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77——1996）之一(一)1979年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本文试就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与不足，以及大家所关注的若干学术问题讨论情况稍作重点评介。
一、主要成就与不足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主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说明：1]（1）、发表的学术论着数量激增。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着约有600种，其中仅1986~1995年这十年间出版的就达500多种，是1949~1978年这三十年出版同类书数量的5倍多。
这一时期除原有的《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别主办的《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这三种专业刊物先后问世。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创办）、《近代中国》（上海中山学社创办）等不定期刊物也相继出版。
这些刊物的创办，大大拓宽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论文的发表园地，促进了这一学科的繁荣。
这一时期在上述刊物，以及在其他经济类、文史类、社科类刊物上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约有5000多篇，占建国以来本学科发表论文数的90%以上。
其中，1986~1995年十年间发表的论文数近4000篇，约是1949~1978年这三十年间发表同类论文数的6倍半。
在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及台港学者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着的工作方面，这一时期也比以前有明显的进展，有力地促进了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大陆的学术发展。
这一时期有关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成就也很大。
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航运、盐务、商务等部门和行业史资料书，英美烟草公司、满铁、鞍钢、伪满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汉冶萍、裕大华、大生、刘鸿生企业、吴蕴初企业等大型企业史料书，关于旧中国海关、海关锐收和分配统计、清代外债、民国外债、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天津商会、苏州商会、南开经济指数资料、自贡盐业契约、张謇档案、盛宣怀档案、自然灾害档案资料等专题资料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晋冀鲁、晋绥、太岳、太行、东江、鄂豫皖、湘赣、闽浙赣、东北解放区、华中抗日根据地等根据地财经史料书相继出版；不少地方政府及业务部门也组织力量，编纂本地方本部门史志，所出版的地方工商史、农林史、金融史、财政史、港史、公路史、邮政史等资料书更是面广量大，不胜枚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编纂了数十卷通史性资料书《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
这些都为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更为厚实的史料基础。
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经济史有关专题的工具书，如《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等，也为本学科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2）、在培养经济史研究人才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文革”十年浩劫，给中国经济史研究队伍带来很大破坏，造成了严重的人才断层。
8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四川、甘肃、辽宁等地一些高校的教师们相继编写了一批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其中不少是经过反复修改、精心提炼的力作，它们帮助青年提高了对国情的认识，并为经济史人材的培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些年轻学者努力进取，许多老专家为年轻学者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各地社会科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专门人才，这对于填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人才断层，增添新生力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有较大的扩展。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着，以揭露和批判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批判本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剥削为主。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人员主观上思想逐步解放，视野日益扩大，因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先前研究较多的一些课题如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近代工业、中国资产阶级、洋务运动等，探讨继续深入，发掘了一些新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通讯业、财政、金融、民族市场、城市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人物评传等方面，研究论着大大增多，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
例如，在货币金融史方面，既有从宏观上考察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金融业管理、地方银行史、晚清钱庄和票号、外资在华金融势力等方面的研究论着发表，又有从微观上剖析一些近代著名银行及其他金融企业的专着出版；在城市经济史方面，有关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经济史的专着最近几年接连问世，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过去几乎是研究空白的近代企业制度、人工经济、华侨投资、房地产业、国际收支、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市镇经济史、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等方面的课题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研究正在不断深化。
过去的研究较侧重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民国以后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关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国民党官僚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形成热点，民国经济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正在开展，专论民国经济史的学术著作接二连三，不断问世。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更加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或者给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历史的透视，例如上海的经济史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加强了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化、市场发育及企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造成较大的反响。
这样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新视野来研究经济史，将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给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2]（4）学者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再认识，展开了较为活跃的讨论。
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转绕有关洋务运动的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传统经济与近代化、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及不同类型资产阶级的评价、旧中国政府干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仅有关洋务运动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先后召开了六次。
近几年关于近代农村经济、近代市场体系等问题的讨论又开展起来，有关区域经济史、行业史、企业与企业集团史、经济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更加广泛深入。
例如，国内学术界有关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研究活动就曾多次形成热潮，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几年在江苏就已开了两次。
与对外经济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近代海关史研究在进入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学者们围绕旧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近几年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国海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后，其中的近代经济史分会（后改为专业委员会）也组织了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讨论活动。
这些学术讨论活动对于开阔人们视野，深化对经济史有关问题的认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及研究内容的深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专着。
其中，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都是集国内多位经济史专家之力，历时数十年而成，在较高的层次上总结了以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到不少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好评。
前者用翔实的资料，系统而精辟的分析，再现了1840～1894年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的演变过程，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吴玉章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后者重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近代经济发展变化进行了总体考察，获199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这些学术价值较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其他专着还有很多，可谓精彩纷呈，但因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出。
（5）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本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
有关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社会功能等的讨论，近二十年来仍然在继续进行；而关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在这一时期相对来讲更受大家关注。
中国经济史学会两任会长严中平、吴承明都曾就方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中从学科性质、治学作风、选题、积累资料、分析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老专家们的经验，他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要多作比较，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要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提出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提出新材料、运用新方法）。
吴承明赞杨了严中平重倡“四新”之举，他自己也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对文献学、考据学、历史唯心主义、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经济史研究方法作了评介。
他认为研究经济史应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取不同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没有高下、优劣之别。
他较为详细地探讨了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并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他多次强调了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的重要性，他希望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凡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
但他认为，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它检验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
3]对定量分析越来越重视，并就有关经济史研究计量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一大进展。
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既缺少又散乱，给计量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种困难，在经济史计量方法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侧重于“大胆创新”，例如南开大学的刘佛丁提出必须改变“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而却步的状况”，他认为“在我们惯用和尚不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应侧重于提倡、引进和运用后者。
4]他和王玉茹等同事在引用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同时，较多地运用了计量方法，引人注目。
另一种意见则较为强调“谨慎”，例如在1985年北京和上海分别发表的彭泽益和唐传泗的两篇文章就很有代表性。
彭文指出计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涉及学风问题”。
文章详细论述了计量研究的复杂性，探讨了处理数量关系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并告诫研究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字游戏”。
唐文对有关近代经济史数字资料的搜集、考察、审定和加工整理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数字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而工作上必须精细小心，强调搞计量研究应先要打好数字资料基础工作。
后来章有义也从农业史计量研究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告诫。
5]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强调应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之中，有不少人很了解计量研究的重要性，并在经济史计量研究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