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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家族、宗族制度史的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际平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李卿
（一）50年代以前研究概况
早在20年代末，吕思勉率先开始研究我国历史上的家族、宗族问题，其所著《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家族问题的专门史。该书不到2．5万字，但谈到人类社会从“浑然一大群”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演进，谈到姓氏的产生，宗与族的关系，宗法的产生与废弛，谱学的兴衰，宗法与封建的相辅相成关系，谈到汉代以降累世同居与析居问题，以及立继嗣意图的前后变化等等。大凡家族、宗族史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已涉及，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而带有论纲性质。即使如此，它作为我国第一部有关家族、宗族问题的专论，影响仍很深远。后来在其《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4部断代史中都辟有“社会组织”专章与“族制”专节，篇幅较《小史》有所增加，对若干问题的讨论亦较《小史》深入。
关于宗族百口、累世同居问题，指出：风尘澒洞之际，地方豪右往往乘机割据，如沈法兴等即是。而在承平之世，扬历仕途者，其宗亲内外率多互相依倚。依倚官宦之家者，不必皆属同姓，也不必皆系亲族。同居者虽不必父族，然究以父族为主。同居者不必不异财，亦不必不
异爨。同居共财同爨者，尤为当世所称道。当时法令于累世同居者，率以为义而表彰之。然南北朝之世，户高丁多者或出于互相荫庇，故隋文帝反而令州县大索貌阅，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至唐代，因丁多者户等高，赋役随之重，民又多析籍以避之，法令则又禁其分析，凡此，皆不是为风教计。
关于宗法与继嗣问题，指出：“秦汉以前有宗法，秦废封建，宗法与之俱废，萧何定九章，乃变为户法。宗法以宗为单位，户法以户为单位。以宗为单位，有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之说；以户为单位，无某户可绝，某户不可绝之理。故唐律禁养异姓男，户令听养同宗，乃于可以不绝之时，而为之定不绝之法，丧葬令使近亲营葬事，使亲女受遗产，乃于不能不绝之时，而为之定绝法。此乃户法当然之理，固不能以上世宗法之理，用于户法也。”同时又指出：隋唐五代，“宗法久与事势不宜，然士夫尚狃于旧习”，如元德秀以有兄子不娶，柳宗元贬谪仍以嗣续之重不绝如缕为意。
关于谱系之学，认为：时“谱系之学，虽犹不绝，然人之于此，实已无畏之之心，故通假、贩粥等事纷纷而起”。如张说与张九龄叙昭穆，罗绍威厚币结罗隐，与通谱系昭穆，皆“已非尊祖敬宗之义”。
吕氏此著收集了正史中许多有关家族的材料，对后人研究很有启发，可惜没有深入探讨家族形态的前后演变过程。
30年代，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1934年）一书出版，提出了农民的宗族、豪商地主家族、士族家族等概念。认为：春秋以降，随着世禄制度的消灭，贵族组织法之宗法转变为以家长为本位的家族制度，农民氏族组织也分解为“八口之家”、“五口之家”的小农户的家长家族制度。管辖农民的宗族统制也改变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这一类的编户制度。新兴的地主、商人亦取家长本位的家族制。豪商地主的家族，人口包容力大，因而有累世同居的美风。“大地主豪强家族挟持着土地与奴隶的资力，操纵候补官吏的选举，到了魏代（220—265），政府遂定九品中正之法，不啻以法令把选举权交给大族。自此后，家族分为品第，于是有旧门、勋门、次门、后门、役门的分别”。士族的家族，虽包容较多人口，但“仍小于古代的小宗”。“唐代的士族已渐沦落，但仍在众心所嫉之中，力自挣扎”。
关于家族的范围与族居问题，陶希圣认为，唐代的家族“在法律上以同籍者为范围。至于期亲，虽不同籍，也视为同籍”。“东汉至唐，再见族居的繁盛。五代以后，族居现象也瓦解了”。“大地主家族既经崩坏，则一般的家族，当然没有多少人口包容在内。一个家族，大抵只是祖父母父母及其子孙，并且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或异财，成了有力的倾向”。
关于宗法，陶希圣认为：“宗法是氏族制度的一种。”宗法的特征，第一是父系的，第二是父权的，第三是父治的，第四是族外婚制，第五是长子继承。前三者为主要特征。关于宗法制度的变迁，陶希圣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封建制度（引者按，此指分封制）正盛的西周到春秋时代，也正是宗法的时代，而宗法乃是封建贵族的亲属组织。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瓦解，宗法制度也开始变迁。从战国到五代，在经济构造以大土地私有制度为特征，在亲属组织以族居制度为特征。自此以后，族居制渐变为家长制之家族制度。近三十年，则家族制渐次分解，而进于夫妇制之家制。”陶希圣还认为：春秋战国以后，“宗法已成为抽象的系统。宗子没有了，宗庙不复由宗子独占主祭权”。唐宋以后，抽象的宗法也有一定变化，表现在丧服服制的变化，反映了宗法观念的稀薄。
40年代，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4年）出版。该书大体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中国家族社会的特性，第二部分讲中国家族社会的演变。作者认为，中国家族社会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宗法精神。它包括孝、悌、贞、顺，同居共财，尊嫡立嗣，尊卑男女名分，家长权威以及家族仪式。家族的规模可以包括“九族”，家族仪式包括冠、婚、丧、祭等等。
作者将家族制度的变迁分成三个阶段：始干周代的宗法家族社会，始于宋代的宗族家族社会，始于清季的家族社会。周代是中国式家族社
会之创制与兴盛时期，宋代为中国式家族社会之中衰与复兴时期，亦即家族制度由纯贵族支配的家族制度演变为“民众化”、“普遍化”的家族制度时期，清季则为中国式家族社会之衰落与崩溃时期。而唐代则处于宗法家族社会“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时，亦即宗族式家族社会行将兴起之时。其时，“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早经分解为分居异财的小家庭”，虽然政府禁别籍、异财，奖励张公艺、刘君良辈之家族同居共财，然实效亦微。
高达观此著从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法律基础三个方面分析家族制度演变的原因，其中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尤为重视。例如，作者论宋代家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从“唐代以后，农具进步，水碓之普遍使用便是农具改进的先声，由此而水力转动的翻车及筒车，渐次发明，灌溉及施肥的技术进步甚大”谈起。
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学者从法律或仪礼角度研究我国家族、宗族制度。如诸桥辙次《支那の家族制》（大修馆书店，1940年）一书就是“以不变的家族的仪制为基础，考察中国社会的一面”。其所述仪制包括婚、丧、祭祀、宗庙、名字讳谥、亲属关系、姓氏等。其中一些内容与家族、宗族制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九族范围、宗法、宗庙制度等，惜很少援引隋唐资料。
又如仁井田陞于1937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1942年出版《支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