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特征——文学自觉鲁迅在他的著名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学的自觉”是本时期文学的最主要的特征。
贯串整个魏晋南北朝，大约经过三百年才实现。
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论文》）他所说的文章，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诗、赋等文学作品。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高到“大业”、“盛事”的高度来看待。
这个情况与汉代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区别。
汉武帝虽然也喜欢文学，他的身边确实也聚集了一批文学家，但只不过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
而他的喜欢文学，更多的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作用。
所以说，汉代文学还未走向自觉，还未取得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与地位。
对文学的重视还表现在一些学者文人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品评。
如梁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南朝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钟嵘的《诗品》等。
文学观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
一些文学批评家著书立说，专门对文学进行品评、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主要的贡献：（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妙，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有了对各种体裁的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新的文学思潮，就是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求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及价值。
《文选》列各种文体为37类，《文心雕龙》把文章分为33类，而且将这些类又归纳为两大类：文与笔。
《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浅析曹丕《典论·论文》作者：陈建青康东芳来源：《群文天地》2008年第12期曹丕的《典论·论文》产生于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曹丕《典论·论文》的创作目的（一）文学目的关于曹丕《典论·论文》的创作动机，曹丕在《典论·论文》开篇时有明确说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说要求君子“审己度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欣赏对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样就可以免于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毛病。
可以看出，这是曹丕站在文学家的立场上，从文学的角度创作而成。
（二）立言目的曹丕写作《典论·论文》还具有非常强烈的立言目的。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周彡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数起,士人周彡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这段话已经明确道出《典论·论文》写作的立言目的，即通过文章传名于后世，“可以不朽”。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谈到他认为的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可以说，对身后不朽名声的追求，是古代文人的梦想，是他们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
而“立言”是实现不朽的最高途径。
二、《典论·论文》的内容曹丕的《典论·论文》探讨的内容却相当广泛，在中古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问题、文体问题都已被涉及。
（一）关于文学的价值曹丕十分重视文学（包括诗赋、诔铭、书记、奏议等广义上的文学概念）的价值，他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把文章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空前的高度。
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时期？对于“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时期”的理解主要有有三方面，一是“摆脱附庸”，如：“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
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萧统编辑《文选》，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南朝文人试图通过“文”与“笔”区分来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类型，刘勰《文心雕龙》说当时的“常言”即一般意见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二是认为此时的文学同时最为集中的表现出来文人化、个性化、抒情化与审美化的特征，“文学自觉就是对文学的形式化、审美化、个性化特征的自觉”。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代人也指出辞赋具有“丽”的特点，这些都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看作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而未能独立发展。
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明确。
《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经明确文学的特性。
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作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了“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学观的束缚，在这篇《文赋》中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了；《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涉及情采、声律、比兴、夸饰等等方面，有意识地追求了文学的艺术美感和生命活力，标志了文学自觉，在克服了玄学思潮对文学过度的侵蚀之后，南朝文学再度接续了自建安以来文人文学注重华美的传统，并将之推向唯美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