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道德建设的儒学文化源流_朱光磊

【公民道德建设】论公民道德建设的儒学文化源流朱光磊　李兰芬＊ 〔摘要〕　中国的公民道德是中国既有文明历史的自觉延续，尊重、整合和传承历史传统所有好的知识和经验将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路径。

在源与流的双向层面上发掘出公民道德的建设契机和本土文化资源，不但在思想传承上更显理论厚度，而且可以在具体实践上获得更大的民族认可度。

在批判吸收儒家德目的同时，需要以儒学的生活世界作为背景来展开，方能真正找到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之根。

〔关键词〕　公民道德　儒学　契约　生活世界　公民儒学〔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７３－０６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任务的高度，但究竟应当如何建设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颇具争议。

事实上，公民道德建设牵扯到古今中西复杂的文化问题。

就谱系学意义上说，公民道德是较早发生于西方社会却具有某种普世价值的社会道德类型。

因此，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既要善于归纳公民道德的抽象普遍性，更要注意依附其上的西方的历史文化特质；既不能执有纯粹的拿来主义，更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可以会通之处，在源头上触发其普世思想的开启之机。

因为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终归是中国既有文明历史的自觉延续，尊重、整合和传承历史传统所有好的知识和经验将成为公民道德建设依赖的文化路径。

在源与流的双向层面上，发掘出公民道德的建设契机和本土文化资源，不但在思想传承上更显理论厚度，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也具有更大的民族认可性。

本文将聚焦于从儒学传统文化中寻找和汲取公民道德建设的本土思想资源。

儒学文化作为无形资源与公民道德建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首先，虽然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思想核心的儒学文化对于当下中国公民道德观的影响具有天然性倾向，但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演进，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形态本身也变得极为复杂，其功过是非也褒贬不一。

其次，以信仰天理良知人格境界为特征的儒学传统文化到底能否支持以关注社会平等正义为取向的公民道德建设？如果能，内容和条件有哪些？公民道德建设到底能否引领儒学文化的现代转型？如果能，方法和路径在哪里？我们是应该指望儒学文化来建设公民道德，还是应该寄希望于建设公民道德来批判性传承儒学文化？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关乎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问题。

如果儒学传统文化可以对公民道德建设产生支持性的影响，公民道德建设就赢得了民族的认可性；如果公民道德建设能够有效引领儒学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成功实现了儒学文化由传统遗产向文化资本的时代转型。

一、对话儒学：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路径近百年来，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传统＊ ＊　作者简介：朱光磊，苏州大学哲学系讲师（江苏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李兰芬，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１０ＡＺＤ０２６）。

帝制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民主、科学的呼声逐渐深入人心。

儒学一度被视为落后、反动、封建、专制的产物而遭到批判指责。

儒学俨然成为阻碍现代性的反动力量，它既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又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

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帝制的推翻使儒学失去了肉身的依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使儒学泯灭了灵魂的维持。

儒学成为既死之物，仅仅存在史学研究的价值。

然而，文化发展的要义在于自身的不断回溯与更新。

而反省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历程，中国人急于抛弃旧的包袱，吸收西方文化，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

切断自身源头的方法导致了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东西没有被中国人自己认可，名义上追寻现代化的中国人实际上踏上了西化之路。

在此期间，现代化占有显性话语霸权，而中国性仅仅是抵御西方文化的外铄之物，缺乏自身本有的源头。

这种彻底的拿来主义在初始阶段或许具有一定的实际效用，但长此以往则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上导致“事事不如人”的自卑心态。

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会大大降低，缺乏崇高则转投实效，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之风也暗暗滋生。

以传承优秀文化资源建设公民道德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公民道德建设理念和文化路径。

中共十六大将“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三大原则之一；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中又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要求；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的发展目标。

以传承优秀文化资源建设公民道德的文化路径也为学界所青睐。

绝大部分学者跳出了唯心唯物的范式束缚，以更为多元的文化心态对儒学传统采取了同情之了解的研究态度。

以港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儒学也有很好的对话和融合。

早在１９５８年，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就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宣言》主张中国文化是活的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而不是博物馆中的死的化石。

《宣言》声称：“如果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

然而由此遽推断中国文化为已死，却系大错。

这只因从死的眼光中，所看出来的东西永远是死的而已。

然而我们仍承认一切以死的眼光看中国文化的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其精神生命是活的，其著的书是活的精神生命之表现。

我们的恳求，只是望大家推扩自己之当下自觉是活的之一念，而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亦是继续不断的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则由此研究所得的结论，将更有其客观的意义。

”［１］契于现代新儒家等文化学者的不懈努力，儒学思想近年来在台湾社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也打下了较为厚实的民意基础。

近年来大陆的国学复兴运动、私塾与读经运动，虽以反思和弥补应试教育中道德教育的缺位而出场，但在客观上也激发了儒学文化新的生命活力。

公民道德建设在当下中国的开展，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径，另一方面也是激活儒学资源的重要契机。

尽管儒学的心性学不等于公民道德的道德理念，外王学也迥异于公民道德的公民理念，但这些差异为新的诠释和融合准备了一定的、彰显未来理论开展方向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张力。

因此，在中国当下建设公民道德、讨论道德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儒家的心性学说和外王学说，以找寻到可资传承和借鉴的本土思想方法。

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建设真正具有中国性的公民道德，必须自觉选择“对话儒学”的文化路径。

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不断与传统儒学进行平等对话。

五四运动与“文革”的举动现在看来都是强作儒学为某种标签化的对象，从政治需求出发进行批判打击从而树立新的意识形态模式。

这些运动在标签式地片面解读儒学的同时，也相应地暴露了自身的片面。

只有在真正平等的对话立场上，双方才不至于工具性地将对方置于死地，而是能够相应理解对方学说的真正涵义，从而展开建设性的理论批判和会通融合。

由此，儒学、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可以从对立走向融合。

儒学也可以在此氛围中得到新的发展。

事实上，儒学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绵２０１３年第５期延了两千多年，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都已伴随着汉语言文字、传统习俗渗透到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重要因素。

激活此一文化因素则为传统的回归开启一扇大门。

在此必须警示的是，传统回归并不是完全回到古老的陈迹而拒绝西方与现代性，而是在继承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来面向西方与现代性，这可谓是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道路。

二、儒学的德目与德性、私性与公性近年来关于中国公民道德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成果问世。

学术界从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

伴随理论研究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向深化，儒学思想已经由一种化石般的遗产转变成公民道德建设的活的文化资源。

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表明，学界研究侧重于儒家德目的历史继承性，肯定了儒学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意义。

瞿林东认为：“儒家伦理中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在今天仍然可以被我们所借鉴，用来丰富我们的道德内容，推动我们道德教育的发展……在做人的准则方面，仁、义、诚、信是最基本的……儒家伦理中讲修身的地方也很多，其中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修身之中寄寓着远大的社会理想，即把个人修身的价值同国家、天下的命运结合起来，反映了儒家伦理中关于人的社会责任、社会理想的本质所在。

”［２］以此肯定儒家德目具有直接继承性的社会现实价值。

张岱年先生则从儒家伦理所具有的超时代、超阶级倾向肯定儒家德目的文化价值。

他认为儒家德目“最显著的就是信、义。

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

义，就是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财产，尊重公共财产。

信、义，在当今社会更应该讲。

……其次，是儒家所讲的恕或恕道……在人民内部，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

以上两条是最基本的生活规则，要特别重视”［３］。

信、义原则即是人的自我的善性的确立，而忠恕之道则承认他人的善性，在承认他人善性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良性的互动。

张岱年先生主张在吸收儒学资源的同时，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扬弃，对于那些僵化的仅具历史价值的规则需要批判和抛弃。

“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

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

”［３］（４－５）笔者认为，儒学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对话除了德目上的继承性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作进一步的拓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儒学的德目与德性。

公民道德对话儒学的道德学说不能止于德目，而需进至德性。

当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发自此人的真实的自我意识。

此自我意识没有遭到外在强力或者其他目的的制约，意识本身即是目的，并且此人同时为自我意识所抉择的行为的责任主体。

如果此人由于其他原因而选择道德行为，即此种道德行为仅仅成为满足其他原因的手段或者工具之时，那么，这种道德行为就很难说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道德行为。

德目具有概念化的规范性意义。

一定的德目规范总是要求人们针对特定的对象而培育和选择相应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换句话说，德目的规范性意义需要遵循德目的人的内在的德性支持，缺乏内在德性支持的德目很容易蜕变为没有生命力的外在的概念规则。

儒家所言说的德目就是一种强调自我意识的德性支持下得以实施的德目系统。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自我意识对于善性的追求才成为道德行为自身的绝对律令。