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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自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的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这场运动以全新的理念和独特的视角, 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 试图把公共行政从韦伯的模式即中央集权、强调科层结构的官僚体制中解救出来, 以全新政府模式替代已走向尽头的官僚制, 其倡导者不遗余力地对官僚制进行了炮火猛烈的抨击。
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然而, 在新公共管理的浪潮过后, 我们发现, 官僚制并没有因此而倒下或者被摒弃, 它依然是各国政府、各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的主要组织方式, 经过了新公共管理的洗礼, 官僚制不但没有终结, 反而在进一步的修缮中成为更加稳固的行政体制。
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不由得需要思考, 新公共管理对与官僚制的批判是否起到了破旧立新的作用? 答案似乎是否。
这说明新公共管理在批判官僚制、提出替代性方案方面做的并不好。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分析中得出。
1、新公共管理批判官僚制的一个重点就是效率问题。
新公共管理者们认为, 理性官僚制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在于其忽略了官僚制的某些负面效应, 韦伯忽略了官僚制的无( 低) 效率就理应遭到攻击。
在此基础上, 新公共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来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包括引入企业式管理方式、重塑政府。
需要反思的是, 官僚制的内核是效率吗? 新公共管理者对官僚制内核的理解出了偏差。
从韦伯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 韦伯认为官僚制之所以是实现法理型统治的最纯粹的方式, 是因为官僚制是最理性的, 理性贯穿了整个官僚制的全部思想, 是理性官僚制的核心。
正是有了理性, 官僚制才产生了高效率的结果。
批评者都以效率代替了韦伯官僚制分析中的理性这个中心概念, 把经验观察来的低效率作为官僚制的弊病而加以抨击, 因而显得苍白无力, 无法撼动其根源。
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依然存在并无法摒弃, 这就是为什么新公共管理无法使官僚制彻底消失。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韦伯管理理论（weber’s management theory）又称行政组织理论、“科层组织论”、官僚模式理论。
指通过公职或职位来管理，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的一种管理理论。
1、明确分工对每个职工上的非政府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存有明晰的规定，并做为正式宣布职责并使之合法化。
2、权利体系官员们按职务的级别和权力等级展开精心安排，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严格的指挥系统，每个职务均存有明晰的职权范围。
3、规范录用人员的提拔全然根据职务建议，通过正式宣布的考核和教育、训练去同时实现。
每个职位上的人员必须尽职尽责，同时，无法随意撤职。
4、管理职业化管理人员存有紧固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晋升制度，就是一种职业管理人员，而不是非政府的所有者。
5、公私有别管理人员在非政府中的职务活动应与私人事务区别上开，公私事务之间理应明晰的界限。
管理人员没非政府财产的所有权，并且无法滥用职权。
6、遵守规则和纪律非政府中包含管理人员在内的所有成员必须严格遵守非政府的规则和纪律，以保证统一性。
韦伯的理论受到了挑战。
官僚制与官僚制理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官僚制作为实践中的一种国家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有着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对这种制度作出定义，正是在马克斯。
韦伯为这种制度并作了命名并明确提出了官僚新制的“合理性”建议之后，人们才已经开始高度关注这一统治者和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和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明确提出官僚制建设和改良的方案。
而至了20世纪70年代末，当一切关于官僚制建设和改良的方案都宣告失利之后，便发生了“挥别官僚制”的猛烈呼声。
官僚制是一个国家中的官僚组织和行为体系，是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对社会实行统治和管理的工具，是在社会统治和支配行为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制度化的社会组织现象。
官僚及其官僚体制的全部功能都服务于国家的这种统治和管理的目的。
求 索/2005/3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周发源 丁知平摘 要: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
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
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
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关键词:理性官僚制;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理论局限;启示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5)3-061-04作 者:周发源,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丁知平,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并不等同,但官僚制导致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
正因为如此,考察官僚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从官僚制自身出发来发现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现代的理性官僚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基石之上的,而且在20世纪的实践中官僚制并不仅存在于政府之中,而是作为一种普遍实行的管理体制被扩展到了整个社会。
韦伯认为,西方历史上存续不断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内在动力———理性化,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
他从人类行为动机的角度区分出两种合理行为,即目的取向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行为,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官僚制正是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创造。
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应对官僚制进行理论反思,发现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寻求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途径。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以非人格秩序神话背后的真实故事为观察点周毅之内容提要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哺育成长并以权利平等的名义走上历史舞台的。
这里存在着无法破解的形式与事实的对立、普遍和特殊的对峙、抽象和具体的对抗。
非人格秩序的神话以及韦伯对非人格秩序范例的官僚制所产生的苦恼,就是这种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果。
但韦伯式的苦恼只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中的悖论产生的浅表层面的不安,而生活真实中的故事则是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官僚制“钢铁外套”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
这一真实故事的情节在治理、善治的形式外套中同样继续,“元治理”困境即为明证。
关键词非人格秩序官僚制治理理论本文所述的非人格秩序,主要是指工业化背景中坐拥形式合理性权威的秩序,是由工具主义所论证并进而造就如马尔库塞所称“单面人”现象的权威化的秩序,而不是指前现代的神学秩序。
由于这种秩序特别典型地体现在科层式的官僚制中,所以在本文中尤其特指被韦伯论证的在官僚制中的技术合理性秩序。
现在的人们久已对官僚制这件“钢铁外套”愤愤不平,对这种官僚制的独立性深表憎恶,视之为以理性的名义使人遭受蒙昧和奴役的技术神话。
所以,人们在谈论哲学时热衷于使之“祛魅”,瓦解其神话化的性灵,促使其“碎片化”;在谈论政治时则热衷于打破其独立性壁垒,寻找“最小政府”的当下乌托邦,或代之以政府和社会合作的“善治”。
但是,生活并不理会这些用辞句反对辞句的言说,生活中的故事要比书斋里的逻辑更为鲜活,当学者们为官僚制独立性、为“钢铁外套”而苦恼时,真实的故事却是政府早被强势集团所俘获和役使,“钢铁外套”不过是这些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在这个僵滞的形式里面实际展开着的是无比生动却常常令人憎恶的情节。
因为这个故事与韦伯关系最密切,所以我们从韦伯和他的官僚制说起。
韦伯被迫面对“官员统治”、“灵魂分割”的苦恼19世纪末,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越出制宪时期而转向公共管理时期①,因而放弃了近代的民主政治理想,转向了管理的科学和技术,理性主义从理想原则转向了科学原则,官僚制也由此开始在技术合理性的框架中获得说明。
简述马科斯.韦伯的官僚制的主要内容1.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主要内容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官僚制的研究是其重要贡献之一。
官僚制是指一种专业化、规范化和等级化的组织形式，通常出现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和教育机构中。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韦伯着重分析了官僚制的特征和原则。
他指出，官僚制通常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分配，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
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容易导致僵化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韦伯还强调了官僚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抑制。
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的理想类型。
在他看来，理想的官僚制应该具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分配，规范的程序和决策方式，以及严格的纪律和执行力。
韦伯将官僚组织比喻为“铁笼”，暗示了它对行为的规范和束缚。
然而，他也意识到理想的官僚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组织的僵化和失灵。
第三，韦伯关注了官僚制对社会的影响。
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代价。
官僚制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抑制。
官僚制可能会导致官僚主义的繁荣，使组织变得迟钝和难以应对挑战。
在总结韦伯的观点时，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是一种必然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了解官僚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和灵活地理解这一主题，并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地应对它带来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对现代组织管理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对官僚制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性思考，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官僚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韦伯强调了官僚制的特征和原则。
他认为，官僚制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分配，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
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效率和可预测性。
然而，正是这种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和僵化。
韦伯理性官僚制：意味、审理与反思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理性官僚制的先天性缺陷及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逐渐显现并为人们所意识到而成为政府改革批判的靶心。
但理性官僚制仍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仍是现代最为普遍和成功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新公共管理对它的批判并非站在革命的立场而只是采取革新的态度沿着科学化、技术化的方向对它的完善和校正。
标签：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一、韦伯理性官僚制的意味作为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支柱之一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得以系统化与韦伯的贡献无法分割,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合理统治的行政组织,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 “是法理型支配的最純粹方式”。
一套由组织成员全体协商或强制建立并明确公布的内部逻辑一致的法律规则是法理型支配的基础,以对一套非人格化的无私秩序的服从代替了以往对某一个人的服从: 1.科层化。
实行职务等级制原则, 按等级赋予相应的权力;2.公私分开。
明晰的公私界限,公事公办,私事私办;3.专业化。
按知识与能力选拔和任命官员,注重分工和专业培训。
4.职业化。
契约任命,固定薪金报酬。
5.行动及效果的可预见和可计算性, “对于官僚制来说,‘可预见的规则’具有真正决定性的意义。
”〔1〕因此,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体系,体现了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和理性精神,“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
……在所有的领域里,‘现代的’团体形式的发展一般是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
”〔2〕在韦伯看来“官僚制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3〕“它意味着理性和效率,是极权主义统治滥用权力的替代物,”〔4〕其取代传统官僚制而作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堪称是社会管理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的挑战及思考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他的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宽阔，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
他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具有丰厚的思想内蕴，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
一、理性官僚制: 行政组织的权威理论
现代国家的行政组织，无论是私人组织还是公共组织，都可追溯到韦伯的理性官僚制。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以授权———分层、集权———统一、命令———服从为特征，以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行政管理的程序化、规范化为目标，高度重视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按照职位和职能对权威资源进行配置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是同市场经济、理性的法律以及民主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组织管理复杂化的需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
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合法权力: 传统权力，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由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韦伯认为正
是统治者及其行政管理人员行使权力、被统治者服从、权力转化为权威时，组织秩序才得以维护。
历史上能被社会接受的合法统治大致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
型统治和合法型统治。
传统型统治建立在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的; 而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创立的制度的神
圣性或者英雄气概之上; 合法型统治则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级领导，
相信统治者是合法受命而为。
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权威基础和组织理论的核心，一切关于
韦伯官僚制的研究都需要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才能把握其真谛。
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是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权威或统治都必须以某种合法性为基础。
合理性概念则是官僚制理论的一个学理预设，在该理论中，韦伯是预先确立合理性概念，再去设计其理性官僚制模型的。
他认为，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属于非理性的统治，都不宜作为现代官僚行政管理组织的基础，而合法型统治属于理性的统治，可以作为现代官僚行政管理组织的基础。
韦伯这些思想受当时社会文化和形势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为构建中国公共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
二、理性官僚制面临的挑战
不可否认，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用刚性制度和法律来构建其研究范式，抛弃了经验管理中的人治色彩，带来了理性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体现了某种“官僚制精神”。
所谓“官僚制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精神，例如法律法规是基于效率和公正原则制订的，组织的行为选择是基于逻辑分析而为之等等。
韦伯认为，正是这种非人格化的管理体制显示出了以往其它管理模式无法媲美的管理效率，适应了现代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
”
然而，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官僚制行政体制及其行政流程越来越难以适应个性全面发展、利益多元化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物治理的需求，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一系列危机和挑战。
韦伯对于官僚制的分析基于两点，一是关于合法、理性统治之下的官僚制理想状态的理论，二是把它作为市民社会原理的对立面，存在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官僚制化”的问题。
韦伯的研究集中在“理性”官僚制的论述上，同样，批评者的辩论焦点也集中于此，西方管理学界、社会学界乃至政治学界，都有学者对韦伯进行反思和批评，形成鲜明的两个派别，即把官僚制看作能达到最大效率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韦伯派”和极力批判其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等负面现象的“帕金森派”。
在许多人眼里，官僚制总伴随“低效率，缺乏创新、僵化、教条、办事拖拉，”“个性根本不再会有任何希望得以张扬”。
戴维·奥斯本和泰德·盖布勒也在《改革政府》中提出十大新的管理原则，对理性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 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
”
美国组织理论家沃伦·本尼斯在他的《官僚制的灭亡即将到来》一书中毫不留情地预言: “从六十年代算起的二十至五十年里，人们将目睹并亲自加入官僚制的送葬队伍。
”
自此，官僚组织成了机构膨胀、效率低下、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管理僵化、精英集权的代名词，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在全球性政府改革浪潮下，潮 CI 理论打破官僚制的呼声成为西方各国行政改革中的一个强音符，“摒弃官僚制”、“重塑政府”之声此起彼伏。
“建立和维持一个顺乎民意而负责的官僚机构，是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社会或落后社会———的难题之一。
”
如同彼得斯所言，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政府官员正寻找方法以转变成为更为企业型的官僚，并减少繁文缛节的羁绊，但许多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三、理性官僚制的进一步思考
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理性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被看成西方世界和中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不受欢迎的事物而备受责难和批判，然而，目前学界反思所产生出来的改革思路和方法，所提出的方案其实质还是立足于工具理性，这与其说是要
破除官僚制，不如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官僚制，陷入了一系列悖论之中。
至今还没有一种组织理论能够替代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可以替代它的新公共行政管理模式，足见该理论和模式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任何试图解决组织僵化问题或实行组织扁平化的运动，并非要摒弃官僚制，而是对官僚制的修补完善。
转型期的中国虽然在改革内容和取向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不同，但也是一次对官僚制的机构改革为主要形式的变革。
从形式上看，我国各级行政组织在行政结构、行政行为、行政文化诸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虽然已经具有完备的层级化、部门化机制，但是政府职能界定不科学、机构设立不合理，从而造成职能交叉、机构重叠、层次复杂、人员队伍庞大、办事效率低。
因此，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官僚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在韦伯看来，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兴起的理性官僚制与传统的官僚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规则通用性不高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这些规则的公平性和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
能否承接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置换甚至是彻底摒弃理性官僚制的做法，抑或能否立足理性官僚制理论，使之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理性官僚制中明确划分人员和机构的职责权限，并由严格的法规设定; 按规章办事，
严格的公私分开，对事不对人; 强烈的理性精神、法治精神和科学精神; 公务管理需要专门的技术知识，并根据需要对公务人员进行培训; 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使政务工作处于规
范化和制度化的调节之中等等，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和引入理性官僚制，而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中国客观现实，去伪存真，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政府部门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立足于中国具体的行政环境，考虑社会发展平台的历史性差异，不仅要重视官僚制暴露出的与市场经济状况相冲突的各种弊端，坚决摒弃其不合理成分，同时更要构建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公民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的理性路径，从而推动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