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水土滋养了一代文豪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四日我们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的师生近两百人一早从苏州出发前往浙江省绍兴市。我们是要去重寻鲁迅先生的足迹，重温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先生久远的故事与风情。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诞生和哺育了周恩来、鲁迅等一代对近现代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杰出历史风云人物。他们是政治家、革命家和大文豪。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文环境必定造就出特定的历史人物。终于，我们来到了鲁迅故居。我们跟随导游有秩序地参观。面对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个个历史场景的再现，我和大家一起揣摩、悠然遐想，追寻着各自的灵感。
跟着导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德寿堂”
三个大字，屋里的摆设和布局，给人古色古
香之感。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
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
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
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我想，他出身官僚地主之家，博览群书，今后“作文章”所需的素材和语言功底是全然具备了的。然而若就这样一直富足兴盛下去，是不会有那样深刻犀利的文章来造就一位鲁迅先生的。所谓“文章憎命达”，是一点不错的。事情是这样的，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当时清朝的官场作弊成风，周福清疏通官场，让周伯宜去作弊，不料被告发，周伯宜在考场被拘留。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回稽县衙自首。为了疏通关节，鲁迅的母亲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崭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就在周家元气大伤之际，鲁迅的父亲又卧病不起。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
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这就是他的家庭的兴衰史。这些经历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是可以在记忆中印刻一生的。这对他尖刻冷峻的性格和叙事深沉的情感基调定然是有影响的。
在鲁迅故里那张铁床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导游说，当年周家困顿时，由于这张铁床不值什么钱，就没有典当掉，保留下来。不知怎么，我看到这张床，想到的居然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想到《朝花夕拾》里的《父亲的病》。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鲁迅的内心是柔软的，你甚至觉得，那些“不留情”的文字也是柔软的，因为他是那样一个“爱得深沉”的人。文章里写道，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最后他喊父亲的情形浮现在脑海中，一直无法释怀。他事后觉得不能让父亲在最后一刻得到安宁，平静得死去，是自己的过错。我想，先生对于中医的不满，对中国文化中类似“罪孽深重祸延父母”以及“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之类封建迷信的反感，都是源自对父亲的爱。我觉得，先生之后的留学日本学医以及“救国图存”、“弃医从文”的志向和行动，也是受了“爱父亲”的驱使。
看了这张相片，我想到了祥林嫂。当年
读《祝福》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那时年
岁小，看了悲苦可怜的人事就只会哭，现在
倒可以细细来看一下。一个人若是品行不
端，为人恶毒，死了就死了，怨不得人，可她是怎样一个淳朴善良勤劳的妇人啊！只因为封建迷信，就在痛苦和疑虑不安中惶惶而终，这太荒谬太可恨了。先生有这样的描写“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这样一针见血地以讽刺的笔调写出来，很让人有出了口恶气的快感。我想，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中的幸灾乐祸，好打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从肤浅的同情中得到自我满足的病态心理，先生能写出来写得这样
好，与他曾经经历过或者看过相似的情景是有关系的吧！“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这不就是图中的的情景么？我听见导游说什么插七根筷子最适宜祈福时，便走开了。我想，鲁迅先生对此是感到厌恶的吧。
再向前走，看到一组铜像。年幼的鲁迅
在树下听祖母讲猫是老虎的师傅的故事，讲
许仙救白蛇的故事，真的很温馨惬意。特别
是夏天的夜晚，在习习的凉风之下，摇着芭
蕉扇的祖母，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的鲁迅，这景象大概就是“童年”的代名词吧！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