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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意义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重要的思想体系，它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起源、发展和未来趋势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将深入探讨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内涵、核心观点、贡献与限制，以及如何应用于实践。
我们来探讨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内涵。
在现代性这个词的诠释上，韦伯强调了理性化、专业化、科层化以及个体化的特征。
理性化指的是人类行为与思维方式越来越依赖于理性和科学方法；专业化则意味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专门的角色；科层化指的是社会组织和政治体制的结构形式越来越趋向于科层制，即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管理模式；个体化则反映了个人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和独立的过程。
现代性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了解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观点。
韦伯认为，现代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性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独特道路。
在发展历程上，韦伯提出了“祛魅”的概念，即对神秘力量和传统信仰的消除，从而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方法来理解和掌控的客观对象。
在未来趋势上，韦伯认为科层制将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则可能成为科层制发展的牺牲品。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韦伯现代性理论的贡献和限制。
贡献方面，韦伯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视角，他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维度。
同时，韦伯的理性和科层化思想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
然而，韦伯的理论也有限制。
他过度强调了理性和科层化对于现代性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
他对个体的不够，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体的需求和能动性。
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带有浓郁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忽视了其他文化和地区的现代性发展。
在总结了韦伯现代性理论的内涵、核心观点、贡献和限制后，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应用于实践。
马克思韦伯的名词解释马克思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
马克思韦伯的名词解释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以不同的主题来详细探讨马克思韦伯的若干重要名词解释。
一. 理性化与官僚化马克思韦伯对理性化和官僚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认为，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指的是个人和组织在思维和行为上更多地采用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这种理性化的过程导致了官僚化的出现。
官僚化则指的是一种组织形式，特点是有明确的等级制度、规范化的职责分工和决策程序。
在官僚化的背后，隐藏着对个人自由和创造力的限制，以及对权威和规则的过度依赖。
马克思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官僚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二. 社会阶级与权力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框架中，社会阶级与权力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
他认为，社会阶级是根据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地位和财富分布而形成的社会群体。
而权力则是指一种能够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韦伯将权力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权威、合法权威和魅力权威。
传统权威是通过习俗、传统和习惯来建立的权力；合法权威则是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和合法程序来建立的权力；而魅力权威则是通过个人魅力、领导能力和吸引力来建立的权力。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级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即阶级地位决定了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权力，同时权力也会影响一个人的阶级地位。
三. 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韦伯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是对某一现象或群体的理性构建，用于分析和理解现实社会中的复杂现象。
通过构建理想类型，可以更好地抽象出现实社会中的普遍性特征，并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分类。
理想类型是韦伯研究的基础，也是他提出理性化和官僚化理论的理论工具。
四. 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马克思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强调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和决策。
2014年第4期（总第22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Exploration No．4，2014Serial．No．225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陈阳（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摘要：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长久以来存在着争议。
这不仅是因为韦伯思想本身的广博与充满张力，更是因为韦伯触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出发，以文本的变化为基础，通过对韦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进行梳理，从中能看到韦伯理性化思想的发展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理性化；滕布鲁克；施路赫特中图分类号：C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 （2014）04－0027－04收稿日期：2013－12－25；修订日期：2014－02－28作者简介：陈阳（1977—），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诠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经历了“帕森斯化”和“去帕森斯化”的过程；在欧洲经历了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的悲观主义的阐释与批评［1］3－31。
1975年，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发表了关于韦伯作品的专论文章，使对韦伯的理性化主题的诠释成为关注的新焦点。
腾布鲁克在关于韦伯主题统一性的文章中，对韦伯的著作史进行了考察［2］。
从腾布鲁克所提供的韦伯著作史线索出发，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本内容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对韦伯的新教伦理进行深入研究与他的理性化主题予以进一步把握。
一、新教伦理研究计划的提出与改变在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韦伯曾经提出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战略：“禁欲的理性主义对于共同体构建及伦理的社会政策的内容的意义现在必须予以描述，即，它对于组织类型和社会共同体的功能的意义，这些社会共同体的范围从秘密宗教集会直至国家。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一、本文概述1、介绍马克斯·韦伯及其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他在社会学领域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其学说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韦伯的学术生涯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他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权威、官僚制、理性化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两部主要作品《经济与社会》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他提出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两个概念，不仅在社会学领域，而且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工具理性强调行动的效率与手段，而价值理性则关注行动本身所承载的价值。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社会的失范。
韦伯对于权威类型的划分也极具启发性。
他区分了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这一分类框架至今仍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也颇具洞见，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但同时也指出了其固有的弊端，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
在宗教与社会关系方面，韦伯提出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这一观点对理解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深刻而广泛，他的理论框架和观点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韦伯的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
2、阐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及其在韦伯社会学思想中的地位韦伯，作为德国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社会学思想深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比较儒教与犹太教：未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与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吾 淳【摘要】在马克斯·韦伯深邃的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不同宗教，确切地说，考察不同宗教“祛魅”之于理性的影响。
韦伯判断一个宗教的理性化水平即祛魅程度主要依据两条标准，要之就是：对巫术斥逐的程度和对伦理依赖的程度。
韦伯对儒教与犹太教都有过专门的论述，其中理性与祛魅主题可说贯穿始终；?集这些论述并加以梳理，我们即可看出韦伯对于这两个宗教系统，进而，对于更多宗教系统祛魅程度或理性程度的基本看法。
无疑，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看法未必都正确，但是，其大的方向没有偏差，大的判断没有错误。
本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一、儒教：未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二、犹太教：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三、其它因素特别是宗教伦理之于理性主义的重要影响。
有意义的是，宗教理性化或祛魅化这一问题恰恰是与张光直“连续性”与“突破性”理论相吻合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就不仅仅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会涉及更为深广的历史与文化问题。
【关键词】韦伯；儒教；犹太教；理性；祛魅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５２－９作者简介：吾淳，又名吾敬东，浙江衢州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法政学院哲学与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成果在马克斯·韦伯深邃的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考察不同宗教，确切地说，是不同宗教“祛魅”之于理性的影响。
韦伯认为“判断一个宗教所代表的理性化水平”，“可以运用两个在很多方面都相关的主要判准”，一是“这个宗教对巫术之斥逐的程度”；二是“它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及以此它本身对应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①要之，就是：一、对巫术斥逐的程度；二、对伦理依赖的程度。
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韦伯读后感在繁忙的生活中，偶然间翻开了中关于韦伯的部分，没想到竟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让我这个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有了一番别样的思考和感悟。
韦伯所探讨的那些思想，初读时感觉有些晦涩难懂，但当我耐着性子深入进去，却发现其中藏着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智慧。
就比如说他提到的“理性化”，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想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早上被设定好时间的闹钟叫醒，匆匆洗漱后，按照固定的路线去上班或者上学。
在工作或学习中，遵循着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流程，丝毫不敢偏离。
就连中午吃什么，都可能是在几个常去的餐馆中做一个看似“理性”的选择。
晚上回到家，累得瘫倒在沙发上，刷着手机里那些被算法推荐的内容，仿佛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可不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在生活中的体现嘛！韦伯还谈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家里装修的事儿。
为了能找到性价比高的装修材料和工人，我可是做足了功课。
在网上对比各种品牌和价格，计算着每一笔开销，这显然就是“工具理性”在发挥作用。
但当我面对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却犯了难。
是选择简约现代风，还是温馨田园风？这时候，价格和性价比不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我更多地是在思考哪种风格能让我每天回到家感到舒适和愉悦，这便是“价值理性”的体现。
然而，在这个追求效率和效益的时代，“工具理性”似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就像身边的一些朋友，为了追求高薪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真正喜欢的兴趣爱好，每天在办公室里忙得焦头烂额，却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这份工作对自己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韦伯所说的“祛魅”也让我感触颇深。
过去，人们对于自然、对于神灵，总是充满了敬畏和神秘的想象。
而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一切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那种神秘的魅力逐渐消失。
就拿生病来说，以前可能会觉得是神灵的惩罚或者是命运的捉弄，现在则会依靠各种医学检查和治疗手段来解决问题。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活似乎变得有些过于“赤裸裸”，少了一些诗意和想象的空间。
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读韦伯《法律社会学》笔记马克思•韦伯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关注宗教、文化、和思想对于经济和法律的影响。
在这本《法律社会学》一书中探讨西方法律之发展与特色。
对现代法社会学之研究，既关重要，影响深远。
韦伯在法社会学的主张，应以其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最具代表性。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在他的书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
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
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书中的中心论点: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形式理性法律。
核心问题是：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形式理性化的展开过程及形成原因.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是西方全面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高成就是形成了现代西方欧陆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
本书论述了法律思维的类型、法典编纂（罗马法的承袭）、自然法、法律发展的担纲者等内在因素和宗教、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对西方法律朝向形式理性的秩序发展的影响。
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形式理性”的法律因其一般化普遍的规则、严密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意义的逻辑解释，不受任何外在实质价值（政治、伦理或宗教的规范）的干扰，因而极大地促成了法律的可预测性，保障个人自由，间接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韦伯认为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三是科学合理性。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
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读书心得——评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交互中的建构：新教伦理、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其论著的引言中首先便探讨了“到底是哪些环境因素的联合效应，使得西方文明中(并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观的文化现象存在于一系列的发展进程中”这一问题，而答案便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
韦伯依次从西方科学、史学、艺术、政制的特质切入，分别论述了和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这些领域是何等的具有理性，而最关键的论述在于，韦伯提出于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力量，不同于大众的一般认知，韦伯认为“一定要彻底抛弃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本性贪婪的幼稚想法。
资本主义的理性首先表现在它的获利欲求上，资本主义根据现代化的、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资本核算的系统是具有理性的，尽管这种核算机制在经贸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西方却从其中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很重要的因素便在于在现代西方国家形成了独有的“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
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体现依然主要在于它与各种技术因素的连接，这种联系“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特点”。
那么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何以与经济活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经济的驱动，而驱动力的来源何在？韦伯给出了自己的两个诠释，其一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宏观调控机制，韦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存在的冒险和投机，但理性结构可以很好地起到保护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理性运行的作用。
而另一驱动，则来自于宗教，来自宗教带来的西方特有的理性，而谈及宗教与理性的关系，韦伯提出了“条件理性化”和“部分理性化”的两种定义方式，前者指某种思想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理性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可能看上去不那么理性；后者则指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生活中可以兼具符合这种理性化条件的理性的部分和不符合的非理性的部分，而对它们进行文化历史角度的差异性分析，就“一定要清楚生活的哪个部分被理性化了”。
浅析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化”的几个论断
本文分析了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化“理论的论断，解读了西方资本主义理性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趋势，梳理了资本主义法理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探讨了其与东方儒家思想可能存在的联系。
标签：韦伯西方理性化资本主义法理社会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的变革，自然科学和技术革命获得了崇高的地位，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以民主制和法理社会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兴起，宗教压迫被高呼“人权”和“自由”的人们抛弃。
可以说启蒙主义的“理性之光”照亮了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理性化也是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
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在精细测算投入和收益的基础之上，现代官僚体制避开了封建专制统治非理性一面，自由民主以及个人主义的追求是为了对抗宗教的蒙昧无知。
现代性的发展与中世纪相比是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各种新的问题，本文所要论述的韦伯悲观地将现代西方社会描绘为陷入了无法逃遁的理性之“牢笼”中。
一、韦伯的问题与西方理性化的历史背景
韦伯的问题在于为何仅仅只在西方发展出的理性化模式对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韦伯对不同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意识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历史性分析，试图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经济模式和国家组织形式的变迁。
在他看来，要理解人类在各种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行为模式需要先把握总体性的社会意识，关注精神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活动，这也是韦伯所认为的社会学的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是采取一种唯心主义的态度，他从文化和意识的角度理解社会行为是在肯定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进行了，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有别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更为系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对韦伯而言，西方理性化进程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祛魅”（或“除魔”），“理性化的蔓延表现为逐渐‘对世界的去魅’——消除巫术的思想和实践”[1]。
韦伯认为具有克里斯玛[2]特质的“宗教（理性）先知”对于彻底驱逐巫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促进了宗教制度的重大变革。
理性先知的清规戒律提倡一种确定的、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有力的影响了宗教团体内的理性化程度——在“中世纪西方某个地方”，僧侣过着合理的生活，以有规则的方法为了一个目标，使用合理的手段去奋斗。
时钟只为他们报时，一天24小时也为他们而划分。
[3]
对人生目标有统一认知的理性先知首先促进了宗教教徒的理性化程度，而后在教士阶层有条不紊地推动下将理性的生活方式拓展至普通民众。
不过这个过程远比理性先知对宗教信徒的影响要间接和漫长得多，甚至在很多宗教教派中始终无法完成，也无法完成驱逐巫术的祛魅过程。
释迦牟尼属于“模范性先知”，他的追求从未想要强加他人，这也成为佛教的主张之一，佛教教义几乎不对“俗人”
提出任何塑造生活的要求，所以在韦伯看来印度佛教“充其量也不过是以一巫术代替另一种巫术而已”[4]。
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推行的忏悔制阻碍了理性生活方式的扩散，普通人如果犯了应罚之罪可以通过忏悔丢掉包袱，是对触犯教义而产生的负罪感的解脱，统一的、有规则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被打破了。
唯有通过宗教改革消除宗教与世俗的边界才能将理性的生活方式推广至民众。
总之，“伟大的宗教先知们，以及教士们有条不紊的活动是促成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力量。
宗教理性化确立了清晰统一的意义体系，有别于无规则的巫术解释和抚慰形式”[5]。
理性先知的寓言是摧毁巫术力量、确立一种理性生活行为的唯一途径，他以创造奇迹或其他的方式证明他能够打破传统的神圣法规。
“先知的行为使世界摆脱巫术，在这一过程中为我们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6]
二、世俗理性主义的蔓延、法理社会的内在矛盾
早期的宗教的理性还仅仅针对小部分特殊群体，但是当理性先知的预言、宗教的教义直接影响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后，理性成为一种世俗化的追求渗透到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现代国家因此在西方诞生了。
现代国家的发展以带薪的官员进行专业的行政管理为特征，以公民身份的概念为基础。
现代国家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进步密切相关（理性地计算盈亏、理性的簿记行为，这两者是关键因素），但是离开了现代国家理性的司法行政，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统治者就像企业家剥夺工人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一样剥夺行政人员对行政权力的私有权，培养出一批“一无所有”又忠诚于他的幕僚，那他面临来自政权内部的挑战就越小。
这一过程在现代官僚制国家中发展得最完善。
“现代国家最终将控制政治组织的全部手段，而且实际上将集中在单个首脑的控制之下”[7]。
因此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与民主制之间产生出了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最激烈的矛盾。
官僚体制对应着韦伯区分的三种权威类型中的“法理性权威”，指拥有权威的个人根据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准则行使权威，这种准则不是传统的遗产，而是在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情境内有意识建立起来的。
受制于权威的人之所以服从上司，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依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界定这种权威的不受个人因素影响的准则。
它与“传统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相比而言也是最为民主的权威类型，民主制的扩大要求官僚体制的扩大，但是相反的情况却未必发生：
1、官员从民众的所有阶层中依据受教育程度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地选拔，但是这种体制形成了“官员阶层”，官员们由于其职位不受来自外界的个人或集团特权的影响，他们拥有比先前更大的行政职权范围。
这是一种受到保护的垄断形式，并且这种垄断比此前的特权更为“武断”和自主。
2、虽然民主权利的扩大要求官僚制随之扩张，但是官僚制的扩张未必带来
民主的扩张，甚至不会发生。
古埃及和古罗马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里，全体人民完全服从统治者。
”
3、民主政治必然会促成“凯撒型”政治人物的产生，不具备克里斯玛特质的人是不会吸引民众支持的。
但是这种领袖被选出来之后实际上与民主政府格格不入，卡里斯马本身就是对法理权威的威胁，因此由议会加以控制，对于企图超越法定权力范围的领导人，议会提供了一条弹劾他们的途径。
韦伯因此反对社会主义，认为通过社会主义扩大民主政治只是缺乏论证的幻象，社会主义势必要扩大官僚制的规模，只会让广大民众的政治自主权进一步被削弱。
在民主与官僚制的矛盾中暗含着更为深刻和普遍性的“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矛盾。
“形式理性”指根据理性计算原则来组织安排行为的程度。
实质理性指达到目标最快的方法不是根据日常经验以及实用式思考，而是根据更高的价值观。
性质理性对应着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实质理性对应着民主社会的崇高理想。
官僚制一旦建立以后就十分稳定，并会渗透到包括美术、音乐和建筑在内的所有西方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人们也拥有实质理性，比如个人创造力和行为自主性这种西方文明中最有特色的价值。
但是实现实质理性又无可避免的运用了形式理性。
因此，人们在理性化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被带入了“牢笼”之中。
现代的个性不再是古典主义理想中那种追求完美的个性，也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总体个性。
现代人的个性，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到艺术或某种神秘体验中去寻找个性形塑的空间，而是受日常生活中探索一个人的天性。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放弃了对“普遍个性”的渴望，面的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将自我寄托在了无个性的工作之中。
而这一切产生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者的内在对立基础之上，无法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