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62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EASTERN FORUM—

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4, 2023

王充的仕宦经历及其“命论”

马󰀁󰀁小󰀁󰀁菲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东汉学者王充在扬州会稽郡一带历任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郡五官掾、州从事等职务，位居地方属吏的上层，但王充一心希望经察举进入中央朝廷，实现由地方属吏到朝廷命官的迁跃。东汉初，影响察举的内外因素，包括经学水平、道德品行、行政才能，以及家庭出身、长吏好恶、乡里口碑等，王充在这些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是以升任朝官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仕宦经历推动了王充“命论”等思想的形成，深刻影响了王充的思想体系。关键词：王充；《论衡》；东汉；仕宦中图分类号：K235；B23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23）04-0062-12

东汉会稽郡学者王充（公元27—约97年）以其著作《论衡》知名，但现存关于王充生平的史料不多。范晔《后汉书》王充本传记载非常简略，a魏晋时期会稽山阴人谢承与陈郡阳夏人袁山松的《后汉书》中亦各有王充传记，内容与范晔《后汉书》大致相同。由于材料不足，目前关于王充的研究，对王充生平问题讨论较少。b其实，王充的《论衡》中有不少与自身经历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提供了王充生平的一手材料，且折射出王充经历与其思想的关系，可以补充史料之阙如，丰富对王充的认识。其中，王充的仕宦经历在《论衡》中记载尤多，笔者拟结合《论衡》文本及相关史料，对王充仕宦经历及其对王充思想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王充历任职务考

根据范晔、谢承、袁山松《后汉书》的记载，王充在进入官僚体系之前，先赴京师洛阳游学。c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论衡》与东汉士人的知识世界研究”（22CZS01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马小菲，女，山东济南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社会史研究。a 参见《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9-1630页。b 󰀁大多学者只是在讨论王充作品、思想时将王充生平作简要介绍。专门就王充生平问题进行论述的，主要有徐复观《王充论考》和周桂钿《王充评传》。徐氏在文中主要对王充生平提出质疑，认为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所载“乡里称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以及“谢夷吾推荐”三事均属不实；周氏则对徐氏的论点一一反驳，证明《后汉书·王充传》和《论衡·自纪篇》所载王充生平基本可信。见徐复观：《王充论考》，收于氏著：《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516-525页；周桂钿：《王充评传》，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21页。此外，黄晖、蒋祖怡、徐敏、钟肇鹏各自撰有《王充年谱》，关注王充生平事迹的时间线索，其中钟《谱》独立成书，载事尤详。c 󰀁游学洛阳这段经历王充自己未曾提及，颇引起了一些学者如徐复观的怀疑。笔者认为，王充赴洛是有可能的。会稽地处帝国边缘，东汉初尚不具备理想的学术环境，当时游学风气盛行，而洛阳作为东汉京师，是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集中了名儒大家，自然是各地士人的向往之地。因此，王充在完成基础学业后，赴洛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实在情理之中。此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虽然没有提及在洛阳的经历，但《论衡》其他篇章如《率性篇》《谈天篇》《别通篇》的零星记录，可以作为王充曾在洛阳生活的证据。

重慶近代杰出人物榜（一）

重慶近代杰出人物榜（一）

2008年05月12日 星期一 21:301程德全（1860--1930）字云楼，云阳人。1888年乡试未中，赴黑龙江入幕府。甲午战争后，以功叙候补知县。未几，复调回黑龙江任营务处总办，奉命与俄罗斯侵略军交涉，颇富胆识，升道员。1905年署黑龙江将军，建省后改巡抚。1909年后任奉天，江苏巡抚。武昌起义爆发，全力镇压，并宣布立宪，以抵制革命。1912年见大势已去，便宣布江苏独立，自任都督。袁世凯窃国，又抗拒讨袁，弃督军之职，逃遁上海，以礼佛为事。箸有《程中辰奏稿》，《抚吴文牍》等。2 方敬（1914— ）万县人。1933年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从事外语教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翻译工作。1938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先后参加编辑《工作》半月刊、《时代周报》和《大刚报》文艺副刊，1949年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务天、副院长，《西南文艺》、《红岩》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等。译有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伊凡。伊里奇之死》，狄更斯的《圣诞欢歌》等。3方文培（1899—1983）梁平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1937年获美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1948年应邀赴美哈佛大学讲学。曾在四川大学任教。后任《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委员，问川植物学会理事长等。先后发表40多篇植物分类学的科研论文。论著有《中国橱树科再志》、《近时所采的中国杜鹃》等。用大半生时间、采集了50万件标本。编著的《峨眉山植物图志》引起国内外植物学界重视，并获美国皇家园艺学会银质奖章。1978年受四川省科委委托主编《四川植物志》。4方药中（1921— ）重庆人。三世业医。1940年拜陈逊斋为师。1952年入北京医学院学习西医。后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教授、副主任。对祖国医学理论，特别是经典著作有较高造诣。在统一辩证论治方法和步骤问题上尤多贡献，临床经验丰富，擅长肝、肾病治疗。著有《医学三字经浅说》、《中医基础理论通俗讲话》、《辩证论治研究七讲》。

cuhk本科生手册

摘要：

一、引言

二、学校简介

1.学校历史

2.地理位置

3.学术声誉

三、学院设置

1.人文学院

2.社会科学学院

3.工商管理学院

4.工程学院

5.理学院

6.医学院

四、学术资源

1.图书馆资源

2.实验室与设施

3.学术交流与合作

五、校园生活

1.学生组织与活动

2.住宿与餐饮 3.运动与健康

六、招生与录取

1.招生政策

2.录取要求

3.申请流程

七、就业与创业

1.就业指导与服务

2.创业支持

3.毕业生去向

八、结语

正文：

【引言】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CUHK）的一名本科生，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术资源、校园生活、招生与录取政策以及就业与创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本手册旨在提供关于CUHK的全面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大学生活。

【学校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CUHK）成立于1963年，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位于香港新界沙田区。学校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为使命，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领导才能和创新精神的人才。CUHK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多次跻身世界大学排名前列。

【学院设置】

CUHK共有六个学院，分别为人文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涵盖了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众多学科，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学术选择。

【学术资源】

学校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和各种研究设施。图书馆藏书丰富，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实验室和设施则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和研究的平台。此外，学校还积极与国内外高校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术机会。

【校园生活】

CUHK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包括各种学生组织、活动和社团。学生可以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此外，学校还提供了优质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以及运动和健康设施，保障学生的生活品质。

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摘 要：60年代以来，史学中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向。本文主要围绕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简要回顾两个学科互补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特点，并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一、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勒高夫在20世纪七十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勒高夫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理由，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倾向有关，年鉴学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总体史的研究，勒高夫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诸多人类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中，都难觅“历史人类学”词条，而更多出现的是“历史与人类学”。在一些人类学家眼中，人类学研究从来都关注历史，古人类学自不待言，像考古人类学，本来就是文化史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甚至就是史学领域的分支学科。至于很多地方的民族志研究，则多多少少会涉及当地的历史。即使大的理论流派，也不乏对历史的关注，像19世纪晚期的文化进化论，从印地安人的研究中直接对大时间跨度的历史作进化论的解释；上个世纪20-30年代以博厄斯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的文化相对主义则由比较去建构历史的逻辑。至于30-50年代的民族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的领域。60年代萨哈林斯等人的新进化论，也反映出对历史的关注。巴格比曾经在《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比较研究绪论》中，试图建立人类学和史学的整体关联。人类学家似乎以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历史。不过，认为自己有历史的人类学家忽略了他们的研究虽然涉及历史内容，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历史研究的“问题”。用若干大规律、大理论建构历史法则并不等于真正建立了历史的人类学，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意味着能建立生物学一样，相反，达尔文的进化论恰恰是生物学研究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应该首先来自扎实的历史研究，从中得出理论，而不是反过来，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去套历史。然而，扎实的历史研究正是人类学家的不足，因此形成了过往史学家缺乏人类学深度和人类学家缺少历史深度的局面。相对于人类学家对历史深度的麻木，60年代以来的史学发生了一种“人类学转向”，推动史学走向人类学式的历史学。年鉴学派是人类学转向的主要代表。伊格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论述了年鉴学派的转向及其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曾经明确看到各人文科学的汇合趋势，其中包括人类学。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就充满了这种综合的味道。他的三种历史的观点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和综合的方法论特点。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书写“人民的历史” 而着名的汤普森认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西佛曼和格里福( and )总结了195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首先，二战後对社会文化变迁的日益关注，以及对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动态的关注；再者，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等脉络中，重申微观分析、地方性差异的重要性。对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海伊也作了如下描述：“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辩的用语，它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的一种形式，且受到法国“心态史”[1][1]的强烈影响。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背后涉及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上层历史/下层历史；事件史/连续史；当地人的历史观/外部人的历史观。人类学强调关注下层平民、连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当地人的看法，去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琐碎的事件历史和外人强加的历史观。这些强调启发了历史学家的理论革新,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个领域：1、人的研究与平民史。在人类学研究中，可以说一直就具有平民倾向。虽然早期的研究中出现了“野蛮”等不恰当的西方文明中心的字眼；还有一些研究是一些政府的御用和利用。但是整体来看，人类学还是比较具有学术的“清白”，他们的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社会”或者“历史”，对人的关注，好像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多少有利于解构国家精英的社会结构和他们刻意创造的历史结构。另外从尺度上，人类学的小尺度的研究比较接近现实，避免了宏观社会统计和历史理论的许多盲点。不过更加重要的，还是人类学的批评性。艾吉莫曾经对传统的精英史学有如下批评：历史的叙事常常是当今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并因此涉及当今的关系。不同的见解——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它们恰好是叙事者生活世界中的，被转变成一种历史的语言和修辞，因而获得了新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辩论过去——已经发生的毕竟发生了，不可能被消抹。而一个包含了大量政治见解的历史不可能有反对的辩论。如今，那种精英历史的权力话语正在动摇，特别是在开明政治的国家。2、讲故事和连续的历史。年鉴学派史学家将传统的叙事史贬抑为“事件史”，归为“反复琐碎”的历史。与之相比较，“连续”的第一个要点是结构的连续。年鉴学派早就强调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视“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而过往的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将历史视为一些优先的事件，分裂了同一的结构。实际上，结构一开始就是在连续运动的事件中。历史变迁是结构和事件两者互补力量的结果。人类学家盖茨在其印尼巴厘岛的研究中，也曾指出过往的印尼史学者试图写一种他们不拥有其素材的历史、一种关注重大事件、显赫人物和一系列时间编年的历史。他更主张拥有当地史料以及连续和过程的观点。他对零散的、琐碎的历史碎片的处理办法是通过民族志研究，阐释其结构的模式，提炼出历史的主线。实践理论的人类学家萨哈林斯曾经试图发展出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将结构的逻辑和时间的逻辑整合起来。“连续”的第二个要点是意义的连续。伯克认为：60年代，史学家受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英国人类学家、功能主义先驱马林诺斯基的社会功能主义语言的影响。到了80年代，人类学领地吸引史学家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允许他们摆脱传统的叙事,去进行尽可能深厚的描述。讲故事的长处正是在那个时候被人类学家发现的。深厚描述的概念是盖茨提出的，他的解释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脉络,或者说文本集。人类学家的研究就是通过深厚描述的方法，去解读和发现这个意义的脉络。在戴维斯《马丹·盖赫返乡记》中，讲述了马丁·盖尔在参加同西班牙的战争回家后，发现他的丈夫位置被他人取代的故事。其中特别解释了他的妻子在接受这样一个冒充者时，是怎样对日常家庭结构、婚姻结构的意义进行感受的。对她来说，这是摆脱孤独窘境的唯一体面的方式。中国人类学中早就有了讲故事的传统，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作为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开启了中国民族志讲故事的先河。80年代以来，在华南的人类学和史学研究中，讲故事的学者大有人在。作为一种深描的方式，讲故事越来越成为新叙事的时髦。3、他者文化与地方性知识。早在马林诺斯基的研究中，就已经注意到当地人的想法，在60年代认知人类学中曾经引出很多辩论的主位和客位研究法，至今仍然是一代代学者讨论的东西。盖茨的《地方性知识》则强调了对当地人想法的研究。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站在当地人的观看立场，盖茨作为解释人类学家，仍然坚持自己的解读。伯克认为：“历史是对过去‘他者’的理解，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相反的思考，并且是一个‘去熟悉化’和‘再熟悉化’的补充过程。首先，他者文化的知识有助于史学家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看作有疑问的和需要说明的，并因此摆脱被人称为‘本地盲’。第二，有助于解决文化距离的问题并在比较的脉络中‘捕获他者’。”中国人所谓的“旁观者清”，或许可以说明上述意思。但是旁观者也有自己的局限。史学本来就是旁观“他者”的研究，因为史学家不可能进入过去的当时。艾米克指出：史学传统上所研究的“他者”如今即便不是在空间上，也在时间上远离了研究者的文化。因此，历史不过是另一个远离我们的空间，一个时间上的“异国他乡”,而且我们还不能像从欧洲到非洲进行研究那样返回到历史的空间。二、史学的人类学化：摆脱历史的“悼词”情结传统史学具有为过去“盖棺定论”的倾向，因为过去已然逝去。然而，历史并非是为过去写“悼词”，写生平，因为历史“悼词”的写作通常就是主持“追悼”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达。史学家应该让历史“活”过来：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脉络和当事人的想法活过来；让“悼词”的权力话语变成心平气和的历史“交谈”。艾米克这样定义历史：历史指的是基于来自过去的信息试图再现过去的一种解释和建构。艾吉莫的历史表述更加直白：历史是被学术性地生产出来的，历史并非“过去”的名称。在新史学家看来，历史也是一种创造:亨利四世被拉法亚克谋杀，这是一个事实吗？……这是自然所给予的吗？不！这是史学家的创造！无数次的创造！史学家在假设和推断的帮助下，通过细致的而又令人兴奋的工作，实现了这种创造。在史学家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话语和权力起着显着的作用。他们支配着人们的写历史和读历史。传统史学忽略了没有话语权力的一方：平民、日常世界和当事人，只是让政治精英和国家御用的知识精英去理解和创造历史。1976年，勒华拉杜利(Le Roy Ladurie)写出一部脍炙人口的人类学式的历史着作《蒙塔尤》，研究14世纪比里牛斯山区一个小村庄清洁派教徒(Cathar)异端的生活方式，记录了受访者自己说的话。这类研究引出了作为话语的历史学。话语的史学一方面关注到当事人的叙述；另方面将史料从文字扩展到话语层面甚至进行话语的研究，例如史景迁研究了16世纪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如何与中国政府和百姓对话，建构与中国人沟通的语言，通过这些话语在不同社会脉络中的意义，理解当时的中国。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或者说“话语转向”，至少可以从人类学的四个研究传统体现出来：1、口述史、生活史和生命史的研究。口述史的研究与人类学关系密切。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是口述史理论研究的经典，其中回顾了大量各种口述史的文献。珀克斯和汤姆森摘编的有关口述史研究的文集《口述史读本》，收集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也包括人类学家的文章，大致反映了近年口述史研究的状况。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人类学理论形成之前，已经有一些民族志的研究涉及口头文学，如穆尔库关于南斯拉夫口头史诗传统的民族志，它影响了后来的诸如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二十年代，拉丁(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