古墓存放着一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随葬品有金、银、铜器，有古代记载国之大事的青铜重器，还有代表墓主尊贵身份的编钟和随侍铜俑、饰物以及数量众多的各式兵器和生活用具。

如此繁复的种类，都显示了墓主的富有和显赫身份。

当清理到棺底时，随葬物中闪现出一枚亮铮铮的金印，上面清晰地刻着四个篆字：滇王之印!滇国存在与否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滇国的存在确实不容置疑。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国青铜文化吸收、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

消失古国的前世与今生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是杨慎临江仙中的两句诗。

我不知将其引用在此是否妥当，但如果将人和国皆看作物象，引用此诗就是极妥当的。

人或者国都会被无情的历史车轮所碾压，人的成败，国的兴衰，人的生死，国的更替，最终都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如今长江水依旧流动，昆仑山巍峨屹立。

它们像是时光的见证人，看着英雄人物一代代老去，看着大好江山一代代更替。

存在着的，失去了的都是历史的选择。

大理、南诏、楼兰、良渚、龟兹、西夏、夜郎、车师、古蜀、精绝、华胥、南越、西王母、东胡、匈奴、月氏、乌孙、大宛、于阗（tian)、乌桓、鲜卑、柔然、高昌、契丹这些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转而又仓促消失的特色鲜明的古国。

我们对这些古国或许不是很了解，有的可能是第一次听说。

其实我们在各类小说、诗歌和影视作品中中可以对这些闻所未闻的古国有所了解。

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中曾多次提及大理。

其笔下的大理有温文尔雅的段誉，有风流倜傥的有些过了的段王爷。

在我的印象中大理一直都像是温润如玉的谦谦贵公子，古时的大理在洱海一带，疆域大概是现在的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西南部，缅甸北部地区，以及老挝与越南的少数地区。

公元937年，白族段思平灭大义宁建国，定都羊苴咩城，改国号为大理。

1253年，元朝忽必烈率兵灭了大理。

大理的末代皇帝名叫段兴智。

大理存在了316年，段氏一直是国家的掌权者。

我们在《天龙八部》中看到的段王爷段正淳就是大理古国的第十五代皇帝，之后其出家为僧，传位于段誉。

今天的大理虽褪去了古时的辉煌，成为一个城市但其历史的厚重依然存在。

它依然是沉稳的、美好的、妙不可言的。

走在大理你会感受到水的温润，阳光的美好，自然的放松身心。

大理有著名的四景，人们将它诗意的概括为“风花雪月”，即“下关山”、“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

“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风”“阴岩犹太古雪，白石一化三千秋”苍山的美不逊于阿尔卑斯山。

西南夷传奇——探讨云南呈贡天子庙古滇国墓地1、鸟头形铜钺，高18厘米。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2、上图的线描图。

3、房屋模型铜扣饰。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高8厘米，宽12厘米。

干栏式单体建筑，分上下两层。

上层出墙风板上悬有鼓形饰物，后墙开一小窗；房屋为长脊短檐式，用交叉的木条覆盖；上下层间有木梯连接，木梯较长，直伸至房檐，其上刻几何形花纹，木梯顶端蹲坐一猴，双手各持一物；下层正中横列四柱，柱头有小猴两只。

4、五牛铜桶。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高49.5厘米，盖径29厘米。

圆形盖，盖面微鼓，其上有几何形花纹，盖中央铸一牛较大，周围四牛略小（其中一牛脱落），牛身均有花纹；器盖两侧有对称的长方形器耳，器身近口沿处亦有两个虎形耳，与盖侧器耳对应；桶身遍布花纹，有弦纹、齿纹、圆圈纹及斜线纹等。

另有竟渡纹、鸟纹等图象纹饰，与“石寨山型”铜鼓花纹相似；桶底有三个楔形足，出土时桶内装有海贝。

5、上图桶身的线描图、展开图。

6、上图器盖线描图。

7、八人缚牛铜扣饰。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高6.5厘米，宽10.8厘米。

右侧立一柱，柱上有一平台，其上卧一犬；一牛被牵住前，八人同时捆缚，其中一人持绳数周立于柱前，手扶柱之下段，一人伏于牛下作系绳状，二人挽牛尾，四人按牛背。

8、汉式铜镜。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6号墓出土。

9、蛙形铜扣饰。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10、上图的线描图。

11、鹰头形铜扣饰。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本博以为：滇文化此类以鸟首为题材的铜扣饰甚多，观此图案，此鸟可能就是太阳的化身。

12、铜卷刃器。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13、铜戈。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14、上图的线描图。

15、铜啄。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16、上图的线描图。

17、铜斧。

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群第41号墓出土。

18、上图的线描图。

滇王之印与南越王墓出土玺印之比较作者：徐晶来源：《重庆行政》2016年第06期1956年云南省考古所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在考古发掘编号为M6的墓中发现“滇王之印”一方。

自“滇王之印”出土以后，学界就不断对其开展着多角度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有“滇王之印”真伪的探究、“滇王之印”形制、制作工艺、主人身份以及与“汉委奴国王”印的比较研究等。

从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角度挖掘了“滇王之印”背后蕴藏的信息，为研究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南边疆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线索和依据。

1983年广东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科学挖掘了西汉南越王墓。

该墓共出土玺印23方，其中有篆刻文字的金印3方，分别为：主棺室出土的“文帝行玺”、“泰子”印、东侧室出土的“右夫人玺”。

除篆刻文字的金印外，还发现有文字的鎏金铜印三方，分别为：东侧室出土的“左夫人印”、“泰夫人印”以及“（部）夫人印”。

古滇国与南越国同为西汉时期边疆地区政权，从地理、文化到与汉朝的关系，两者既有所相似，又不尽相同。

本文拟从“滇王之印”和南越王墓出土玺印的对比入手，浅谈笔者对两国文化的看法。

一、“滇王之印”的发掘情况根据石寨山发掘报告，“滇王之印”出自晋宁石寨山古墓群M6，“在墓葬结构上，M6属于土坑墓，为择岩石空隙挖掘成坑而葬的，在没有岩石的边上则加一条木板以为范围，其中北边的木板上还加钉铜皮，增加坚固性。

墓葬的填土下层接近随葬品处，还加夯一层小鹅卵石。

M6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1.90米，深为2.85米，是第二次发掘的墓葬中最深的墓葬。

从各墓随葬品的排列位置可见其方向向东略偏南”[1]。

金印出自M6西南角，根据发掘报告“西南角有漆棺残迹，出玛瑙、绿松石、黄金珠子、扣子甚多，一部分还保留着串缀成幅的原状，又出铜镜一件，金印一件，金鞘铜柄铁剑及铜饰、玉环和其他饰品若干件，原来都是放置在棺内的。

此印（M6：34）出于漆棺底，通体完好如新。

【晓光TALK】古滇文化之谜（九）古滇国祖先都是有钱人！【晓光TALK】古滇文化之谜（九）--珠宝第九章古滇国祖先都是有钱人！滇国墓葬中除了大量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外，还有数量较多的珠宝玉器。

就质地来说，有玉石、绿松石、玛瑙、肉红石髓、孔雀石、石英石、琥珀、琉璃和珊瑚等等，这些器物绝大多数都是装饰品，也有少量的是金属器物上的镶嵌材料。

滇国玉器多为装饰品，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的玉器经检测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有的用于佩戴首饰，如玉镯、玉璧、玉带钩、玉戒指等；有的作为衣饰，如玉珠、玉管、玉片和各种玉制的小动物等；也有的作为青铜器上的镶嵌物，如玉标首、玉环、玉扣等，总之花样繁多，数量有2500多件。

瞅瞅，2500多件呢，就这几个墓地，就这些古人，这也…这也太有钱了吧看看这光泽，看看这质地，看看……，怎么突然有种以前在文化巷摆摊的感觉？？哈哈哈哈！玉镯玉璧形镯玉玦玉剑首玉觹（xi,一声）最早古人结绳记事，觹就是用来解绳结的工具，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配饰。

所有的玉制品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滇王玉衣”。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

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

汉代人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就能使尸骨不腐，可求来世再生。

可是他们也不会想到，这“金缕玉衣”之下自己的遗骸依旧没有得以保存，瞅瞅人马王堆的老太太，就裹了20多件尸衣、尸布保存至今，当然白膏泥和黑炭的功劳也不小！据考古资料，我国现在发现的汉代的玉衣有20多件，其中有名的当属满城汉墓中的两套金缕玉衣。

玉衣使用制度在西汉时期还不严格，一些诸侯王也可以使用金缕玉衣，至东汉时则严格规定只有皇帝大丧时是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可用铜缕玉衣，不过这也只是书面上这么说说而已，实际上仍有“僭越”。

神秘消失的古国-邛都邛都第七章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它的痕迹——邛都邛都，滇国北方诸国中的强国。

它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传说和稀少的遗址。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国，我们已经难以知晓。

邛都与传奇对于邛（jiāng）都这个古国，我们知之甚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存在的证据只凭《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一句话：“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滇国以北，还有数十个小国。

这些小国中，邛都国最为强大。

以前，许多人会怀疑司马迁的记述是错误的。

但随着滇国、夜郎国存在的证实，人们不能不承认《史记》对历史的记载是极为严谨的。

因此，人们也不敢否定邛都国的存在了。

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邛都在汉武帝时被西汉征服，设邛都县。

不久，邛都国的所在塌陷了，成了沼泽汪洋，改名为邛池，南方人则称之为“邛河”。

公元前111年（西汉元鼎六年），邛都反叛，汉兵自越嶲（guī）水兴师讨伐，杀死邛都王，将邛都改为越嶲郡。

邛都一带土地平坦，能够种植水稻。

邛都人喜欢游荡、唱歌。

“邛都”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人根据《史记》说是因为其地陷为沼泽汪洋而得名的，民间传说也说，邛都“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河’”。

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邛都的得名，显然早于它变成泽国之时。

先有邛都国，后又邛都郡，其后，邛都成为泽国，再往后，邛都人造反被镇压，变为越嶲郡。

但是，邛都的得名，确实是与其塌陷有关。

所谓“邛”，在越人后裔之一的壮族语言中，就是“下陷”的意思。

邛都之所以得名，必然与“下陷”有关。

地形的变化，是有一定过程的。

大概在邛都突然变成泽国之前，当地的地形就比周围要低。

关于邛都国塌陷为泽国一事，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相传，邛都国被改为邛都郡后，郡里住着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家里很穷，没儿没女，孤苦无依。

但没多久，寂寞的生活被打破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有一条头上有角的小蛇出现在老婆婆床下。

神秘消失的古国——夜郎神秘消失的古国——夜郎夜郎——被世人误解两千年的古国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

夜郎灭国于西汉末期，汉成帝河平年时（公元前28～25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不服从朝廷调解。

汉廷新上任的牂牁（zāng kē，今贵州省大部分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平定了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

从此后，夜郎不再见于史籍。

夜郎国存在了约300多年，其文明发展在西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

夜郎国的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 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

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

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

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

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

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

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

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夜郎自大”，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成语。

当年，位处蛮荒之地的夜郎国国王向汉朝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结果，他这句话让世人贻笑千年。

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向汉王朝叫板。

夜郎是僻处大山的方国，即便是今天，交通也多受限制，两千多年前更是山隔水阻。

偶有山外客来，他们急于打听山外世界，向知道汉朝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也多亏了“夜郎自大”这个贬义性的成语，使夜郎国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国留在了史册上，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