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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期(总第83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for Ethnic Minor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1Feb.2004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浅析当前我国法制新闻报道中的问题●罗坤瑾(广西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广西南宁 530004)摘 要:媒体对司法机关及其活动的监督存在“双刃剑”的作用,即它既可以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也可能会妨碍司法独立。
本文透过大众传媒在报道法制新闻,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时与司法活动冲突的现象,从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两者之间冲突的原因,并从制度约束层面探索使二者达到平衡的途径。
关键词:法制新闻报道;媒体监督;司法独立;传媒审判;司法审判;法治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04)01-0025-04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制新闻报道的复兴及蓬勃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
我们知道,法制新闻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报道,不仅提高了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对我国法治化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然而,法制新闻对司法活动的报道也有失偏颇之处,有时甚至阻碍司法活动的正常运作,导致了法制新闻报道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
那么,要分析目前我国法制新闻报道的困境,首先就应对“法制新闻”一词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李矗在《法制新闻报道概说》中对“法制新闻”下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具有为受众及时知晓意义的法制信息。
“法制新闻报道”则是指人们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等手段,对于新近发生的具有为受众及时知晓意义的法制信息的传播。
法制新闻报道具有多种功能:法制信息传播功能、法制宣传教育功能、法制舆论监督功能、法制语警引导功能、法律咨询服务功能、法制文化传承功能和法制视听娱乐功能。
这里,本文所谈及的仅仅是法制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
媒体监督？媒体审判？:谈媒体维护司法公正的义务和原则2001年上半年有两宗被国内众多媒体炒热的案件引起了新闻界和法律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一宗是3月20日至23日在湖南长沙审理的蒋艳萍涉嫌受贿、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宗是4月14日分别在重庆和常德开审的以张君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抢劫、杀人案。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仅在蒋艳萍案庭审期间，就有来自中央及省市的新闻记者100多名、新闻媒体51家，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更是自始至终对庭审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
而对新中国刑事第一大案的张君案的媒体聚焦热度丝毫不亚于此。
针对有些媒体在报道中越权、出轨的现象，新闻界、法律界人士纷纷撰文其中有质疑——《司法如何面对媒体审判》吴湘韩文载于《中国青年报》2001年3月26日法治社会版，有感叹——《媒体审判何时休》魏永征文载于《中国记者》20015第25页，也有呼吁——《禁止媒体审判》魏超文载于《中华新闻报》2001年5月21日头版直言录。
时至今日，媒体对两案的报道已经降温，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媒体从业人员头脑降温，进行一番冷静思考的时候了。
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避免以后重蹈覆辙，才能少走弯路。
在两案办理期间，一些媒体对法律界禁止媒体审判的呼吁是不以为然的，比如在蒋艳萍案开庭前，媒体就对此进行了狂轰乱炸，其中有不少是与事实不相符的细节，使得蒋的辩护律师无可奈何地要在媒体上发表律师声明，但几乎没有媒体愿意刊载。
它们甚至据理力争，理由是没有媒体监督，民情民意何以体现?司法的透明度何以表现？司法权力又何以制约？……从中可见，有些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从媒体监督滑向了媒体审判，却自身浑然不觉。
虽然仅仅是监督和审判两字之别，但却有天壤之别，因为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就是这么微妙只要向前一步，真理就成了谬误。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审查大纲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大纲一、概述
㈠矿区位置、隶属关系和企业性质。
如为改扩建矿山, 应说明矿山现状、
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㈡编制依据
(1简述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及与有关方面对项目的意向性协议情况。
(2 列出开发利用方案编制所依据的主要基础性资料的名称。
如经储量管理部门认定的矿区地质勘探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加工利用试验报告、工程地质初评资料、矿区水文资料和供水资料等。
对改、扩建矿山应有生产实际资料, 如矿山总平面现状图、矿床开拓系统图、采场现状图和主要采选设备清单等。
二、矿产品需求现状和预测
㈠该矿产在国内需求情况和市场供应情况
1、矿产品现状及加工利用趋向。
2、国内近、远期的需求量及主要销向预测。
㈡产品价格分析
1、国内矿产品价格现状。
2、矿产品价格稳定性及变化趋势。
三、矿产资源概况
㈠矿区总体概况
1、矿区总体规划情况。
2、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3、该设计与矿区总体开发的关系。
㈡该设计项目的资源概况
1、矿床地质及构造特征。
2、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
浅析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作者：贺爽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17期摘要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手段之一，在西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报业或大众媒介被视为系独立于行政、司法、国会之外的“第四等级”、制约社会的“第四权力”。
而在现代社会，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手机，这些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新闻媒介不仅把世界带到了我们的眼前，更能够通过“对话”，使公众对媒介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加以支持、批判及回应等，从而起到对公共事务监察、督促和制衡的作用。
这对于目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媒体、网络等使得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更加公开化、透明化的同时，也造成相当的舆论压力，有时甚至代替司法机关调查取证，这种角色错位的“媒体审判” 和过度限制传媒的“司法专制”事件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
本文浅析了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统一性和冲突性，并试图挖掘冲突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二者之间的平衡，试图提出一些可行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审判独立冲突平衡作者简介：贺爽，江苏漫修（宜兴）律师事务所。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8.06.161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不断的飞速发展和传播媒介诸如报纸、杂志、电视以及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使得公民可以更加方便及时的获取外界信息，因此，媒体作为监督力量的渗透性与日俱增。
一个案件极有可能因媒体的报道而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从而使得国家权力的运作处于广大媒体受众的监督之下，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即为最典型的例子。
以管窥豹，新闻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监督形式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乏看到媒体监督与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冲突和协调关系。
媒体监督可谓是宪法上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利的延伸，司法公正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题中之义。
论媒体监督对司法之影响【摘要】媒体追求的是自由，司法追求的是公正。
本文先通过对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的区别来引出媒体对司法的影响。
媒体监督的责任是基于大众的道德，司法评判活动是基于国家的法律，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但是如果媒体监督超越了自己的职权，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和谐，我们学习国外的经验，探讨自己的方法，找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点，使媒体监督真正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共建和谐美好的社会。
【关键词】媒体监督；司法公正；影响一、媒体监督的概念和意义（1）媒体监督的概念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方式，其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
（2）媒体监督的意义。
一是媒体监督是法治国家建设民主政治的内在需求。
民主政治意味着公民对政治的有效参与和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公民实现参与、管理的方式除通过行使选举权外，行使监督权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是媒体监督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重要方式。
媒体监督的核心在于公民对任何人物、事件或者现象都有权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媒体监督是规范权力行使、防止权力腐败的必要手段。
通过媒体充分切实的报道、评论，将权力的行使完全公示于公众的瞩目之下，进而对权力的行使者形成内心的警戒，促使其自觉规范权力的行使，维护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公正廉洁。
二、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影响（1）正面影响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是司法监督的有效利器。
执政者可以把他作为“监视器”，人民大众可以把他作为“发泄器”，从而发挥出媒体真正的作用。
（2）负面影响新闻最重要的是自由，他要能说话、敢说话，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主要针对实体事实的讨论，所以，参杂了太多道德成分的新闻往往会有以下弊端：一是大肆炒作，追求轰动效应。
媒体在获得案件线索后，为了追求引起人们的注意，吸引社会大众人的眼球，就添油加醋，夸大事实，甚至歪曲事实。
试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摘要]近几年来，由于媒体特别是网络力量发展迅速，由此带来的舆情成为了监督司法机关活动尤其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手段，各地的法院也纷纷引进这种监督机制，以促使法院的审判结果公平公正，同时也弥补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缝隙。
但这种监督方式在促使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改进法院的审判工作，确保审判结果合法合理的同时，也给人民法院独立的行使审判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甚至会出现舆论绑架司法，如一个原本合乎法理的判决却因公众的不满而被迫更改，这种情形会更加危害司法的独立与公正，由此展开，略探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利弊。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公开；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一、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司法公开是国际社会确认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
一些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司法公开原则。
其对于司法公正的意义在于：首先，“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司法公开正是保障了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其有利于保障司法健康和司法廉洁，因为公开透明是现代司法权力运行的方式和司法存在的形式，同时也是司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需要，而且是司法机关实现公民权利的内在要求；同时，司法公开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要建立让公众信任的司法制度，让司法的功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就必须保证公众尽可能多地了解司法的运行方式和司法的活动过程。
其次，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选出人大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各个国家机关，所以说法院归根是人民的法院，是接受了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审判权力。
那么人民群众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当然的知情权，且知情权不仅是诉讼中的当事人享有，一般的公民也应具有，因为这是人民主权的应有之义，同时也使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
二、媒体尤其是网络介入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一）媒体介入司法的积极作用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公安，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关系，但在实际中，三机关的配合远远大于制约与监督。
由邓玉娇案看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与契合作者：李朝康兰平来源：《科技经济市场》2014年第09期摘要：在信息化社会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议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影响力诉讼案件引发的公众舆情热潮而常忆常新。
邓玉娇案作为一起经由媒体监督，使普通刑事案件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的案件典型，使得二者的冲突关系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并引发媒体界和司法界的广泛探讨和反思。
本文以邓玉娇案为切入点，引出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现状，通过对造成二者冲突的原因分析并域外关于解决此类冲突的立法和实践的经验借鉴，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合理化建议，试图勾勒出足以调和二者冲突的协调机制的蓝图。
关键词：邓玉娇案；新闻媒体；司法公正1 由邓玉娇案引发的思考人们对中国自古以来积弊所牵涉的官员贪污腐化和以官欺民的集体记忆，经由媒体对邓玉娇案的曝光而被唤醒。
以媒体和网络为民意平台，"烈女斗贪官"、"邓玉娇无罪"的呼声铺天盖地，舆论几乎呈一边倒之势，纷纷攻击淫官邓贵大、黄德智，而邓玉娇因为其正当防卫的行为不仅被舆论"赦免"，更被誉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
然而公众并未因媒体介入而从相对模糊的案情中得到释疑。
公安机关的两次官方通报对案件的关键性描述说法前后不一，政府越俎代庖发布案件侦办情况，这些偏离司法轨道的行为不仅使行政机关公信度大打折扣，更让人们凭借朴素的法感情产生了对行政干预司法、司法不公的质疑，这也增强了媒体和网民对邓玉娇的声援决心和力度。
背负着民意的重托和监督公权力的责任，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体各司其职，实地采访和实时评论并举，将此案推到风口浪尖，成为公共事件，让民众得以在第一时间了解案件的最新真实进展，也同时使司法审判工作深陷媒体舆论的漩涡。
2 媒体与司法的契合与冲突邓玉娇案映射出的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对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凸显了信息化时代的新型监督方式--公众借助媒体表达对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以实现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
浅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及对策浅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及对策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冲突(一)媒体监督异化为舆论审判，妨碍司法权的公正行使“舆论审判”，即舆论超越“司法审判”对尚未审判或正在审判的以刑事案件为主的各类案件发表各种关于定罪量刑的倾向性意见，并通过对舆论的影响干涉司法活动独立性的行为，其在本质上是对真正代表公众理性意志的法律适用程序的扰乱。
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面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以及一些较为敏感的案件，为了营造舆论攻势和舆论浪潮，为追逐经济利益，违背报道真实性的基本原则，甚至故意制造“卖点”，小题大做，大设专栏、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尤其是法学专家对案件进行评论，或者对地方党政领导针对案件进行采访等等。
应该说，这种舆论监督更趋于一种舆论攻势，是给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施加的一种舆论压力来影响其办案思维。
最终的结果是司法审判遭受舆论监督的道德要挟，舆论审判替代了司法审判。
(二)人文关怀异化为人情关怀，充当第二“辩护人”如果说舆论监督的越位很多时候充当了审判者的角色，那么反过来，不当的舆论监督很多时候也充当着辩护人的角色。
舆论导向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并不是依存于法律的价值评断而存在。
况且，要求并不精通法律的媒体从法律的视角进行报道也不现实。
舆论可以成为民愤的制造器，同样也可以成为“说情” 的发源地。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冲突的原因(一) 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二者在运行机理上存在对立性一方面，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具有天然的排斥性。
在法治国家，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后的合法手段。
它具有的终局性,必然要求公正性,以给予人们对国家、政府、社会的安全感和信赖感。
因此,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
而司法独立又是司法公正的根本。
司法审判工作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要求与社会保持适度的隔离,相对隔绝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社会情绪对法官的指令、干扰和影响,使法官无须掌声、不惧骂名的真正依法律、依事实审判。
而媒体的任何不适当的介入,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可能给法官、给民众造成先入为主的成见,最终使法官基于传媒对自身情感的影响或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作出有失法律公正的判决。
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有天然的侵犯性。
媒体有自己特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依据其利益基点发表自己的社会见解,包括对司法活动的见解。
这就在民众之间形成了“传媒审判”的事实,而这种传媒审判与法庭审判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是事实认定不同。
传媒审判中所谓的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事件,它缺乏技术性的证实或证伪,并不是司法所言的那种依法律规定,能够以确凿证据来证实的事实。
二是事实表述不同。
与新闻报道的一般题材相比,司法题材极为特殊,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和程序性的特点,而某些新闻从业者中确实存在“不懂法”、“偏听偏信”和“滥加评论”等现象,为了吸引读者,扩大传播范围,在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强调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其语言表达一般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容易对公众造成先入为主的误导。
三是评判标准不同。
如前所述,传媒主要是唤起公众内心的道德准则进行评判,而不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来审判,因此无法恰当的筛选公众所宣泄的与法制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的社会情绪,理性的得出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判决。
因而,当传媒审判作出的判决与法庭审判的判决不相符时,就把道德与法律的内在矛盾具体展示为民众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现实冲突,进而造成司法机关不可信的错觉,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也正是由于司法要求的独立性、封闭性与传媒固有的开放性、透明性之间具有尖锐的矛盾。
(二) 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媒体审判替代司法审判的原因一是司法功能的缺失。
历史的中国沉淀了太多的封建法制残余,保留了过强的人治传统;昨日的中国又经历了一场“彻底砸碎公检法”的法律虚无主义的摧残, 人们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知识更为淡漠。
而今日的中国,尽管司法制度正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进行着重塑,但其本身设计和执行上存在的漏洞又滋生着肆意的腐败,司法不公使人们对通过司法寻求正义产生了极大怀疑甚至丧失了信心。
在这样“恶”的强权面前,脆弱的个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人们只能寻找媒体,寄希望于公众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媒体也就成为司法不公的特殊社会救济手段。
二是媒体角色的错位。
与西方国家媒体不同,中国大多数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一方面,传媒必然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方针,从而导致批评监督的相对不足。
但另一方面,传媒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解决纠纷的能力,影响力大。
在实践中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经媒体曝光、领导批示下来便“高度重视、限期解决”党政各部门紧急动员,从而使问题获得较好的解决。
表面上看,媒体舆论确实发挥了监督功能,其实是以“媒体审判”代替“司法审判”的“人治”现象。
(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媒体与司法两界对法庭新闻社会功能的认识不同法官群体认为,公众关注新闻最重要的目的是“了解法律知识”,而记者们却认为公众主要是“对有冲突、有悬念的故事感兴趣”,这是导致新闻与司法两界冲突的认识基础之一。
另外,某些司法人员的观念陈腐也是导致两者冲突的原因之一。
目前我国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整体不高,法院和其他执法部门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衙门遗风。
他们虽然被冠以“人民”字样,然而,人民要了解司法机关具体运作和决策过程却是十分困难的。
究其原因,许多司法人员对媒体监督总存有戒心,怕新闻报道干预“司法程序”。
其实,媒体监督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它的力量在于公开和公正,不公正的媒体舆论必然会像过街老鼠,而公正的司法是媒体舆论干预不了。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冲突解决及平衡互动的构想媒体与司法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从根本说，两者都是为实现公民权利服务的，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以司法活动作为各自共同的工作命题时，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
这是实现两者可以共处的平衡的基础。
但必须明确，实现司法公正，内因在于司法自身，媒体的监督只是外在的因素。
而媒体报道司法的第一要义是落实其传播和满足公众知晓权的职责，公允的监督是寓于客观公正的传播之中的。
这样，在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中就可以确立一些基本准则：首先，司法与媒体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共同目标;其次，司法是第一位的，媒体是第二位的，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服从司法程序的需要;第三，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未决案件不得有引导司法人员先入为主和以舆论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的倾向;第四，在维护司法秩序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有责任充分尊重新闻自由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为媒体报道提供条件。
依据上述准则，媒体与司法之间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媒体与司法机关签订协议、司法机关直接限制、新闻自律等方式明确各自的界线，将冲突转化为平衡与默契。
但是，在协调司法与新闻的冲突中，又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即虽然认为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但认为这一自由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从而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限制媒体进入司法。
在司法优先的前提下，媒体的活动必然要受制于司法机关。
因此，在强调司法优先的同时，为确保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不受司法的过度限制乃至侵害，确保公众对司法活动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司法机关不能“机械地推定大规模的审判和预审报道总是导致剥夺公正审判，否则，在这样一个大众传播时代，越臭名昭著的罪行就越不易得到有效定罪。
”对媒体接近和获得司法信息的限制至少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司法机关对媒体的限制必须首先站在维护新闻自由的立场上，将自身采取的限制措施首先推定为违宪，即对新闻自由“任何形式的事前约束都要承受对其违宪性的有力推定”，然后采取谨慎的措施;第二、司法机关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必须仅以维护司法公正为准则，不得有其他任何目的;第三、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即在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相冲突的特定案情中，如果允许公开报道将会给司法公正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四、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它已难以采取其他诸如变更审判管辖或者推迟审判等措施来避开媒体的自由报道，对媒体的限制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办法;第五、司法机关还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仅针对某一具体的案件以及诉讼过程的某一阶段，即它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最低限度的。
司法机关只有在满足以上原则的前提下，其对媒体所作的限制才是合宪、合法、合理的，否则，媒体就有理由认为司法机关对其所进行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
总之，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与协作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选择,媒体报道必须遵循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依法、客观、真实、公正等原则,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媒体监督则应当持宽容、合作的态度,才能保证媒体的监督功能,进而消除自身的腐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维持社会健康而正常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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