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传老子师_容成遗说钩沉_先老学初探

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袁珂先生《中国神话通论》对这一则神话有很好的解释：“倏、忽，譬喻的是一瞬间的时间。

当宇宙还是混沌一团的时候，就连一瞬间的时间观念也不会产生。

直到混沌开辟，才有时间观念的产生。

”需要补充的是，就“倏”处于“南海”，“忽”处于“北海”看，“倏”与“忽”不仅代表时间，也代表空间。

《庄子》是讲宇宙观的，其《庚桑楚》说：“宇者，有四方上下……宙者，有古今之长。

”宇指空间，宙指时间。

由此可见，作为宇宙的倏与忽产生之前，原是浑沌的世界。

当宇宙产生，也就结束了混沌状态。

《庄子・应帝王》说：“日凿一窍”，凿完七窍而人类有了“视听食息”时，也就是有了宇宙，于是“浑沌”死了。

庄子哲学源于老子，《庄子・应帝王》中“浑沌”的寓言正是对《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之“混”字的最直接正确的阐释。

“有物”之“物”即“道”、“易”、“太一”那么，这个在混沌状态中形成，先于天地而产生的“物”是什么呢？《老子》认为就是“道”，也就是“太一”。

其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返）。

老子在这里给这个“物”取字为“道”，命名为“大”。

大也就是“太”，即太一。

１９９３年发现、１９９８年公布的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所出竹简有《太一生水》篇，为我们理解《老子》二十五章的“物”、“道”、“大（太一）”提供了更具体的资料。

兹据李零先生《郭店楚简校读记》，将其原文主要部分都是化生天地阴阳而形成宇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四十六章）夫道……生天生地。

（《庄子・大宗师》）一阴一阳之谓道。

（《周易・系辞》）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说文》）由此可见，“道”与“太一”都是宇宙的本源，而这个本源就是那个在浑沌中形成的物体。

“太一”与“道”就是这个物的“名”与“字”。

在先秦文献里，对这个宇宙本源之物还有一个称呼，这就是“易”字，《周易・系辞》说：易与天地准。

玄学（道家哲学思想）学术要旨玄学是对道家的表达。

可以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的一种。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

“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

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

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上学的问题。

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的贵无与崇有两派。

简要介绍释义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时期。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

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

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扬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

唐代-韩愈《原道》原文、译文及注释原文：原道唐代-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

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

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

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

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

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

入于彼，必出于此。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

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

”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

”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

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

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

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

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

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

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

为之君，为之师。

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

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

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

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

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

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

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剖斗折衡，而民不争。

”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着名导师。

在本世纪初的疑古辨伪运动中，梁启超尽管承认自己不如胡适、钱玄同“疑古最勇，辨伪最力”， [1]但就古书辨伪方法而论，他的论述最为系统、详密，最具代表性而又影响最大。

如张心澂着《伪书通考》，其《总论》部分即多本梁说。

特别是论“辨伪的方法”，主体部分即梁氏之说。

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等书，在论辨别伪书的方法时，皆采梁氏说以为代表，皆奉梁氏说为圭臬。

对梁氏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余嘉锡早在30年代就有异议，其说主要见于《古书通例》一书，可惜并未为世人所重。

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阜阳竹简、定县八角廊竹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竹简、荆门楚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学者们开始发现，疑古辨伪运动固然在史观上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许多的“伪书”并不伪。

80年代后期以来，时贤对疑古辨伪造成的冤假错案更开始进行深层的反思，李学勤先生的《对古书的反思》、李零先生的《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可谓代表。

平反疑古辨伪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必须反省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理论依据，而梁启超所揭示的辨伪方法作为判定古书真伪的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反省的首选。

梁启超关于辨伪方法的系统性论述首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系梁先生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讲演之讲稿，同年11、12月《改造》杂志第4卷3、4号揭载部分，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

在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中，梁先生提出12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1924年春，梁先生着《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此“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后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至18号，并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其第四节《辨伪书》中梁先生总结出清儒辨伪的6条“重要方法”。

【原文】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①，养正命②，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肤色皯黣③，昏然五情爽惑④。

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⑤，进智力⑥，营百姓⑦，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

黄帝乃喟然赞曰⑧：“朕之过淫矣⑨。

养一已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

”于是放万机⑩，舍宫寝，去直侍（11），彻钟悬（12），减厨膳，退而间居大庭之馆（13），斋心服形（14），三月不亲政事。

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

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15），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其国无师长（16），自然而已。

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

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

都无所爱惜（17），都无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热。

斫挞无伤痛（18），指擿无痟痒（19）。

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

云雾不硋其视（20），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21），山谷不踬其步（22），神行而已。

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23），告之曰：“朕闲居三月，斋心服形，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其木。

疲而睡，所梦若此。

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24）。

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又二十有八年（25），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26）。

百姓号之（27），二百余年不辍。

【注释】①喜天下戴己——王叔岷：“《路史后记》五注引…戴‟上有…之‟字，当从之。

…喜天下之戴己‟与下文…忧天下之不治‟句法一律。

《艺文类聚》十一引…戴‟上亦有…之‟字。

”戴，拥护，尊奉。

②养正命——俞樾：“正当为生。

”③焦然肌色皯黣——焦，一本作“燋”，二字通用。

焦然，枯焦的样子，面色黄黑。

皯，音gǎn（杆），面色枯焦黝黑。

黣，音měi（每），面色晦黑。

《释文》云：“《埤苍》作，同音每，谓木伤雨而生黑斑点也。

皯黣亦然也。

”“肌色一作颜色。

”④五情爽惑——五情，喜、怒、哀、乐、怨，亦泛指人的感情。

【中华五千年】道家思想全集素材入库时间：2009-9-3 8:36:08 对3575 人有用ZZSCK提示：道家哲学思想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

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生卒年月不详)。

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

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道家哲学思想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

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生卒年月不详)。

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

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十六经》四篇，以及《淮南子》为代表。

道家哲学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哲学有时被一些非官方儒学的重要人物改造与继承，如汉代的杨雄、桓谭、王充等；有时为官方儒学所汲收，如宋明理学；曾经一度成为官方哲学或一时代的统治思潮，如汉初的黄老学和魏晋玄学。

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

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

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一) “道”之道“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

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

河图洛书体用论河图洛书，象中有哲，哲中有数，数中寓哲，哲中存象，象理、哲理、数理三者一体，相辅相成，为研究道学、《易经》及中医所不可不通者也。

此篇选自仿佛先生《启迷证道门》，大论象、哲、数之玄妙奥义。

河图洛书体用论河洛之图，承传千古，妙喻万端，稽古来之释说，见仁见智，言焉不详。

今且试以新释，抑或于好河洛奥义之学者，有所裨益。

庖羲之世，民智未开，何能创此河洛之象数。

故历来以河洛于三皇时得泄于天。

史传：伏羲氏王天下，龙马负图出河，其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后别称先天八卦，此即河图。

洛书传亦同时，然汉儒以洛书为五帝时出。

史传：大禹治水，神龟负图出洛，文列于背，其数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于中。

禹因第之，以成九畴。

后经文王演之，以成后天八卦。

成此说者，其意盖谓“天一生水”，故河洛皆自水出，得之天也，孔子以河洛皆出羲皇之世，启智发慧，纵横成哲，是河洛相因成理也。

河洛之象，盖以数因理，以理成象，以象格物。

穷幽达显，见微知著，大之际极天地，小之曲尽纤细，一以通万，万以归一，天地人物莫不由之，故名曰道也。

河图洛书图说孔子但言“河出图，洛出书”，未言及有文字，后世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等文，当皆后人附会之作。

河洛玄奥古幽，先圣皆以其象数而临境发微，然得其旨要者鲜，昔余沉究河洛，了得对待之蕴，臆说如次，质诸明哲。

《易／系辞上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惊鬼神也。

”天地之交，五行生会，其数五，故五为数理之根，而五又为阴阳奇偶之会。

（盖天一地二，阳奇阴偶。

偶者偶之，其倍得四；奇则独之，其数仍一。

四一相加则为五，故五为阴阳奇偶之会也。

）天道数奇，五而倍奇，故五五而二十有五；地道数偶，五而倍偶，故五六而三十。

天地数交，五十有五，合而成河图之象数，由是而奇偶阴阳成焉。

孔子烧毁了大部分华夏古籍王红旗君说：“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

《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这表明我国在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里。

令人遗憾的是，周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甲骨文和周朝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其实，我们还应当搞清楚先夏史，而周室典籍中很可能也有先夏史的内容）。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

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从此，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

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即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其中很可能也有大思想家老子，因为老子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而老子之所以辞周退隐当亦与此事变有关。

至于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事实上，《左传》还记有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显然他仍然在为复位而努力。

据此，我们还可以推知，王子朝除了携带周室典籍之外，还会携带走相当数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工匠，因为青铜礼器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近50年来，我国湖北、湖南频频出土殷商青铜器和西周青铜器，或与此事件有关；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当亦与王子朝一行带去的中原文明有关）。

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作者简介：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老子其人其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对此，连两千多年前那位博学的太史公也没能说清楚，后代学者就更如雾里看花了。

值得庆幸的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战国楚简《老子》，并于最近公之于世。

或许，这是从历史的深处透射出来的一束最强烈而鲜明的光线。

人们最大的期望，当然莫过于它能够去除弥漫千古的谜雾了。

本文考察的结果是，简本《老子》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老子》，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

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

（一）简本优于今本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简本同今本（这里的今本兼指王弼本和帛书本）相比在文字上有许多差异，就其中能够判别出优劣的情况看，一般是简本优于今本。

证据如下：1、简本的“三言以为辨不足”意为在现实中，人们很难辨别什么智辩、巧利、伪诈。

所谓“辨不足”，是说用来辨别智辩、巧利、伪诈与否的根据或因素不足，所以老子提出“视素保朴”作为辨别的根本原则。

而在王弼本和帛书本中，“辨”字作“文”，令人莫名其妙，历来意见不一。

2、简本的“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较王本的“以其之下，故能为百谷王”或帛本的“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更明白朴实。

3、简本的“圣人之在民前也”、“其在民上也”，王本、帛本皆作“欲上民”、“欲先民”。

这个“欲”字把境界降低了（详见下文）。

4、简本：“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

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

”“是谓”二字表明，“果而不强”是对“果而弗伐”第三者的总结，正与前面的“不以取强”一语相应。

也就是说，“果而弗伐”等三句是对“不以取强”或“果而不强”的阐释。

王本无“是谓”二字，导致“果而勿强”与“果而勿伐”等并列，则与“不敢以取强”一语不相应。

另外，简本的“果而弗骄”一句与其前后的“果而弗伐”、“果而弗矜”两句句式相同、意义相属，但此句王本作“果而不得已”，帛本作“果而毋得已居”，不但句式与前后不类，而且令人费解。

中医养生学进展简史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假如从原始群居的猿人算起，差不多历了近两百万年的漫长过程。

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代，即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往常，大概可分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几个历史时期。

在那个时期内，为了生存和进展，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制造条件，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种族进展。

他们明白得了制造简单工具去查找、猎取食物以充饥；择居处、筑巢穴以避风寒、防野兽；存火种以照明、御寒、熟食；以及用语言、舞蹈等方式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等。

火种的发觉和应用改善了人类茹毛饮血的饮食条件，人们吃熟食，不仅缩短了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使人体获得更多的营养，也防止了一些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关于人类的生存和进展具有特不重大的患义。

火的应用，可使人类战胜严寒，温暖人体的肢体关节、胸腹、腰背，除驱散严寒之外，我们的祖先还明白得了一些用火治病的简单医疗方法，如灸、（火芮）、熨等，用以治病除疾，养生防病。

我们的祖先原在河谷地区聚族而居，囚为河谷地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食物丰富，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差不多需要。

即使遇到自然灾难，被迫迁徙时，也总要进行一番选择，要“观其流泉”，“度其（阝显）原”（《诗经·大雅·公刘》），以定其新的居处。

这讲明，上古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人类差不多注意到居住地域的环境条件的选择。

不仅如此，由于“古者禽兽多而人少，因此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庄子·盗跖》），讲明古人筑巢穴、栖木上是为了躲避野兽，以防猛兽的损害。

而为了适应自然界气候变化，因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木曾）（音“增”Zeng）巢”（《礼记·礼运》）。

“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庄子·盗跖》），这讲明当时的人们差不多明白得改变居住环境以适应寒暑之变。

在火种发觉，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则又进一步明白得了筑房舍以安居，开窗户以透光、通气。

中华文化根基探源--老子学说对中华文化的影响1. 文化根基概述世界文明古国，只有中国延绵不断，并仍然其闪耀光华，难道不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根基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及其特点是什么？鲁迅说：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于道家。

德国理学博士德·洛伦兹盛赞“老子的很多观点在今天也十分恰当，不必要改动便可借用，一部著作的永久性给予它一个伟大的、不寻常的形象”。

他认为：“老子在他生活的社会里，已经体验到人类生活、社会形态的总旨和精华。

”“老子及其著作与人类共存”。

广东老学专家罗尚贤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儒形道魂。

由此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脉及灵魂在于道学。

那么，道学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人呢？2. 圣人文化及其楷模众所周知，老子是道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不难想象，在老子时代，道家文化已相当盛行，且对老子已有深刻地影响。

否则，老子不可能穷其一生总结并实践道家学说。

《老子》(或《道德经》)是与《圣经》、《共产党宣言》齐名，而且是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三本书之一，不可能是无本之末。

按照传说，道统源自于三皇五帝。

三皇即是伏羲、燧人、神农氏，五帝即是炎(烈山氏)、黄(轩辕氏、有熊氏)、尧(定陶氏、陶唐氏)、舜(雷泽氏、名重华)、禹（稽山氏、名文命）的形象。

他们都是人们耳热能详的道统脉络。

尽管三皇五帝的故事很生动，而且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但这毕竟是传说。

在三皇五帝之后，周朝以前，谁的形象及所留文字对老子影响最深呢？或者说，老子笔下的圣人，是以那位先贤为楷模呢？这是笔者思索了近十年的重大问题。

当我读了《墨子》之后，欣喜地认为找到了圆满的答案----傅说是老子笔下的圣人之一。

在有华人的地方，只要一提到圣人，都会想到孔子，尤其较年长的读书人，都知道孔子是“至圣先师”，孟子是“亚圣”。

到目前为止，多数崇尚中华文化的人，心目中圣人之楷模是孔子。

其实，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圣人远不止孔、孟二人。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82-192页论儒家经义训解的基本方式景海峰摘要：儒家思想系统根源于六经，从六经生成之始，即伴随着文献整理与文本解释的活动；而这些典籍的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的不断拓展，特别是经过长久的连续性诠释之后，才形成了绵延两千余年的经学主流。

围绕着这些解经活动，儒家经典注疏的开展，呈现出风格迥异、体式多样的形态，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这需要加以辨析，才能够明了和理解这些经典解释活动中的复杂环节，也才能深入到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中。

直接面对六经的理解和诠释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解释性文本，这便是传、记之著。

而后续致力于文字疏解、词义训释和经意阐明的语文学著述，更多地表现为经注的形式。

这些对于经本文及早期的意义解释均给予关注、并尝试作进一步疏解的作品，便构成了数量众多、体式各异的第二序的解经著作。

在不同的时代，经典注释有着相异的背景，从而形成了复杂的解经样态，在方法学上也各有特点，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

关键词：解经学；经与传；义疏学；经解体式；经典诠释DOI： 10.19836/ki.37-1100/c.2023.06.016对经典的解释构成了一部悠长的历史，经典的时间有多久，解释的历史就有多长，经典是伴随着解释活动而生成和延续的。

在漫长的经典解释过程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方式，有非常复杂的解经学体系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解经方法，具体的式样和体例就更是层出不穷了。

就儒家经典而言，有汉唐经学的解释体式，也有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乾嘉学术别具一格的经注典范。

从时代的累积和解经的层面来看，有直接面对经文本身的解释，也有在前人解释的基础之上再加以理解的解释，更有许多穿插、跳跃其间，行进在经典文本的意涵和自我理解的遐思之双向轨道上的各式解释。

这些林林总总的解经方法，构成了复杂的体式和独特的系统，表现出了经注的多样性。

有些方法，时代色彩鲜明，历史脉络清晰，易于辨识和归类；而有些方式，则不那么容易分辨得清楚，在类别上也可能是模糊的，这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杨儒宾：儒门内的庄子作者简介：1956年生于台湾台中。

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东亚儒学等。

著作有《儒家身体观》、《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从〈五经〉到〈新五经〉》、《1949礼赞》；编着有《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东亚的静坐传统》、《自然概念史论》等书；译有《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孔子的乐论》、《冥契主义与哲学》、《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等书。

本文出自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内容提要：先秦没有道家的概念，道家的概念及系谱是两汉的史家整理先秦文献时建构出来的，根据司马迁及班固等人的解说，庄子师法老子，隶属道家。

两汉史家对道家的解释有一理路。

但由于庄子本人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师承，在自叙性质颇浓的《天下》篇中，庄子说自己的学问和当时诸子的学问，都出自“古之道术”的分支。

老子和关尹两人属于同一系，自己则独立一宗，庄子的学派遂成为一个学术问题。

庄子与儒家或庄子与孔子的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庄子与儒家（或孔子）的关系有几种提法，明代流行的“三教合一论”是建立在真常惟心及随俗应机两个前提上的论述。

魏晋玄学的“老庄不及孔圣论”以圣人体无（体化）、老庄言无（化）的方式，会通两者，这是“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的翻版。

第三种立场则主张庄子本为儒者，没有会通的问题，此一说法肇始韩愈、苏轼，明末的觉浪道盛、方以智及王夫之则为此说之集大成者。

本文在较宽松的意义上，继承明末的庄子儒门说而来。

本人认为明末的“庄子儒门说”固然可视为庄子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是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的庄子学。

但此说也可视为庄子文本意义的揭露，是meaning与significance很好的结合。

本文将分别从（1）人格典范：内七篇里的孔子；（2）风土文化：庄子、宋蒙与殷商文化所源自的东方海滨文化；（3）创化论：比较《庄子》与《易经》、《中庸》的论点；（4）庄子论“物”与“庸”。

近百余年来，每有考古新发现，总必然会引发出学术界突破性的进展，从而推进了人们认识本国历史和本民族思想文化真象的进程。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及甲骨片的发现，曾激起几代学者考研中国古史的热情，以至于今则已取得了难以计数的成果；那末，近年郭店楚墓战国竹简的公布，则引出海内外学术界“重写先秦思想史”的呼声，数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亦已为不少。

本文在前贤时修研究基础上，着重论析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的关系，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一、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

”（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文阙轶”的情况？孟子曾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2）就是说，一些对诸侯不利的典籍被人为地、有意地毁掉了。

这可能是历史上曾存过的真实情况，只要看看后来秦廷的“焚书”就不难想见了。

但除此之外，造成“史文阙秩”可能还有列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史文阙轶”毕竟为治史者带来了重大问题。

譬如，顾氏指出的时代，正是好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

正因为“皆去其籍”、“史文阙轶”，以至于《韩非子·显学》所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体情形，长期以来不甚了了，学者所知甚少。

197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基葬（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

经过古文字专家的整理识读，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版发行，书名定为《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时间，考古学界初步确定为公元前350一前300年，墓中的文献成书年代当早于墓葬时间，而这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时期，这批文献的出土正好可以补某些“阙轶”，《郭店楚墓竹简》计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简称“儒简”）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道义》、《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四篇。

老学史中的杨朱思想——兼论《列子》书非伪在先秦道家诸子的研究中，杨朱是最被忽视的一家。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杨朱没有著作传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可能是近代以来对杨朱的误解太多，关于杨朱其人尚且没有一致的看法*，更遑论他的思想了。

从目前关于杨朱的认识来说，熊铁基先生在《中国老学史》中提出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他指出：“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人物，讲老学的发展，不能不有这样一个中间人物。

”杨朱作为先秦时期的历史人物是无疑的，《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均有提及，他早于庄子，应该在列子之前，主要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当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

杨朱主张“为我”“贵生”“全性保真”，其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一直存在。

近些年来学界已开始关注对杨朱的研究。

本文从老学史的角度，对有关杨朱的思想及其影响做一简要梳理。

一杨朱与先秦老学的传承在讨论先秦道家思想特别是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发展链条时，文子、杨朱、列子等道家诸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随着1973年河北定县汉简《文子》的出土，学术界对《文子》的研究日益重视，有分量的成果不断涌现；相对来说，当前杨朱、列子的研究则显得不够。

杨朱没有留下著作，列子虽有著作，但《列子》被视为伪书而不受重视，其中的《杨朱篇》也自然罕有人关注。

实际上，柳宗元虽疑《列子》，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列子》书的真实性，是近代疑古思潮兴起后，以马叙伦、杨伯峻等为代表的学者力主《列子》为伪书，《列子》伪书说才呈现出压倒性的势头。

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列子》不是伪书，岑仲勉、严灵峰、许抗生、陈鼓应等先生都进行过有力的论证*，马达撰写的《列子真伪考辨》在200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中论证了《列子》伪书说不能成立。

尽管大家讨论的意见并未达到一致，但今本《列子》肯定保存了先秦《列子》书的内容，当然不排除有后人的删改整理，这已成学界共识。

笔者赞同《列子》非伪的观点，而《列子》书中的《杨朱篇》尤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